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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剿寇势在必行。
关于先足食而后足兵，杨嗣昌直言不讳指出，流寇近年发展迅猛，实力已在官军之上，比如，官军的构成步七马三，而流寇竟然是马七步三，往来如风追之不及，并且流民相随者甚众，官军兵力不足难有胜算，所以每年须筹“剿饷”二百八十万两以增兵十二万，而“剿饷”来源有四：一曰均输，每亩田派米六合，每米一石折银八钱，每年可征银一百九十万两；一曰溢地，万历朝张居正清丈出的新增土地没有加派辽饷，此次一并加派，估计可得银四十万两；一曰寄学监生事例，即出卖国子监诸生名额，这笔钱不好估算；一曰驿递，即从裁减驿站节省的开支中每年拨出二十万两，如此方能足食足兵。
关于先保民而后荡寇，杨嗣昌针对流寇漂浮不定、机动灵活的特点，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剿贼计划，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这四处巡抚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这六处巡抚以防为主以剿为辅，而总督、总理随敌剿杀，各巡抚四面合围，无论贼在何处，都可张网以待一举剿灭。西北五省总督洪承畴知兵善战，又有剿灭巨寇高迎祥的孙传庭相助，自然能够胜任，但接任卢象升总理东南五省军务的王家祯太弱，难与洪承畴形成配合，可以选两广总督熊文灿接任，郑芝龙、刘香两大海贼或被其招安、或被其剿灭，应该不孚众望。杨嗣昌还建议在流贼行动不便的冬季展开全面清剿，争取今冬明春大功告成，如此“剿饷”只征一年，可减轻百姓负担。
杨嗣昌所言有理有据、切中要害，而形势也急转直下，今年四月，自毛文龙起经营了近二十年的皮岛陷落，东江镇总兵沈世魁败走石城岛，副总兵金日观阵亡，辽东局面已无法扭转，与此同时流贼也越加猖獗，张献忠在江北、李自成在川陕如入无人之境，大肆掳掠地方，腹心之痛更为深切。皇帝内心赞同杨嗣昌的主张，但与东虏和议、征“剿饷”两件事太敏感，没有内阁的支持，他还不敢决定，正在犹豫之际，卢象升、刘之纶相互攻击的两道奏疏先后到了，皇帝看罢不由得摇头，卢象升太狂妄，归化总兵浑身长刺，连清流也畏惧三分，他还唯恐天下不乱制造事端，杨嗣昌也对卢象升极为不满，建议皇帝向内阁摊牌，孰轻孰重须早做决断。于是皇帝移驾左中门召阁臣奏对，除首辅温体仁回避在家，其他四位阁臣张至发、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一并到齐，当然也少不了能臣杨嗣昌，皇帝心中早已把他列入内阁。
内阁会议非常沉闷，杨嗣昌神情激昂、口若悬河，向阁臣大肆推销他的“三大策”，不过阁臣都是官场的老油条，不会跟着他趟浑水，三缄其口绝不表态。皇帝不耐烦了，眼睛盯住张至发不放，此人与文震孟同时入阁，比其他几位阁臣资格老，温体仁不在，他就是领班阁臣。
张至发没有野心，能进内阁混一圈就心满意足，夹在皇帝和群臣之间的日子不好过，向来言行谨慎绝不得罪人，文震孟持才自傲入阁一个月就被赶走，他却一干就是三年，让这种人开口表态是很难的，憋了半天才小心翼翼说道：“老臣以为杨大人所言增兵、剿贼极是，但征收‘剿饷’却不妥，崇祯三年征辽饷六百八十万两，民怨沸腾群起而附贼，以致天下大乱，再加征‘剿饷’恐百姓无力承受铤而走险，如此大祸将至矣！”
“老大人，学生以为我大明田赋三十取其一绝不为高，加征辽饷亩田一分二厘，剿饷也不过亩田派米六合，百姓虽苦但应该能够承受，如依学生之计，剿贼三个月即可大获成功，届时剿饷便可罢黜。”杨嗣昌急忙辩解道。
“杨大人官宦出身，大概不知民之疾苦吧，如你所言田赋、加派并不重，百姓守着自家田土即可度日，又何须背井离乡自讨苦吃？你口出狂言，三个月剿贼大获成功，若所言不中，敢谢罪天下百姓乎？”贺逢圣耳朵不好使，听身边的黄士俊讲明白后，忍不住怒斥道。
杨嗣昌的脸立即就红了，他当然知道贺逢圣所指何事，大明的吏治腐败不堪，只要朝廷给个名目，各级官吏就敢层层加码，以十倍、百倍加收，亩田的税赋、加派也许折银不过一、二钱银子，但落在百姓头上三、五两银子也挡不住，朝臣们反对加派不是没有道理的，谁都明白其中的弊端，但谁也无能为力。
皇帝微微摇头叹息道：“百姓皆乃大明赤子，朕何尝愿意加派‘剿饷’苦天下苍生，朕也不是昏君，登基以来减膳食、停舞乐、罢采办，愿与天下军民同甘共苦，但内忧外患难弭，国用粮饷不足，朕无计可施，诸位爱卿可有良策？”
