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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叶二人毕恭毕敬，垂首而立。许久，许世英才唯诺诺地说：“总理请息怒……合肥也是没办法……不敢过激，以免引起列强干涉……”
“我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否则我就不革命了！”
许世英又把国务会议通过的《善后会议条例》拿出来请中山先生看。中山先生对此也不赞成，认为这样的会议是以军阀，政客为主所构成，并非以人民团体为主体……段祺瑞听到上述情况报告后，知道改变孙中山的态度已不可能，只有采取虚以委蛇，我行我素的两面派手段……六七一代巨星殒落漫天皆白，银装素裹，空气寒冷而澄澈。
一切斑驳陆离，一切支离破碎，一切陈污堆垢，都让位给白色，都被圣洁的白色掩盖起来。
段祺瑞虽对中山先生“执礼甚恭”，先后派出许世英、段宏业、张树元三批代表赴津迎迓，表示“能容纳先生意见”；又多次函电往还，问候起居。但实际上都是虚情假意，表面敷衍，骨子里既不愿意中山入京，更不愿意他参政议政。
中山先生接受共产党主张，对付军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对付帝国主义，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在北上途中，反复向新闻界，国民党人陈述上述观点。他的观点很快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热烈欢迎。
段祺瑞对中山先生的主张，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第一，他用善后会议对抗国民会议。这两个会议，不管从功能到目的都是截然不同的。中山先生企图用国民会议推行三民主义政体；而段祺瑞则用善后会议巩固北洋政体和个人权位。第二，在会议参加者上，孙、段也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张以民众团体、人民代表为会议主要构成人员；而段祺瑞则以官僚政客，军事最高首脑，各省区军民长官等为主体。第三，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两人设想更不一致。中山先生所坚持的是在中国实行他制定的建国大纲、三民主义；而段祺瑞虽未提出过完整、具体的纲领和主义，但他所建立的是以他为核心的北洋军阀统治。中山先生要打倒的，正是这一群祸国殃民的败类。第四，中山先生一再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段祺瑞则在《就职宣言》中公然提出“外崇国信”。即承认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其在中国的特权，以换取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面对这一切，中山先生既失望又恼怒，病情愈加沉重。一方面北京人士切盼先生入京；一方面先生救国救民心切。于是，不顾人们劝阻，于1月1日决定抱病入京。
这天上午，前门车站热闹空前，黑压压站满欢迎学生、市民、政府官员、社会贤达、人民团体多达10来万人。他们手执红绿小旗，在寒风中等待。大字横幅上写着“欢迎中国革命元勋孙中山先生”。这样场面对北京人并不陌生，他们曾不止一次地来车站迎接大人物，但像今天这样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欢迎还是第一次。
鹿钟麟见今天的欢迎者比预料的多得多，生怕发生意外。于是，赶忙驱车来到永定门车站，想请先生在这里下车进城。当先生的专列到达永定门站，鹿急步登车到先生车厢时，他所见到的是一位躺在卧铺上肤色苍白，满脸憔悴的重病患者。随从人员站在先生四周，个个忧心忡忡的样子。当鹿钟麟郑重地给先生敬礼，并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先生知道他是冯玉祥的募僚又是他的代表，于是，挣扎着坐起来，与他亲切握手、问候。鹿说：“请允许卑职转达冯玉祥将军对先生的问候和敬意！”中山先生说：“请你转达我对他的问候和敬意！”
“他一再拜读先生的著作，对先生崇拜得五体投地，决心照先生的教诲身体力行。”
“我为他的勇气和胆识高兴。”
“冯将军现在张家口，他为不便前来聆教而苦恼。他命卑职转告先生，国民军愿听命先生全权指挥。”“谢谢。”
“先生，前门车站欢迎民众甚多，不下十几万人。为先生安全起见，恳请先生在这里下车进城。”
