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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城里另外还有好几个这样的隔离营，由于对它们缺乏直接的消息来源，所以笔者为了审慎起见，就不能再多谈了。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提一下，那就是这些隔离营的存在，从那儿散发出来的人的气味，黄昏时刻高音喇叭的巨大的响声，围墙的神秘感，以及人们对这些被摈弃的地方的恐惧，这一切已成了市民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使得大家更加惊慌失措，忧虑不安。他们与市政当局的摩擦和冲突事件都随之增加了。
到了十一月底，早晨的天气已变得很冷了。倾盆大雨把路面冲刷得干干净净，雨过后，天上也好似洗过一样，看不到一丝云彩，晴空下，雨后的路面闪闪发光。每天早晨，一轮淡淡的太阳在寒冷的空气中把明亮的阳光倾泻在这个城市上空。相反，到了傍晚时分，天气又回暖了，这正是塔鲁所选定的同里厄医生谈心的时间。
一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在度过了漫长而累人的白天后，塔鲁陪里厄到那个患气喘病的老人家里去出诊。在陈旧的住宅区的房屋上空映照着柔和的星光，一阵微风悄悄地吹过黑暗的十字路口。两个人走过了一段宁静的路程，来到了这位老人的家里。老人谋煤不休地告诉他们说，城里有些人同市政当局不和，说那些油水大的美差总是落到某些人手中，说老是冒着危险的人总有一天也要轮到自己倒霉。老人还搓着双手洋洋得意地说，看来可能还要大吵一场。在医生护理他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评论着时局。
他们听到在他们上面有人走动的声音。病人的老伴发觉塔鲁显出很想打听一下的样子，于是就向他们解释说，有些女邻居在平台上。他们同时也了解到，从平台上看出去，风景很优美，以及屋子的平台往往是有一面与另一幢屋子的平台相连接，这样，街坊上的妇女们就可以足不出户而相互串门。
“是啊，”老人说“你们上去看看，那儿空气很好。”
到了上面，他们发现平台上空无一人，放着三把椅子。从一边望去，目力所及，只见一排排的平台向远处延伸，最后与一个黑趣越的、像岩石般的巨大物体相接，他们认出了这是他们所能看到的第一座山同。从另一边望去，越过几条街和那隐没在黑暗中的港口，可以一直看到地平线，那儿海天一色，波浪起伏，隐约可见。在远处，他们知道，那是悬崖，再远一些，一束微光总隐忽现，很有规律，他们看不见那发出微光的物体：这是航道上的灯塔。它自今年春天以来，一直在向绕道驶向其他港口的船只发出信号。风吹云散，夜空明净，皎洁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遥远的灯塔上的微光犹如一掠而过的银灰色微尘，不时闪过星空。微风吹来了芳草和石头的气息。四周一片寂静。
“这天气真舒服，”里厄边说边坐了下来“好像鼠疫从来没有到过这儿似的。”
塔鲁转过身去，背对着里厄，眺望大海。
“对，”他隔了一会儿说“天气真舒服。”
他走到里厄身旁坐下，并仔细地端详着医生。微光在天边出现了三次。一阵餐具碰撞的声音从街道的深处传到他们的耳边。屋子里一扇门“砰”的响了一下。
塔鲁用非常自然的声调问道：“里厄，您难道从来也不想知道我究竟是谁？您把我当作朋友吗？”
里厄回答说：“我是把您当作朋友的。不过，我们过去都没有时间。”
“好，这就使我放心了。您愿不愿意把现在这会儿作为是我们共叙友情的时刻？”
里厄向他微微一笑，作为回答。
“那么，好吧”
在几条街以外的地方，有一辆汽车好像悄悄地在潮湿的路面上滑行了好一阵子。汽车开走了，跟着，从远处传来的一阵模糊的惊呼声再一次打破了寂静。然后，四周又恢复了宁静，陪伴着他们两人的只是静悄悄的天空和星星。塔鲁站起身来，坐在平台的栏杆上，面对着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的里厄。一眼望去，只见一个魁梧的身形像一张剪影似地贴在星空中。他讲了很久，下面是他讲话的大致内容：
“里厄，我们简单地谈谈吧。在熟悉这个城市和遇上这次瘟疫以前，我早就受着鼠疫的折磨。可以说我跟大家一样。但是有人却并不觉察或者安于现状，也有人觉察到了因而寻求摆脱。而我就是一直想求得摆脱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带着天真无邪的思想，也就是说，脑子像一张白纸似地过日子。我不是那种苦恼的人，我开始过得很不错，一切对我来说都相当顺利：我智力也挺好，我很能获得女人的好感，如果说我曾经有过某些忧虑的话，那么它们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一天，我开始思索了。现在
