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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信任，使日本孤立化的考虑。原敬在针对寺内内阁的外交调查会上指出：“（关于出兵西伯利亚问题）在此要特别提起注意的是日美关系，日美关系直接影响我国未来命运，如果日美关系疏远，究其原因就是美国怀疑我国在西伯利亚和中国怀有侵略野心，因此我们应该努力避免使其疑虑加深，这样才符合我国利益。”当时日本政府内部因恐惧苏俄的对外输出革命，主张以镇压苏俄革命为借口出兵的人不在少数，在这种思潮流之下，原敬对俄国革命则有着冷静的认识和分析。原敬认为“虽然不赞同俄国过激派的所作所为，但作为国家来讲，日本不应以他们为敌”，“过激派势力遍及全俄国，与之相对抗的稳健派事实上大势已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的政策招致过激派反感则不是好策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原敬总是立足于现实考虑问题，而不是从意识形态作出判断。此后，出兵西伯利亚问题由于美国为救援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向日本提出在限定人员和地域前提下共同出兵的请求而发生变化。寺内内阁首脑及参谋本部都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主张以自卫为借口向西伯利亚派遣大量军队。原敬主张只在美国提出的限制范围内派兵，但在参谋本部的主导下，日本还是增加了对西伯利亚派兵的数量，至原敬担任首相后，日本出兵总人数已经达172000人，结果招致美国的强烈抗议。原敬组阁后立即决定从西伯利亚撤军，宣布将把留守西伯利亚的部队削减至36000人。但随后发生了“庙街事件”，苏俄红军开始对日军的进攻发动反击，大批日军士兵和大量留守侨民被杀。日本于是出兵占领了整个库页岛，要求俄国谢罪并赔偿，使原敬的西伯利亚的撤兵计划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在出兵西伯利亚问题上，原敬内阁和军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在日本国防建设方针上，双方的矛盾也极为尖锐。
原敬根据向日本公众承诺的“充实国防”方针，以建立装甲机械化部队和完善的海陆军航空兵部队来增强日本的军队。但是面对巨额财政负担，促使原敬果断地改革所得税和法人税税制。为了防止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原来的扩充军备计划进行根本性修改。这一方面是出于他坚持日美协调外交路线的考虑，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日本的财政状况。原敬认为军备终究是相对性的，如果能控制在低水平就不要超越它，大规模的扩军是无益的。对于军事力量的作用，原敬始终认为“政治应高于军事”。为了抑制逐渐膨胀的军部势力，原敬试图废止参谋本部和殖民地长官武官专任制，允许文官担任。而这些举措理所当然的遭到了军部的反对和忌恨。
对于军部的独断专行，原敬一直抱有强烈的危机感和极高的警惕。他对军部总是借“统帅权”之名为所欲为十分愤怒，而这一次的“海参崴事变”，更让原敬感到忍无可忍。
“参谋本部总是强调统帅权不可侵犯，那些军人们动辄抬出皇室对政界施压，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日本的前途将会凶险无比！”原敬握紧了拳头，看着墙上悬挂的大正天皇戎装像，大声的说道。
“现在下结论也许还有些早，我们还是考虑如何善后吧！”高桥是清说道。
“参谋本部直属天皇，独立于政府之外，不论什么事都反复强调统帅权问题，这还不足以令人忧虑吗？值此危急存亡之际，应该借此机会将此弊端一扫而光，才是为国家皇室着想之策。”原敬坚决地说道。
“总理想怎么办？”高桥是清忧心忡忡的问道。
“绝不能承认军部的擅自行动，和中国开战！那样，日本将成为全世界的敌人！”原敬斩钉截铁的说道。
原敬说着，拿起了衣架上的衣服，“我要面见天皇陛下。”
1921年3月22日，对马海峡。
“航速提高至20节，右转15度！”
站在“民生”号战列巡洋舰上的副舰长哈尔西一说话，下颚就会不由自主的开始有节奏的抖动，在下达完命令之后，他习惯性的提起望远镜，朝着战舰即将转向的角度望去，而在那里，除了道道海浪之外，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每当他这样的时候，他身边的中国大副陈世英总会在第一时间将他的命令传达到相应部门去：“右转15，航速20！”
十几秒种之后，“民生”号开始转动她的舰首。此时，同样站在舰桥上的汤芗铭已经在心里无数遍地赞美她的优秀。
这是中国有始以来最为强大和最为优美典雅的战舰，她的舰身和甲板上没有一丁点儿多余的点缀物，在低速航行的时候，她比中国本土建造的大型货轮和军舰要安静得多。此时她舰首的那六门威武的巨炮正雄赳赳的直指前方，而当它们随着硕大厚实且拥有整齐洗炼的外形的炮塔转动时，又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别样的热血沸腾，仿佛全身都要燃烧起来。
此时的汤芗铭，身穿深蓝色海军服，白色的衬衫配着黑色的领结，显得威武而又不失文雅。可能是舰上的生活属于个人的休闲时间比较少的关系，这位中国前海军次长的衣柜里只有军服。
看着破浪前行的“民生”号战列巡洋舰和后面紧紧跟随着的两艘“共和”级战列舰，汤芗铭思潮起伏，不知不觉的回到了往事的记忆当中。
汤芗铭是湖北浠水人，字铸新，清光绪11年（1885年）出生于南凉乡牛黄荡，幼年时因家遭兵燹，父亲汤聘莘靠举债渡日，幸曾祖父汤英信重振家业，汤芗铭才有条件完成学业。清光绪29年（1903年）汤芗铭毕业于武昌文普通学堂；同年参加湖北乡试中举人，汤芗铭立誓以武力振兴中华，于是放弃入京会试，考入福建船政学堂。