“不，你的好意我领了，但不能这样做。我是为民众而来，民众是为我而等待，我不能辜负了他们的一片真情。请不必为我担心，我就在前门车站下车。”
鹿钟麟深为伟人的博大胸怀所感动，眼睛禁湿润了。他说：“好吧，卑职去安排。”说罢，敬礼而去。
上午11时许，先生的专列徐徐停在前门车站。群众秩序井然，只有手中红绿小旗在寒风中瑟瑟作响。先生在随从人员搀扶下走出车厢，只见先生身着蓝缎团花灰鼠皮袍，青缎团花马褂，头戴鸭绒呢帽。夫人宋庆龄身着灰色翻皮大衣，戴着有穗头的灰鼠皮帽。群众振臂欢呼，欢喜雀跃，不时高呼“欢迎中山先生”，“国民党万岁”等口号。先生见民众如此热烈，精神为这一振，不时挥手致意，笑容可掬。广大民众自动让出一条通道，请中山先生一行通过。既没有人拥挤，更没有人非礼。
出站后，先生等分乘几辆汽车，驶向北京饭店下榻。沿途成千上万群众，自动脱帽在街道两旁，或挥动小旗、或挥舞着帽子向伟人致意。有的群众燃放鞭炮，敲锣打鼓，以示庆祝。中山先生在车内频频挥手，含笑作答。场面真诚感人，毫无矫揉造作之态。
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听说孙中山到来，特派来名俄籍警卫充当保镖，以示友好。其时中外记者几十人拥到北京饭店，要求对先生采访。汪精卫代表先生会见记者。并分发书面谈话。内云：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1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清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清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须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不容易，兄弟本想与诸君详细地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1年1月1日。孙文。〔〕当梁鸣志、段宏业向段祺瑞报告了中山先生抱病入京，几十万人夹道欢迎时，段祺瑞既惶恐又妒忌，他摔掉烟斗，精神浮躁，大惑不解地问：“怎么，几十万人？胡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是真的。”段宏业证实道，“恐怕比这要多，都是自发的。”
“啊”，段祺瑞对天长叹，“太可怕了……”段祺瑞咬牙切齿，面肌痉挛，急遽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不过，”梁鸿志说，“他病很沉重，恐怕时日不多了……”段祺瑞似乎没听清，没听懂，忡怔地瞪了他片刻，回到座位上，说：“听着，195年元旦到了，你们代我去为他贺年，并约定宴请日期，为他接风洗尘。你们可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共商建国大计。记住，执礼要恭，态度要诚，多听他的意见，不可有丝毫慢待。”
作为回谢，次日，汪精卫拜会了段祺瑞。
段祺瑞十分重视这次会见，认为是抬高自己，改善形象的大好时机。他满脸堆笑，降阶而迎，握着汪精卫的手，热情寒暄。汪说：“中山先生此次北上，承蒙执政多方关照，先生对执政深表谢意。”
“哪里哪里，略表寸心，不足挂齿。先生德高望韶，能为先生效劳，是祺瑞幸事。”
“先生本想早日就商于执政，无奈病体未愈，暂难遂愿。”
“善后会议即将召开，我请先生出席，至于先生所提各款，都好商量。”
“好的，我转告先生，到时候视情况而定。”
中山的病日渐沉重，经多名外国医生诊断，均诊为肝病，但肝病性质尚难确定。翌日，协和医院医生和外国医生多人，进一步会诊，建议手术治疗。随行人等难以接受手术方案，遂改为针药治疗。
段祺瑞为装点门面，抬高身价，不顾先生病体，一再邀请先生出席善后会议。先生不惜委曲求全，于1月17日在病榻上口授信函，在会议名称、程序上作了让步，同意召开善后会议；但在原则问题上坚定的表示：必须加入人民团体，由人民议决大政方针，摆脱军阀政客的垄断，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先生为人民、为国家、为民主政治披肝沥胆，义正词严，看后令人动情。
然而，段祺瑞看到信后却无动于衷，我行我素。他对许世英说：“不理他，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先生的病日重一日。不得已住进协和医院，又延请著名中医，进行中西医合作治疗。但均告无效。政府官员、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名流俊彦乃至市民，都关心先生健康，要求探视慰问者络绎不绝；全国慰问函电如雪片源源飞来。对此，段祺瑞心神不安，又恨又怕。（未完待续）