“应该跟您说，我当时不像您那样穷。我父亲是代理检察长，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职位。可是，他没有官架子，因为他天生是个老好人。我母亲是个纯朴而谦逊的妇女，我一直很爱她，不过我总是不大愿意谈起她。平时，我父亲慈祥地照管我，我甚至相信他一直在想方设法了解我。他有外遇，这一点现在我可以肯定，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气愤。他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都很合乎分寸，毫不令人反感。简单地说，他不是一个古怪的人c现在他已去世，我觉得，如果说他在世时没有像一个圣人那样生活的话，那么他也不是一个坏人。他介乎两者之间，就是这样。他是那种类型的人，能引起别人不过分的亲切感，而且经久不衰。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谢克斯旅行指南是他爱不释手的一本书。我并不是说他经常旅行（只有在假期中，他才到布列塔尼省去，因为他在那里有一幢小别墅），而是说他能精确地告诉您巴黎一柏林列车的出发和到达的时间，从里昂到华沙的中途换车时间，以及您要去的各大首都之间确切的距离为多少公里。您能说出从布里昂松到夏蒙尼怎么走吗？即使是一个站长也记不清楚。但是我父亲却能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做这样的练习，以便丰富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并为此而感到骄傲。这也使我感到很好玩，于是我就经常向他提问，而且当我在谢克斯旅行指南里核实了他的回答和承认他没有搞错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些小小的练习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因为我成了他的一个听众，对于我的这种好意，他很承情。我则认为，他在铁路行车时刻方面的这种才能，并不亚于其他方面的才能。
“但是，我讲得有点忘乎所以，对这位正直的人的估价可能太高了些，因为，归根结底，他只不过对我的决心有过一种间接影响。充其量是他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在我十七岁的那年，我父亲曾邀请我去听他发言。这是在刑事法庭审理的一起重大案件，因此，当然(口罗)，他想露一手，显一显他的才华。我现在也认为当时他想通过这种开庭仪式，这种能震动和唤起年轻人的想象力的仪式，来鼓励我继承父业。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这会使我父亲高兴，也因为我当时也很好奇，想在一个不同于家里那样的场合下，看看他是以什么姿态出现的，听听他讲些什么话。除此以外，我没有其他的想法。那时，我一直认为开庭的情况，如同每年七月十四日的国庆检阅，或者学期结束发奖一样，是很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我当时对这方面的概念很抽象，它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安。
“但是，那天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罪犯。我认为他确实有罪，至于犯的什么罪，这无关紧要。罪犯是个矮个儿，三十岁左右，红棕色的头发，一副可怜相。他看上去已下定决心要承认一切，他似乎对他所做的一切以及对他将受到的惩罚是那样的胆战心惊，以至于几分钟之后，我的注意力全部都被吸引过去了。他的样子像一只在强烈光线照射下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他的领结歪在一边，他只啃着一只手的指甲，他那右手的指甲总之，我不必再多讲了，您当然知道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是，我却直到那时才突然发现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只是用那种‘被告’之类简单的概念去想他的。我不能说那时候我忘记了我父亲在场，不过我好像内脏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了，使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刑事被告身上去了。我几乎什么也没听见，我感到人家想把这个活生生的人杀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像浪潮一样把我盲目地推向他那一边。我一直到我父亲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才真正清醒过来。
