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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22日，唐天喜率军撤往湘潭，为湘军“护民军”第1师所截击，唐天喜本人被当场击毙，湘军官兵获其尸后悬于城头，以泄民愤。
1919年1月30日，原湖南督军赵恒惕通电下野。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制宪会议会场。
“那位小杨将军已经通电全国，赞成湘省自治，废督裁军，真是想不到啊。”
“那是他看出来了咱们湖南人不可侮，是以有如此通电。”
“不然，他赞成自治，很大程度上还是为其自身打算，借着自治的名义对抗北京政府。”
“连军人口中都会吐出‘自治’这两个字来，总算是自治的动机勃发了，这真真假假咱们暂且不去管他，即此一端，便可以断定我们理想中的联邦国家，迟早总会有实现的希望。”
此时在会场上，一些学者们正在侃侃而谈。
“他们军阀赞成自治的作用，无非是想利用‘自治制宪’这块金字招牌，好拿来对抗某一方面，或应付任何方面，诚意本来是没有一点的。不过他们军阀虽然没有诚意，我们人民却可以拿出要求自治的诚意去顺应他。他既然可以利用这个名义来遂他的私图，人民又何尝不可以利用他的私图来谋群众的公益。”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为己橐。往事我们不说，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自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等建成而楼已倒。如今大乱初勘，三千万人，人人当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
“如果湖南的事，还是由几个湘籍司令主持，这是‘湘官治湘’，决不可认为是‘湘人治湘’。”
“要‘自治’就不要依赖‘官治’，要谋‘湘人自治’，就不能依靠那些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政府和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是不一定能够替我们全体湘人谋福利的，我们还是要去‘自求多福’才是。”
“换言之，真正的湖南自治，意即在湖南实现真正的‘民治’，也就是我湘民三千万人，人人当发言，人人要发言。”
“我们将要起草的所谓省自治根本法，不就是湖南群众心里所急欲创造的那部省宪法吗？省宪法的性质，是规定省的组织，省政府各部门——即行政、立法、司法——相互的关系和省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人民对于宪法上的要求，最重要的便是看怎么样规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因为民权的消长，只须争此一点，这一点争不到手，或是所得不满意，旁的事便没有话说了。”
听了学者们的讨论，坐在那里的梁启超不由得连连点头，心里满是欣慰之意。
他知道，自己为湖南自治所做的一切，背后有着湖南民众的觉悟为支撑。
在“驱除张唐”胜利之日，参与请愿驱除张唐的的湖南士绅学子就已经意识到，政治问题不能仅仅只有政治方式解决，想要改造政治，必先努力改造社会的认知。如今的湖南知识界，已经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军阀和武人的身上，而转而寄望于民众的觉醒和社会自救。在这方面，在场的学者们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外省军阀靠不住，本省军阀也靠不住的觉悟，湖南人民已经意识到，要想摆脱战乱过上好日子，必须要“自求多福”，要三千万人起来实现“民治”的觉悟。
而要使“湖南自治”产生法律上的效力，而令南北军阀势力无法可说，首要之务就是必须制定基于三千万湖南人意志之上的“湖南宪法”。基于这一认识，湖南诸公共团体集体向省政府请愿，要求尽快制定湖南人自己的宪法：“此次湘人治湘……欲求自决与自治出于正当之轨道，舍湖南人民自制宪法，更无他道之可循。”
除了为阻止南北军阀势力争夺湖南之外，湖南的知识阶层还希望这部宪法能够起到保障民权的作用。这就要求民众广泛地参与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来。为了唤醒民众的宪政意识，湖南大公报还专门刊文《民权不是送来的》，即旨在唤起民众参与宪法制定的热情。文章说：“湖南人，你们都醒了么？你们在这战乱的日子里所受的痛苦——政府的压抑、议会的愚弄、官吏的敲剥、兵匪的荼毒，哪一样不疾首痛心？趁着这个**初创的时机，你们就应该要想着：一、我们人民为什么没有权？二、蹂躏我们民权的人，为什么那样横暴？由此推想，我们要怎样伸张民权和怎样去抑制民权的蹂躏者的方法，便可以在宪法上想出来了。我们想出了方法，还须得要把这方法制成条文，安放在宪法内面去，做一个永久的保障。这些不利于特殊势力阶级——官僚政客武人资本家——的方法，拼命去争恐怕还不容易得到圆满的解决，闭目静坐如宗教徒之祷告上帝赐福音，哪里有希望呢？我们在这里再正告湖南人民一句话：‘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