许、叶二人毕恭毕敬，垂首而立。许久，许世英才唯诺诺地说：“总理请息怒……合肥也是没办法……不敢过激，以免引起列强干涉……”
“我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否则我就不革命了！”
许世英又把国务会议通过的《善后会议条例》拿出来请中山先生看。中山先生对此也不赞成，认为这样的会议是以军阀，政客为主所构成，并非以人民团体为主体……段祺瑞听到上述情况报告后，知道改变孙中山的态度已不可能，只有采取虚以委蛇，我行我素的两面派手段……六七一代巨星殒落漫天皆白，银装素裹，空气寒冷而澄澈。
一切斑驳陆离，一切支离破碎，一切陈污堆垢，都让位给白色，都被圣洁的白色掩盖起来。
段祺瑞虽对中山先生“执礼甚恭”，先后派出许世英、段宏业、张树元三批代表赴津迎迓，表示“能容纳先生意见”；又多次函电往还，问候起居。但实际上都是虚情假意，表面敷衍，骨子里既不愿意中山入京，更不愿意他参政议政。
中山先生接受共产党主张，对付军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对付帝国主义，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在北上途中，反复向新闻界，国民党人陈述上述观点。他的观点很快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热烈欢迎。
段祺瑞对中山先生的主张，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第一，他用善后会议对抗国民会议。这两个会议，不管从功能到目的都是截然不同的。中山先生企图用国民会议推行三民主义政体；而段祺瑞则用善后会议巩固北洋政体和个人权位。第二，在会议参加者上，孙、段也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张以民众团体、人民代表为会议主要构成人员；而段祺瑞则以官僚政客，军事最高首脑，各省区军民长官等为主体。第三，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两人设想更不一致。中山先生所坚持的是在中国实行他制定的建国大纲、三民主义；而段祺瑞虽未提出过完整、具体的纲领和主义，但他所建立的是以他为核心的北洋军阀统治。中山先生要打倒的，正是这一群祸国殃民的败类。第四，中山先生一再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段祺瑞则在《就职宣言》中公然提出“外崇国信”。即承认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其在中国的特权，以换取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面对这一切，中山先生既失望又恼怒，病情愈加沉重。一方面北京人士切盼先生入京；一方面先生救国救民心切。于是，不顾人们劝阻，于1月1日决定抱病入京。
这天上午，前门车站热闹空前，黑压压站满欢迎学生、市民、政府官员、社会贤达、人民团体多达10来万人。他们手执红绿小旗，在寒风中等待。大字横幅上写着“欢迎中国革命元勋孙中山先生”。这样场面对北京人并不陌生，他们曾不止一次地来车站迎接大人物，但像今天这样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欢迎还是第一次。
鹿钟麟见今天的欢迎者比预料的多得多，生怕发生意外。于是，赶忙驱车来到永定门车站，想请先生在这里下车进城。当先生的专列到达永定门站，鹿急步登车到先生车厢时，他所见到的是一位躺在卧铺上肤色苍白，满脸憔悴的重病患者。随从人员站在先生四周，个个忧心忡忡的样子。当鹿钟麟郑重地给先生敬礼，并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先生知道他是冯玉祥的募僚又是他的代表，于是，挣扎着坐起来，与他亲切握手、问候。鹿说：“请允许卑职转达冯玉祥将军对先生的问候和敬意！”中山先生说：“请你转达我对他的问候和敬意！”
“他一再拜读先生的著作，对先生崇拜得五体投地，决心照先生的教诲身体力行。”
“我为他的勇气和胆识高兴。”
“冯将军现在张家口，他为不便前来聆教而苦恼。他命卑职转告先生，国民军愿听命先生全权指挥。”“谢谢。”
“先生，前门车站欢迎民众甚多，不下十几万人。为先生安全起见，恳请先生在这里下车进城。”
“不，你的好意我领了，但不能这样做。我是为民众而来，民众是为我而等待，我不能辜负了他们的一片真情。请不必为我担心，我就在前门车站下车。”
