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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的理想是进入北京国安队，像把那英弄大肚子连女儿都生了出来的高峰一样满场飞奔，踢假A，收黑金，凡是去到哪个城市比赛就把哪个城市的女球迷弄上床，如果运气好混进了国家队，在关键比赛中要争取扭转球迷们对中国球员“射门不行，**厉害”的不良印象，挣到500万就退役。
我曾经为自己设计过和现在完全不同的人生，十分不幸的是我有一个脾气暴躁、性格固执的老爸，他在我高一的时候勒令我从体校回到普通中学上课，我曾激烈抗争过，连遗书都写好了，却被他弄到密云的大山上关了两个月禁闭。我妈在这件事上也助纣为虐，有违她一贯以来的慈母形象，他俩软硬兼施，亲密合作，最后终于迫使我投降了。我投降的主要原因是受不了山上的蚊子，再不投降，我就要被叮成腊肉干了。我爸妈就是通过这种从**到精神的双重折磨，无情地把一个可能是高峰和郝海东之后中国最好的射手扼杀在摇篮里。
我自小就讨厌学校，憎恨上课，我认为全中国的学校最大的作用就是把学生改造成一堆毫无个性、毫无创造力的罐头，我对成为这种工业产品缺乏兴趣。在学校里呆着，除了虚度光阴、自杀生命，什么也学不到。我的学习成绩不好，因而高考落榜也在预料之中。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我本来计划偷渡去俄罗斯，再也不回来，无奈我爸的侦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再次把我的人生梦想毁于萌芽状态。在这件事上，我妈再次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并且费了牛大的劲，花了6万块钱把我弄进北京一所三流大学。她苦口婆心地劝我好歹要把这个书读完，混个文凭，将来好找份工作，娶妻生子云云。我虽然稀烂，却是个孝子，不愿看到我妈的白发与日俱增，只能咬咬牙答应了。一想到在我最好的年华，仍要在枯燥乏味的校园里度过，我就感到悲哀。
我的一生总是被一些打着为我好的幌子的人肆意安排，并被设置得了无生趣。生而为人，我感到十分失败。如果来世能做王小波笔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我会毫不迟疑地答应造物主。因此，我是以一种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的心态踏进大学校门的。
和我一起劳改的还有我的好兄弟郁繁星。我给郁繁星取了个外号叫鱼贩子。说起我和鱼贩子之间的故事，可以从穿开裆裤说起。我们的老爸都是从部队转业的，我俩在同一个月同一个医院出生，从小在一个大院长大，从4岁开始亲密无间地合作偷部队种的苹果和板栗；8岁开始带领我们院的小孩和航天院的小孩打架，曾把一10岁大的男孩打成脑震荡，我们的父母倾家荡产地陪了6000块，那时我爸一个月工资才400多。我俩最臭名昭著的事情发生在13岁那年，有一次校花苗红去解手，为了一睹校花屁股的芳容，我俩爬到厕所后面那棵桂树上，为了看得更全面更透彻，我俩冒险爬到一株伸进厕所里的树干上，像两块腊肉似的挂在那儿。正当我们看得起劲的时候，令人扫兴的事情发生了，树干断裂，我俩跌进尿池里，把正在尿尿的副校长和苗红溅得一身是尿，同时把她俩惊得目瞪口呆，就那么端着屁股让我们瞧了个够。这件事情的后果是我和鱼贩子同时被记两次大过并留校察看一年，所有人都预言我俩的未来会在监狱里度过，有的还打赌说我俩最后的归宿一定是靶场，但我俩毫不在乎，一致认为：值。因为不管是苗红还是不到30岁的副校长，都是我们学校里公认的美女，一大一小俩美女一动不动让你看那么久，还不值啊？
鱼贩子在我们院里名气比我还大，他上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上课讲解“乳鸽、乳猪”的里面的“乳”的含义，说那是小的意思，然后点名叫正在打瞌睡的鱼贩子起来用这个字造句。鱼贩子急中生智，说，我家住在一个小小的**里，每次放学回家都要经过一条小小的乳沟，如果我回去太晚，我爸就会拿鸡毛帚打我的**，打得我满头是包。把那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美丽的女老师气哭了，课也不上了，脖子一梗扭头就走。初二的时候有一次吃课间餐，鱼贩子排队打饭，帮我也打了一份，那天有卤蛋，他打了两个，后面一个女生见他把最后两个卤蛋都打了，就央求他说，你能不能卖一个蛋给我？鱼贩子面无表情地摇摇头，很酷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我的蛋从不单卖。后面排队的男生队伍爆发出一阵哄笑，把那个女生羞得恨不得当场自杀。我和鱼贩子高中之前的少年时代是无比美好和令人怀念的，我时常认为，这样的人生才不枉一过。可惜，人生匆促，美好的时光总是太短暂。
我所学的专业是机电，主要与各种奇形怪状的电路、机械打交道，然而直到大一下学期快结束，我连灯都还不会换，属于低分又低能的类型。鱼贩子念的是自动控制系，情况跟我基本类似，除了能控制自己的大小便不失禁，其他的什么都控制不了。
直至遇见蓝蔚渝，她像一缕明媚透亮的上帝之光射进我惨淡灰暗的生命里，我才知道除了受罪之外，活着还有别的主题。
那是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半轮残月的清辉穿透薄薄的云层，洒在静谧的北京城里，空气里荡漾着淡淡的花香。在所有的言情里，这是一个注定有故事要发生的夜晚。