“我父亲穿着红色法衣，看上去一反常态，他平时的那种老好人的样子，那种亲切的神态早已无影无踪，只见他的嘴巴在频繁地活动，一大串一大串的长句子不停地像一条条毒蛇一样从嘴里窜出来。我听明白了：他以杜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他甚至要求砍掉犯人的脑袋。不错，他只是说了一句：‘这颗脑袋应该掉下来。’但是总而言之，这两句话相差不大，反正结果都一样，因为他最终取下了这颗脑袋，只不过不是他去具体执行这项工作罢了。后来我对这件案子，就一直听到结束，与此同时，我对这个不幸的人也一直怀有一种使人晕头转向的亲切感，而这种感觉，我父亲是从来也不会有的。按照习惯，在处决犯人的时候——讲得文雅一点，是在所谓最后时刻，而实质上应该说是在最卑鄙的谋杀时刻——我父亲是必须出席的。
“从那时起，我一看到那本谢克斯旅行指南就十分反感。从那时起，我就讨厌法院、死刑和处决。我震惊地发现，我父亲可能已参与过多次这样的谋杀，而且每逢这种日子他就起得特别早。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把闹钟上好了发条。我不敢把这些事告诉我的母亲，不过我对她作了更仔细的观察，于是我明白他俩之间已没有丝毫感情，我母亲是在过着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这就使我原谅了我的母亲，正像我当时所说的那样。过了一些时候，我懂了，对她也无所谓原谅，因为我母亲在结婚前家里很穷，是贫穷使她学会了逆来顺受。
“您现在一定在等我说这句话：我当时立刻就离家出走了。不，我在家里还呆了好几个月，几乎一年左右。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内心很痛苦。一天晚上，我父亲又找他的闹钟了，因为他第二天要早起。那天一整夜我没睡着。第二天当他回家时，我已经走了。接下来的事，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我父亲派人四处找我，于是我就去见他，我什么也没向他解释，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要是他逼我回家，我就自杀。他生性较温和，终于同意我离去，不过他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这种想无拘无束地生活的行为是很愚蠢的（他是这样理解我的行为的，而我一点也没有反驳他），他还忍住真诚的眼泪向我百般嘱咐。以后，隔了很久，我才经常回家去看望我的母亲，同时也见到了他。我想，这些接触也就使他满足了。至于我，我对他并不怨恨，只不过心里有点惆怅。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就把母亲接来跟我一起过日子，要不是她后来也去世的话，她现在还跟我住在一起。
“我之所以把这段开始的经历讲得那么冗长，这是因为它正是一切的起点。现在我要讲得快一点。从十八岁那年起，我离开了富裕的环境，过着贫穷的生活。为了糊口度日，我干过许多差使。一切总还算顺利。但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是死刑。我要替这个红棕色的猫头鹰算一笔账。因此，我曾经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搞过政治。总而言之，我不想成为一个鼠疫患者。我曾认为，我所处的这个社会是建筑在死刑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同这个社会作斗争，就是同谋杀作斗争。我曾经是这样想的，别人也曾经对我这样说的，而归根结底，这种观点也是基本上正确的。于是，我就跟其他一些我所爱的、而且至今一直爱着的人们站在一起。我就这样坚持了很久。在欧洲，无论哪一个国家发生了这类斗争，其中都有我的份儿。好吧，这就不说了。
‘当然，我当时懂得，我们偶尔也判人死刑。但是，人们告诉我，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这些人的死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这是对的，不过无论如何，现在我恐怕不能坚持这类真理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我当时是犹豫不决的。但那时我总想着这只猫头鹰，因此就能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 -->>