阁臣们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孔贞运被皇帝盯得受不了，悄悄冒了句“钱粮不出于民间，就应发于帑藏，也许内帑……”，皇帝的脸色一变，吓得他立即闭上嘴。
“帑藏确已空虚，因粮与加派无异，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月奏夺，如何不见奏来？”皇帝有些气愤，朝臣欠着金花银不给，还理直气壮伸手要钱，内帑那点家底早耗空了，他下意识地摸了摸破旧的衣角，有些心酸地说道，“去岁谕令勋贵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蠢？朕也与兵部尚书探讨地方存留，除开支官吏师生俸廪外，大多用于宗藩俸禄，其次地方军饷，如今虽有剩余，但已无济于大事，我大明养士三百年，却无慷慨忧国之士哉！”
阁臣急忙一起跪倒垂泪大呼有罪，这是老一套了，皇帝见多不怪，挥手继续说道：“诸爱卿什么都明白，但什么也不愿做，罢了，朕只好独断专行，内阁可曾商议如何回复宣大总督、归化巡抚的奏折？”
这个没风险，归化总兵的名声虽臭，人缘却越来越好，反观卢象升，此人是宜兴人，与周延儒是同乡，肯定是清流一党，否则以他那点剿贼战绩怎么会被吹上天，从一个小小的大名知府数年之内跃居总督高位，以前的练国是、如今的孙传庭战功绝不弱于他，为何没有如此殊遇？阁臣们记起被清流辱骂的旧事，大肆抨击卢象升扰民、生事、乱边，皇帝也认为卢象升有负重托，把当初同意卢象升打压归化的事全忘到脑后，动手打人的刘之纶、李榆一方反而成了令人同情的受害者。
卢象升、刘之纶在奏疏中只说商民骚乱，都没敢提双方恶斗一场，杨嗣昌敢肯定宣大总督这回栽了大跟斗，宣大四镇的水深得很，外来户卢象升不被淹死就算万幸，幸灾乐祸之余说了公道话，宣大总督不习边事而报国心切，乃急中生错，只须言明厉害即可，不必深究，但继续插手归化事务显然不妥，不如由大同巡抚叶廷桂与归化巡抚刘之纶处理善后，尽快平息事端，至于归化总兵嘛，擅离职守酿成事端，应该严加申饬，然后打发他尽快复任。
阁臣们刻意回避与东虏和议的议题，加征“剿饷”也一味反对，无论紧要的事却说了一大堆，皇帝不耐烦了，只留下杨嗣昌，示意其他人退下。
于剿寇势在必行。
关于先足食而后足兵，杨嗣昌直言不讳指出，流寇近年发展迅猛，实力已在官军之上，比如，官军的构成步七马三，而流寇竟然是马七步三，往来如风追之不及，并且流民相随者甚众，官军兵力不足难有胜算，所以每年须筹“剿饷”二百八十万两以增兵十二万，而“剿饷”来源有四：一曰均输，每亩田派米六合，每米一石折银八钱，每年可征银一百九十万两；一曰溢地，万历朝张居正清丈出的新增土地没有加派辽饷，此次一并加派，估计可得银四十万两；一曰寄学监生事例，即出卖国子监诸生名额，这笔钱不好估算；一曰驿递，即从裁减驿站节省的开支中每年拨出二十万两，如此方能足食足兵。
关于先保民而后荡寇，杨嗣昌针对流寇漂浮不定、机动灵活的特点，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剿贼计划，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这四处巡抚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这六处巡抚以防为主以剿为辅，而总督、总理随敌剿杀，各巡抚四面合围，无论贼在何处，都可张网以待一举剿灭。西北五省总督洪承畴知兵善战，又有剿灭巨寇高迎祥的孙传庭相助，自然能够胜任，但接任卢象升总理东南五省军务的王家祯太弱，难与洪承畴形成配合，可以选两广总督熊文灿接任，郑芝龙、刘香两大海贼或被其招安、或被其剿灭，应该不孚众望。杨嗣昌还建议在流贼行动不便的冬季展开全面清剿，争取今冬明春大功告成，如此“剿饷”只征一年，可减轻百姓负担。
杨嗣昌所言有理有据、切中要害，而形势也急转直下，今年四月，自毛文龙起经营了近二十年的皮岛陷落，东江镇总兵沈世魁败走石城岛，副总兵金日观阵亡，辽东局面已无法扭转，与此同时流贼也越加猖獗，张献忠在江北、李自成在川陕如入无人之境，大肆掳掠地方，腹心之痛更为深切。皇帝内心赞同杨嗣昌的主张，但与东虏和议、征“剿饷”两件事太敏感，没有内阁的支持，他还不敢决定，正在犹豫之际，卢象升、刘之纶相互攻击的两道奏疏先后到了，皇帝看罢不由得摇头，卢象升太狂妄，归化总兵浑身长刺，连清流也畏惧三分，他还唯恐天下不乱制造事端，杨嗣昌也对卢象升极为不满，建议皇帝向内阁摊牌，孰轻孰重须早做决断。于是皇帝移驾左中门召阁臣奏对，除首辅温体仁回避在家，其他四位阁臣张至发、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一并到齐，当然也少不了能臣杨嗣昌，皇帝心中早已把他列入内阁。