当天晚上，十点钟左右，我和鱼贩子做枪手去北大踢了一场夜球，一人拿了100块钱。鱼贩子搬了新家，就在海淀，他直接回了家。我回到学校洗完澡后呆在宿舍里，其他同学都上自习去了，和我蛇鼠一窝的猫佬和老妖也不知死哪去了，我无事可做，百无聊赖，感觉自己在这个学校里十分多余。这时，宿舍外面的大喇叭嗡嗡直响，开始播音。原来，操蛋的美国一架侦查机在黄海把我们的一辆军用飞机撞得机毁人亡，他们的飞机却安然无恙地降落在我国领土内，学校让我们上街游行抗议示威去。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听到这种煽动性的消息，我十分激动，激动的原因不是爱国，也不是痛恨美帝国主义，主要是我有事可做，不用早早上床等待遗精了。
我小时候的理想是进入北京国安队，像把那英弄大肚子连女儿都生了出来的高峰一样满场飞奔，踢假A，收黑金，凡是去到哪个城市比赛就把哪个城市的女球迷弄上床，如果运气好混进了国家队，在关键比赛中要争取扭转球迷们对中国球员“射门不行，**厉害”的不良印象，挣到500万就退役。
我曾经为自己设计过和现在完全不同的人生，十分不幸的是我有一个脾气暴躁、性格固执的老爸，他在我高一的时候勒令我从体校回到普通中学上课，我曾激烈抗争过，连遗书都写好了，却被他弄到密云的大山上关了两个月禁闭。我妈在这件事上也助纣为虐，有违她一贯以来的慈母形象，他俩软硬兼施，亲密合作，最后终于迫使我投降了。我投降的主要原因是受不了山上的蚊子，再不投降，我就要被叮成腊肉干了。我爸妈就是通过这种从**到精神的双重折磨，无情地把一个可能是高峰和郝海东之后中国最好的射手扼杀在摇篮里。
我自小就讨厌学校，憎恨上课，我认为全中国的学校最大的作用就是把学生改造成一堆毫无个性、毫无创造力的罐头，我对成为这种工业产品缺乏兴趣。在学校里呆着，除了虚度光阴、自杀生命，什么也学不到。我的学习成绩不好，因而高考落榜也在预料之中。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我本来计划偷渡去俄罗斯，再也不回来，无奈我爸的侦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再次把我的人生梦想毁于萌芽状态。在这件事上，我妈再次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并且费了牛大的劲，花了6万块钱把我弄进北京一所三流大学。她苦口婆心地劝我好歹要把这个书读完，混个文凭，将来好找份工作，娶妻生子云云。我虽然稀烂，却是个孝子，不愿看到我妈的白发与日俱增，只能咬咬牙答应了。一想到在我最好的年华，仍要在枯燥乏味的校园里度过，我就感到悲哀。
我的一生总是被一些打着为我好的幌子的人肆意安排，并被设置得了无生趣。生而为人，我感到十分失败。如果来世能做王小波笔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我会毫不迟疑地答应造物主。因此，我是以一种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的心态踏进大学校门的。
和我一起劳改的还有我的好兄弟郁繁星。我给郁繁星取了个外号叫鱼贩子。说起我和鱼贩子之间的故事，可以从穿开裆裤说起。我们的老爸都是从部队转业的，我俩在同一个月同一个医院出生，从小在一个大院长大，从4岁开始亲密无间地合作偷部队种的苹果和板栗；8岁开始带领我们院的小孩和航天院的小孩打架，曾把一10岁大的男孩打成脑震荡，我们的父母倾家荡产地陪了6000块，那时我爸一个月工资才400多。我俩最臭名昭著的事情发生在13岁那年，有一次校花苗红去解手，为了一睹校花屁股的芳容，我俩爬到厕所后面那棵桂树上，为了看得更全面更透彻，我俩冒险爬到一株伸进厕所里的树干上，像两块腊肉似的挂在那儿。正当我们看得起劲的时候，令人扫兴的事情发生了，树干断裂，我俩跌进尿池里，把正在尿尿的副校长和苗红溅得一身是尿，同时把她俩惊得目瞪口呆，就那么端着屁股让我们瞧了个够。这件事情的后果是我和鱼贩子同时被记两次大过并留校察看一年，所有人都预言我俩的未来会在监狱里度过，有的还打赌说我俩最后的归宿一定是靶场，但我俩毫不在乎，一致认为：值。因为不管是苗红还是不到30岁的副校长，都是我们学校里公认的美女，一大一小俩美女一动不动让你看那么久，还不值啊？
鱼贩子在我们院里名气比我还大，他上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上课讲解“乳鸽、乳猪”的里面的“乳”的含义，说那是小的意思，然后点名叫正在打瞌睡的鱼贩子起来用这个字造句。鱼贩子急中生智，说，我家住在一个小小的**里，每次放学回家都要经过一条小小的乳沟，如果我回去太晚，我爸就会拿鸡毛帚打我的**，打得我满头是包。把那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美丽的女老师气哭了，课也不上了，脖子一梗扭头就走。初二的时候有一次吃课间餐，鱼贩子排队打饭，帮我也打了一份，那天有卤蛋，他打了两个，后面一个女生见他把最后两个卤蛋都打了，就央求他说，你能不能卖一个蛋给我？鱼贩子面无表情地摇摇头，很酷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我的蛋从不单卖。后面排队的男生队伍爆发出一阵哄笑，把那个女生羞得恨不得当场自杀。我和鱼贩子高中之前的少年时代是无比美好和令人怀念的，我时常认为，这样的人生才不枉一过。可惜，人生匆促，美好的时光总是太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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