在这座城里另外还有好几个这样的隔离营，由于对它们缺乏直接的消息来源，所以笔者为了审慎起见，就不能再多谈了。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提一下，那就是这些隔离营的存在，从那儿散发出来的人的气味，黄昏时刻高音喇叭的巨大的响声，围墙的神秘感，以及人们对这些被摈弃的地方的恐惧，这一切已成了市民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使得大家更加惊慌失措，忧虑不安。他们与市政当局的摩擦和冲突事件都随之增加了。
到了十一月底，早晨的天气已变得很冷了。倾盆大雨把路面冲刷得干干净净，雨过后，天上也好似洗过一样，看不到一丝云彩，晴空下，雨后的路面闪闪发光。每天早晨，一轮淡淡的太阳在寒冷的空气中把明亮的阳光倾泻在这个城市上空。相反，到了傍晚时分，天气又回暖了，这正是塔鲁所选定的同里厄医生谈心的时间。
一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在度过了漫长而累人的白天后，塔鲁陪里厄到那个患气喘病的老人家里去出诊。在陈旧的住宅区的房屋上空映照着柔和的星光，一阵微风悄悄地吹过黑暗的十字路口。两个人走过了一段宁静的路程，来到了这位老人的家里。老人谋煤不休地告诉他们说，城里有些人同市政当局不和，说那些油水大的美差总是落到某些人手中，说老是冒着危险的人总有一天也要轮到自己倒霉。老人还搓着双手洋洋得意地说，看来可能还要大吵一场。在医生护理他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评论着时局。
他们听到在他们上面有人走动的声音。病人的老伴发觉塔鲁显出很想打听一下的样子，于是就向他们解释说，有些女邻居在平台上。他们同时也了解到，从平台上看出去，风景很优美，以及屋子的平台往往是有一面与另一幢屋子的平台相连接，这样，街坊上的妇女们就可以足不出户而相互串门。
“是啊，”老人说“你们上去看看，那儿空气很好。”
到了上面，他们发现平台上空无一人，放着三把椅子。从一边望去，目力所及，只见一排排的平台向远处延伸，最后与一个黑趣越的、像岩石般的巨大物体相接，他们认出了这是他们所能看到的第一座山同。从另一边望去，越过几条街和那隐没在黑暗中的港口，可以一直看到地平线，那儿海天一色，波浪起伏，隐约可见。在远处，他们知道，那是悬崖，再远一些，一束微光总隐忽现，很有规律，他们看不见那发出微光的物体：这是航道上的灯塔。它自今年春天以来，一直在向绕道驶向其他港口的船只发出信号。风吹云散，夜空明净，皎洁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遥远的灯塔上的微光犹如一掠而过的银灰色微尘，不时闪过星空。微风吹来了芳草和石头的气息。四周一片寂静。
“这天气真舒服，”里厄边说边坐了下来“好像鼠疫从来没有到过这儿似的。”
塔鲁转过身去，背对着里厄，眺望大海。
“对，”他隔了一会儿说“天气真舒服。”
他走到里厄身旁坐下，并仔细地端详着医生。微光在天边出现了三次。一阵餐具碰撞的声音从街道的深处传到他们的耳边。屋子里一扇门“砰”的响了一下。
塔鲁用非常自然的声调问道：“里厄，您难道从来也不想知道我究竟是谁？您把我当作朋友吗？”
里厄回答说：“我是把您当作朋友的。不过，我们过去都没有时间。”
“好，这就使我放心了。您愿不愿意把现在这会儿作为是我们共叙友情的时刻？”
里厄向他微微一笑，作为回答。
“那么，好吧”
在几条街以外的地方，有一辆汽车好像悄悄地在潮湿的路面上滑行了好一阵子。汽车开走了，跟着，从远处传来的一阵模糊的惊呼声再一次打破了寂静。然后，四周又恢复了宁静，陪伴着他们两人的只是静悄悄的天空和星星。塔鲁站起身来，坐在平台的栏杆上，面对着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的里厄。一眼望去，只见一个魁梧的身形像一张剪影似地贴在星空中。他讲了很久，下面是他讲话的大致内容：
“里厄，我们简单地谈谈吧。在熟悉这个城市和遇上这次瘟疫以前，我早就受着鼠疫的折磨。可以说我跟大家一样。但是有人却并不觉察或者安于现状，也有人觉察到了因而寻求摆脱。而我就是一直想求得摆脱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带着天真无邪的思想，也就是说，脑子像一张白纸似地过日子。我不是那种苦恼的人，我开始过得很不错，一切对我来说都相当顺利：我智力也挺好，我很能获得女人的好感，如果说我曾经有过某些忧虑的话，那么它们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一天，我开始思索了。现在