如今的湖南的知识界，已经有了“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般的觉悟，终于使湖南的筹备制宪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启蒙运动。而最先卷入这场运动的，是梁启超、蔡元培、张东荪、章太炎乃至杜威、罗素这些国内和国外著名的学者。如今在湖南省内部，在省政府与民众之间，最主要的麻烦，是出现了“由官绅制宪”还是“由公民制宪”两条路线的分歧，因这种分歧而导致的请愿和论战，在战事结束之后，便开始此起彼伏。
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解决分歧的方案是“学者制宪”。这一方案，最早由蔡元培提出。此前蔡元培曾陪同杜威、罗素等外国知名学者前来长沙考察湖南“自治”，那时蔡元培便曾提议湖南的自治宪法应聘请具有专业修养的学者来制定。蔡元培的意见得到了当时的湖南省长谭延凯和湖南督军赵恒惕的支持。而在这一次“驱除张唐”的战争结束后，由省政府出面聘请了大批知名学者，作为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象梁启超、王正廷（法学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者之一）、蒋百里（军事学者，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石陶钧（军事学者）、彭允彝（前教育总长）、李剑农（联邦主义理论学者）、王毓祥、向绍辑、皮宗石、黄士衡、唐德昌、董维键、陈嘉勋、张声树等人，全都位列委员之列。
“这次起草委员会草拟的湖南省宪法案，我读了三四遍，觉得大体上是很不错的。其长处在于：第一是知道注重民权。看里面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处处都是从实质上划定界域，明白写了出来，不用浑括条文，替恶政府多留蹂躏人权的机会。这一章在本草案中，确实是特放异彩！第二是知道着眼事实，不务为高远之谈，使条文等于虚设；其有根据之法理本应如此规定，而因其种关系即时又行不通者，则变通方法或展缓其施行期限。这都可以见得起草诸君的心思细致！第三是知道求实用不求美观。我起初是一个反对所谓‘学者制宪’的人，就是害怕学者们不甘心自贬‘学者’的身价，专门替我们起草一部‘好看不好吃’的宪法。今读本案，‘不好看而又好吃’的地方很多，这真是出我的意料之外。”
听了梁启超的评价，一些学者纷纷鼓起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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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22日，唐天喜率军撤往湘潭，为湘军“护民军”第1师所截击，唐天喜本人被当场击毙，湘军官兵获其尸后悬于城头，以泄民愤。
1919年1月30日，原湖南督军赵恒惕通电下野。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制宪会议会场。
“那位小杨将军已经通电全国，赞成湘省自治，废督裁军，真是想不到啊。”
“那是他看出来了咱们湖南人不可侮，是以有如此通电。”
“不然，他赞成自治，很大程度上还是为其自身打算，借着自治的名义对抗北京政府。”
“连军人口中都会吐出‘自治’这两个字来，总算是自治的动机勃发了，这真真假假咱们暂且不去管他，即此一端，便可以断定我们理想中的联邦国家，迟早总会有实现的希望。”
此时在会场上，一些学者们正在侃侃而谈。
“他们军阀赞成自治的作用，无非是想利用‘自治制宪’这块金字招牌，好拿来对抗某一方面，或应付任何方面，诚意本来是没有一点的。不过他们军阀虽然没有诚意，我们人民却可以拿出要求自治的诚意去顺应他。他既然可以利用这个名义来遂他的私图，人民又何尝不可以利用他的私图来谋群众的公益。”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为己橐。往事我们不说，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自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等建成而楼已倒。如今大乱初勘，三千万人，人人当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
“如果湖南的事，还是由几个湘籍司令主持，这是‘湘官治湘’，决不可认为是‘湘人治湘’。”
“要‘自治’就不要依赖‘官治’，要谋‘湘人自治’，就不能依靠那些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政府和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是不一定能够替我们全体湘人谋福利的，我们还是要去‘自求多福’才是。”
“换言之，真正的湖南自治，意即在湖南实现真正的‘民治’，也就是我湘民三千万人，人人当发言，人人要发言。”