内阁会议非常沉闷，杨嗣昌神情激昂、口若悬河，向阁臣大肆推销他的“三大策”，不过阁臣都是官场的老油条，不会跟着他趟浑水，三缄其口绝不表态。皇帝不耐烦了，眼睛盯住张至发不放，此人与文震孟同时入阁，比其他几位阁臣资格老，温体仁不在，他就是领班阁臣。
张至发没有野心，能进内阁混一圈就心满意足，夹在皇帝和群臣之间的日子不好过，向来言行谨慎绝不得罪人，文震孟持才自傲入阁一个月就被赶走，他却一干就是三年，让这种人开口表态是很难的，憋了半天才小心翼翼说道：“老臣以为杨大人所言增兵、剿贼极是，但征收‘剿饷’却不妥，崇祯三年征辽饷六百八十万两，民怨沸腾群起而附贼，以致天下大乱，再加征‘剿饷’恐百姓无力承受铤而走险，如此大祸将至矣！”
“老大人，学生以为我大明田赋三十取其一绝不为高，加征辽饷亩田一分二厘，剿饷也不过亩田派米六合，百姓虽苦但应该能够承受，如依学生之计，剿贼三个月即可大获成功，届时剿饷便可罢黜。”杨嗣昌急忙辩解道。
“杨大人官宦出身，大概不知民之疾苦吧，如你所言田赋、加派并不重，百姓守着自家田土即可度日，又何须背井离乡自讨苦吃？你口出狂言，三个月剿贼大获成功，若所言不中，敢谢罪天下百姓乎？”贺逢圣耳朵不好使，听身边的黄士俊讲明白后，忍不住怒斥道。
杨嗣昌的脸立即就红了，他当然知道贺逢圣所指何事，大明的吏治腐败不堪，只要朝廷给个名目，各级官吏就敢层层加码，以十倍、百倍加收，亩田的税赋、加派也许折银不过一、二钱银子，但落在百姓头上三、五两银子也挡不住，朝臣们反对加派不是没有道理的，谁都明白其中的弊端，但谁也无能为力。
皇帝微微摇头叹息道：“百姓皆乃大明赤子，朕何尝愿意加派‘剿饷’苦天下苍生，朕也不是昏君，登基以来减膳食、停舞乐、罢采办，愿与天下军民同甘共苦，但内忧外患难弭，国用粮饷不足，朕无计可施，诸位爱卿可有良策？”
阁臣们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孔贞运被皇帝盯得受不了，悄悄冒了句“钱粮不出于民间，就应发于帑藏，也许内帑……”，皇帝的脸色一变，吓得他立即闭上嘴。
“帑藏确已空虚，因粮与加派无异，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月奏夺，如何不见奏来？”皇帝有些气愤，朝臣欠着金花银不给，还理直气壮伸手要钱，内帑那点家底早耗空了，他下意识地摸了摸破旧的衣角，有些心酸地说道，“去岁谕令勋贵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蠢？朕也与兵部尚书探讨地方存留，除开支官吏师生俸廪外，大多用于宗藩俸禄，其次地方军饷，如今虽有剩余，但已无济于大事，我大明养士三百年，却无慷慨忧国之士哉！”
阁臣急忙一起跪倒垂泪大呼有罪，这是老一套了，皇帝见多不怪，挥手继续说道：“诸爱卿什么都明白，但什么也不愿做，罢了，朕只好独断专行，内阁可曾商议如何回复宣大总督、归化巡抚的奏折？”
这个没风险，归化总兵的名声虽臭，人缘却越来越好，反观卢象升，此人是宜兴人，与周延儒是同乡，肯定是清流一党，否则以他那点剿贼战绩怎么会被吹上天，从一个小小的大名知府数年之内跃居总督高位，以前的练国是、如今的孙传庭战功绝不弱于他，为何没有如此殊遇？阁臣们记起被清流辱骂的旧事，大肆抨击卢象升扰民、生事、乱边，皇帝也认为卢象升有负重托，把当初同意卢象升打压归化的事全忘到脑后，动手打人的刘之纶、李榆一方反而成了令人同情的受害者。
卢象升、刘之纶在奏疏中只说商民骚乱，都没敢提双方恶斗一场，杨嗣昌敢肯定宣大总督这回栽了大跟斗，宣大四镇的水深得很，外来户卢象升不被淹死就算万幸，幸灾乐祸之余说了公道话，宣大总督不习边事而报国心切，乃急中生错，只须言明厉害即可，不必深究，但继续插手归化事务显然不妥，不如由大同巡抚叶廷桂与归化巡抚刘之纶处理善后，尽快平息事端，至于归化总兵嘛，擅离职守酿成事端，应该严加申饬，然后打发他尽快复任。
阁臣们刻意回避与东虏和议的议题，加征“剿饷”也一味反对，无论紧要的事却说了一大堆，皇帝不耐烦了，只留下杨嗣昌，示意其他人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