“应该跟您说，我当时不像您那样穷。我父亲是代理检察长，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职位。可是，他没有官架子，因为他天生是个老好人。我母亲是个纯朴而谦逊的妇女，我一直很爱她，不过我总是不大愿意谈起她。平时，我父亲慈祥地照管我，我甚至相信他一直在想方设法了解我。他有外遇，这一点现在我可以肯定，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气愤。他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都很合乎分寸，毫不令人反感。简单地说，他不是一个古怪的人c现在他已去世，我觉得，如果说他在世时没有像一个圣人那样生活的话，那么他也不是一个坏人。他介乎两者之间，就是这样。他是那种类型的人，能引起别人不过分的亲切感，而且经久不衰。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谢克斯旅行指南是他爱不释手的一本书。我并不是说他经常旅行（只有在假期中，他才到布列塔尼省去，因为他在那里有一幢小别墅），而是说他能精确地告诉您巴黎一柏林列车的出发和到达的时间，从里昂到华沙的中途换车时间，以及您要去的各大首都之间确切的距离为多少公里。您能说出从布里昂松到夏蒙尼怎么走吗？即使是一个站长也记不清楚。但是我父亲却能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做这样的练习，以便丰富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并为此而感到骄傲。这也使我感到很好玩，于是我就经常向他提问，而且当我在谢克斯旅行指南里核实了他的回答和承认他没有搞错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些小小的练习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因为我成了他的一个听众，对于我的这种好意，他很承情。我则认为，他在铁路行车时刻方面的这种才能，并不亚于其他方面的才能。
“但是，我讲得有点忘乎所以，对这位正直的人的估价可能太高了些，因为，归根结底，他只不过对我的决心有过一种间接影响。充其量是他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在我十七岁的那年，我父亲曾邀请我去听他发言。这是在刑事法庭审理的一起重大案件，因此，当然(口罗)，他想露一手，显一显他的才华。我现在也认为当时他想通过这种开庭仪式，这种能震动和唤起年轻人的想象力的仪式，来鼓励我继承父业。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这会使我父亲高兴，也因为我当时也很好奇，想在一个不同于家里那样的场合下，看看他是以什么姿态出现的，听听他讲些什么话。除此以外，我没有其他的想法。那时，我一直认为开庭的情况，如同每年七月十四日的国庆检阅，或者学期结束发奖一样，是很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我当时对这方面的概念很抽象，它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安。
“但是，那天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罪犯。我认为他确实有罪，至于犯的什么罪，这无关紧要。罪犯是个矮个儿，三十岁左右，红棕色的头发，一副可怜相。他看上去已下定决心要承认一切，他似乎对他所做的一切以及对他将受到的惩罚是那样的胆战心惊，以至于几分钟之后，我的注意力全部都被吸引过去了。他的样子像一只在强烈光线照射下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他的领结歪在一边，他只啃着一只手的指甲，他那右手的指甲总之，我不必再多讲了，您当然知道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是，我却直到那时才突然发现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只是用那种‘被告’之类简单的概念去想他的。我不能说那时候我忘记了我父亲在场，不过我好像内脏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了，使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刑事被告身上去了。我几乎什么也没听见，我感到人家想把这个活生生的人杀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像浪潮一样把我盲目地推向他那一边。我一直到我父亲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才真正清醒过来。