“我们将要起草的所谓省自治根本法，不就是湖南群众心里所急欲创造的那部省宪法吗？省宪法的性质，是规定省的组织，省政府各部门——即行政、立法、司法——相互的关系和省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人民对于宪法上的要求，最重要的便是看怎么样规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因为民权的消长，只须争此一点，这一点争不到手，或是所得不满意，旁的事便没有话说了。”
听了学者们的讨论，坐在那里的梁启超不由得连连点头，心里满是欣慰之意。
他知道，自己为湖南自治所做的一切，背后有着湖南民众的觉悟为支撑。
在“驱除张唐”胜利之日，参与请愿驱除张唐的的湖南士绅学子就已经意识到，政治问题不能仅仅只有政治方式解决，想要改造政治，必先努力改造社会的认知。如今的湖南知识界，已经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军阀和武人的身上，而转而寄望于民众的觉醒和社会自救。在这方面，在场的学者们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外省军阀靠不住，本省军阀也靠不住的觉悟，湖南人民已经意识到，要想摆脱战乱过上好日子，必须要“自求多福”，要三千万人起来实现“民治”的觉悟。
而要使“湖南自治”产生法律上的效力，而令南北军阀势力无法可说，首要之务就是必须制定基于三千万湖南人意志之上的“湖南宪法”。基于这一认识，湖南诸公共团体集体向省政府请愿，要求尽快制定湖南人自己的宪法：“此次湘人治湘……欲求自决与自治出于正当之轨道，舍湖南人民自制宪法，更无他道之可循。”
除了为阻止南北军阀势力争夺湖南之外，湖南的知识阶层还希望这部宪法能够起到保障民权的作用。这就要求民众广泛地参与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来。为了唤醒民众的宪政意识，湖南大公报还专门刊文《民权不是送来的》，即旨在唤起民众参与宪法制定的热情。文章说：“湖南人，你们都醒了么？你们在这战乱的日子里所受的痛苦——政府的压抑、议会的愚弄、官吏的敲剥、兵匪的荼毒，哪一样不疾首痛心？趁着这个**初创的时机，你们就应该要想着：一、我们人民为什么没有权？二、蹂躏我们民权的人，为什么那样横暴？由此推想，我们要怎样伸张民权和怎样去抑制民权的蹂躏者的方法，便可以在宪法上想出来了。我们想出了方法，还须得要把这方法制成条文，安放在宪法内面去，做一个永久的保障。这些不利于特殊势力阶级——官僚政客武人资本家——的方法，拼命去争恐怕还不容易得到圆满的解决，闭目静坐如宗教徒之祷告上帝赐福音，哪里有希望呢？我们在这里再正告湖南人民一句话：‘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
如今的湖南的知识界，已经有了“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般的觉悟，终于使湖南的筹备制宪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启蒙运动。而最先卷入这场运动的，是梁启超、蔡元培、张东荪、章太炎乃至杜威、罗素这些国内和国外著名的学者。如今在湖南省内部，在省政府与民众之间，最主要的麻烦，是出现了“由官绅制宪”还是“由公民制宪”两条路线的分歧，因这种分歧而导致的请愿和论战，在战事结束之后，便开始此起彼伏。
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解决分歧的方案是“学者制宪”。这一方案，最早由蔡元培提出。此前蔡元培曾陪同杜威、罗素等外国知名学者前来长沙考察湖南“自治”，那时蔡元培便曾提议湖南的自治宪法应聘请具有专业修养的学者来制定。蔡元培的意见得到了当时的湖南省长谭延凯和湖南督军赵恒惕的支持。而在这一次“驱除张唐”的战争结束后，由省政府出面聘请了大批知名学者，作为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象梁启超、王正廷（法学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者之一）、蒋百里（军事学者，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石陶钧（军事学者）、彭允彝（前教育总长）、李剑农（联邦主义理论学者）、王毓祥、向绍辑、皮宗石、黄士衡、唐德昌、董维键、陈嘉勋、张声树等人，全都位列委员之列。
“这次起草委员会草拟的湖南省宪法案，我读了三四遍，觉得大体上是很不错的。其长处在于：第一是知道注重民权。看里面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处处都是从实质上划定界域，明白写了出来，不用浑括条文，替恶政府多留蹂躏人权的机会。这一章在本草案中，确实是特放异彩！第二是知道着眼事实，不务为高远之谈，使条文等于虚设；其有根据之法理本应如此规定，而因其种关系即时又行不通者，则变通方法或展缓其施行期限。这都可以见得起草诸君的心思细致！第三是知道求实用不求美观。我起初是一个反对所谓‘学者制宪’的人，就是害怕学者们不甘心自贬‘学者’的身价，专门替我们起草一部‘好看不好吃’的宪法。今读本案，‘不好看而又好吃’的地方很多，这真是出我的意料之外。”
听了梁启超的评价，一些学者纷纷鼓起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