鹿钟麟深为伟人的博大胸怀所感动，眼睛禁湿润了。他说：“好吧，卑职去安排。”说罢，敬礼而去。
上午11时许，先生的专列徐徐停在前门车站。群众秩序井然，只有手中红绿小旗在寒风中瑟瑟作响。先生在随从人员搀扶下走出车厢，只见先生身着蓝缎团花灰鼠皮袍，青缎团花马褂，头戴鸭绒呢帽。夫人宋庆龄身着灰色翻皮大衣，戴着有穗头的灰鼠皮帽。群众振臂欢呼，欢喜雀跃，不时高呼“欢迎中山先生”，“国民党万岁”等口号。先生见民众如此热烈，精神为这一振，不时挥手致意，笑容可掬。广大民众自动让出一条通道，请中山先生一行通过。既没有人拥挤，更没有人非礼。
出站后，先生等分乘几辆汽车，驶向北京饭店下榻。沿途成千上万群众，自动脱帽在街道两旁，或挥动小旗、或挥舞着帽子向伟人致意。有的群众燃放鞭炮，敲锣打鼓，以示庆祝。中山先生在车内频频挥手，含笑作答。场面真诚感人，毫无矫揉造作之态。
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听说孙中山到来，特派来名俄籍警卫充当保镖，以示友好。其时中外记者几十人拥到北京饭店，要求对先生采访。汪精卫代表先生会见记者。并分发书面谈话。内云：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1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清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清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须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不容易，兄弟本想与诸君详细地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1年1月1日。孙文。〔〕当梁鸣志、段宏业向段祺瑞报告了中山先生抱病入京，几十万人夹道欢迎时，段祺瑞既惶恐又妒忌，他摔掉烟斗，精神浮躁，大惑不解地问：“怎么，几十万人？胡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是真的。”段宏业证实道，“恐怕比这要多，都是自发的。”
“啊”，段祺瑞对天长叹，“太可怕了……”段祺瑞咬牙切齿，面肌痉挛，急遽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不过，”梁鸿志说，“他病很沉重，恐怕时日不多了……”段祺瑞似乎没听清，没听懂，忡怔地瞪了他片刻，回到座位上，说：“听着，195年元旦到了，你们代我去为他贺年，并约定宴请日期，为他接风洗尘。你们可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共商建国大计。记住，执礼要恭，态度要诚，多听他的意见，不可有丝毫慢待。”
作为回谢，次日，汪精卫拜会了段祺瑞。
段祺瑞十分重视这次会见，认为是抬高自己，改善形象的大好时机。他满脸堆笑，降阶而迎，握着汪精卫的手，热情寒暄。汪说：“中山先生此次北上，承蒙执政多方关照，先生对执政深表谢意。”
“哪里哪里，略表寸心，不足挂齿。先生德高望韶，能为先生效劳，是祺瑞幸事。”
“先生本想早日就商于执政，无奈病体未愈，暂难遂愿。”
“善后会议即将召开，我请先生出席，至于先生所提各款，都好商量。”
“好的，我转告先生，到时候视情况而定。”
中山的病日渐沉重，经多名外国医生诊断，均诊为肝病，但肝病性质尚难确定。翌日，协和医院医生和外国医生多人，进一步会诊，建议手术治疗。随行人等难以接受手术方案，遂改为针药治疗。
段祺瑞为装点门面，抬高身价，不顾先生病体，一再邀请先生出席善后会议。先生不惜委曲求全，于1月17日在病榻上口授信函，在会议名称、程序上作了让步，同意召开善后会议；但在原则问题上坚定的表示：必须加入人民团体，由人民议决大政方针，摆脱军阀政客的垄断，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先生为人民、为国家、为民主政治披肝沥胆，义正词严，看后令人动情。
然而，段祺瑞看到信后却无动于衷，我行我素。他对许世英说：“不理他，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先生的病日重一日。不得已住进协和医院，又延请著名中医，进行中西医合作治疗。但均告无效。政府官员、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名流俊彦乃至市民，都关心先生健康，要求探视慰问者络绎不绝；全国慰问函电如雪片源源飞来。对此，段祺瑞心神不安，又恨又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