“我父亲穿着红色法衣，看上去一反常态，他平时的那种老好人的样子，那种亲切的神态早已无影无踪，只见他的嘴巴在频繁地活动，一大串一大串的长句子不停地像一条条毒蛇一样从嘴里窜出来。我听明白了：他以杜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他甚至要求砍掉犯人的脑袋。不错，他只是说了一句：‘这颗脑袋应该掉下来。’但是总而言之，这两句话相差不大，反正结果都一样，因为他最终取下了这颗脑袋，只不过不是他去具体执行这项工作罢了。后来我对这件案子，就一直听到结束，与此同时，我对这个不幸的人也一直怀有一种使人晕头转向的亲切感，而这种感觉，我父亲是从来也不会有的。按照习惯，在处决犯人的时候——讲得文雅一点，是在所谓最后时刻，而实质上应该说是在最卑鄙的谋杀时刻——我父亲是必须出席的。
“从那时起，我一看到那本谢克斯旅行指南就十分反感。从那时起，我就讨厌法院、死刑和处决。我震惊地发现，我父亲可能已参与过多次这样的谋杀，而且每逢这种日子他就起得特别早。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把闹钟上好了发条。我不敢把这些事告诉我的母亲，不过我对她作了更仔细的观察，于是我明白他俩之间已没有丝毫感情，我母亲是在过着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这就使我原谅了我的母亲，正像我当时所说的那样。过了一些时候，我懂了，对她也无所谓原谅，因为我母亲在结婚前家里很穷，是贫穷使她学会了逆来顺受。
“您现在一定在等我说这句话：我当时立刻就离家出走了。不，我在家里还呆了好几个月，几乎一年左右。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内心很痛苦。一天晚上，我父亲又找他的闹钟了，因为他第二天要早起。那天一整夜我没睡着。第二天当他回家时，我已经走了。接下来的事，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我父亲派人四处找我，于是我就去见他，我什么也没向他解释，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要是他逼我回家，我就自杀。他生性较温和，终于同意我离去，不过他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这种想无拘无束地生活的行为是很愚蠢的（他是这样理解我的行为的，而我一点也没有反驳他），他还忍住真诚的眼泪向我百般嘱咐。以后，隔了很久，我才经常回家去看望我的母亲，同时也见到了他。我想，这些接触也就使他满足了。至于我，我对他并不怨恨，只不过心里有点惆怅。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就把母亲接来跟我一起过日子，要不是她后来也去世的话，她现在还跟我住在一起。
“我之所以把这段开始的经历讲得那么冗长，这是因为它正是一切的起点。现在我要讲得快一点。从十八岁那年起，我离开了富裕的环境，过着贫穷的生活。为了糊口度日，我干过许多差使。一切总还算顺利。但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是死刑。我要替这个红棕色的猫头鹰算一笔账。因此，我曾经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搞过政治。总而言之，我不想成为一个鼠疫患者。我曾认为，我所处的这个社会是建筑在死刑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同这个社会作斗争，就是同谋杀作斗争。我曾经是这样想的，别人也曾经对我这样说的，而归根结底，这种观点也是基本上正确的。于是，我就跟其他一些我所爱的、而且至今一直爱着的人们站在一起。我就这样坚持了很久。在欧洲，无论哪一个国家发生了这类斗争，其中都有我的份儿。好吧，这就不说了。
‘当然，我当时懂得，我们偶尔也判人死刑。但是，人们告诉我，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这些人的死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这是对的，不过无论如何，现在我恐怕不能坚持这类真理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我当时是犹豫不决的。但那时我总想着这只猫头鹰，因此就能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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