清光绪30年（1904年）科举废除，汤芗铭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去法国留学，但却遭到全家的反对，幸而得到大哥汤化龙的支持，方使其得以成行。汤芗铭在法国学习结束之后，又转赴英国进修海军。清宣统元年（1909年）汤芗铭结束留学生涯返回祖国，历任“镜清”号巡洋舰轮机长和“南琛”号巡洋舰舰长，清宣统2年（1910年）汤芗铭便升任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
武昌起义后，汤芗铭奉命随萨镇冰率舰队前往湖北，协助清陆军大臣荫昌反攻武汉；后又奉命改驶九江参战。汤芗铭在九江收到大哥汤化龙“早日反正，以立殊功”的密函，当即响应汤化龙的号召在“海容”舰召集各舰军官密谋起义，被各舰代表推为起义舰队临时司令；萨镇冰见军心已经动摇，则悄然离开舰队去了上海。汤芗铭接管了舰队指挥权，立即下令起义舰队复驶武汉，游弋于汉口外江面炮击清军，阻止清军渡江，由于起义舰队在作战中屡次击退清军，牢牢遏制了清军渡江，有力的支援了武昌起义军。武昌起义得以成功，海军可以说功不可没。
而那时的汤芗铭，指挥作战的，是排水量不到3000吨的德国造防护巡洋舰“海容”号。
在那几次的战斗中，“海容”号虽然屡立战功，但也在清军的炮火攻击下损坏严重，最后不得不到上海大修。
如今的汤芗铭，站在排水量超过五万吨的“民生”号战列巡洋舰上，心中的感受，难以用言语形容。
的不信任，使日本孤立化的考虑。原敬在针对寺内内阁的外交调查会上指出：“（关于出兵西伯利亚问题）在此要特别提起注意的是日美关系，日美关系直接影响我国未来命运，如果日美关系疏远，究其原因就是美国怀疑我国在西伯利亚和中国怀有侵略野心，因此我们应该努力避免使其疑虑加深，这样才符合我国利益。”当时日本政府内部因恐惧苏俄的对外输出革命，主张以镇压苏俄革命为借口出兵的人不在少数，在这种思潮流之下，原敬对俄国革命则有着冷静的认识和分析。原敬认为“虽然不赞同俄国过激派的所作所为，但作为国家来讲，日本不应以他们为敌”，“过激派势力遍及全俄国，与之相对抗的稳健派事实上大势已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的政策招致过激派反感则不是好策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原敬总是立足于现实考虑问题，而不是从意识形态作出判断。此后，出兵西伯利亚问题由于美国为救援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向日本提出在限定人员和地域前提下共同出兵的请求而发生变化。寺内内阁首脑及参谋本部都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主张以自卫为借口向西伯利亚派遣大量军队。原敬主张只在美国提出的限制范围内派兵，但在参谋本部的主导下，日本还是增加了对西伯利亚派兵的数量，至原敬担任首相后，日本出兵总人数已经达172000人，结果招致美国的强烈抗议。原敬组阁后立即决定从西伯利亚撤军，宣布将把留守西伯利亚的部队削减至36000人。但随后发生了“庙街事件”，苏俄红军开始对日军的进攻发动反击，大批日军士兵和大量留守侨民被杀。日本于是出兵占领了整个库页岛，要求俄国谢罪并赔偿，使原敬的西伯利亚的撤兵计划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在出兵西伯利亚问题上，原敬内阁和军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在日本国防建设方针上，双方的矛盾也极为尖锐。
原敬根据向日本公众承诺的“充实国防”方针，以建立装甲机械化部队和完善的海陆军航空兵部队来增强日本的军队。但是面对巨额财政负担，促使原敬果断地改革所得税和法人税税制。为了防止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原来的扩充军备计划进行根本性修改。这一方面是出于他坚持日美协调外交路线的考虑，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日本的财政状况。原敬认为军备终究是相对性的，如果能控制在低水平就不要超越它，大规模的扩军是无益的。对于军事力量的作用，原敬始终认为“政治应高于军事”。为了抑制逐渐膨胀的军部势力，原敬试图废止参谋本部和殖民地长官武官专任制，允许文官担任。而这些举措理所当然的遭到了军部的反对和忌恨。
对于军部的独断专行，原敬一直抱有强烈的危机感和极高的警惕。他对军部总是借“统帅权”之名为所欲为十分愤怒，而这一次的“海参崴事变”，更让原敬感到忍无可忍。
“参谋本部总是强调统帅权不可侵犯，那些军人们动辄抬出皇室对政界施压，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日本的前途将会凶险无比！”原敬握紧了拳头，看着墙上悬挂的大正天皇戎装像，大声的说道。
“现在下结论也许还有些早，我们还是考虑如何善后吧！”高桥是清说道。
“参谋本部直属天皇，独立于政府之外，不论什么事都反复强调统帅权问题，这还不足以令人忧虑吗？值此危急存亡之际，应该借此机会将此弊端一扫而光，才是为国家皇室着想之策。”原敬坚决地说道。
“总理想怎么办？”高桥是清忧心忡忡的问道。
“绝不能承认军部的擅自行动，和中国开战！那样，日本将成为全世界的敌人！”原敬斩钉截铁的说道。
原敬说着，拿起了衣架上的衣服，“我要面见天皇陛下。”
1921年3月22日，对马海峡。
“航速提高至20节，右转15度！”
站在“民生”号战列巡洋舰上的副舰长哈尔西一说话，下颚就会不由自主的开始有节奏的抖动，在下达完命令之后，他习惯性的提起望远镜，朝着战舰即将转向的角度望去，而在那里，除了道道海浪之外，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每当他这样的时候，他身边的中国大副陈世英总会在第一时间将他的命令传达到相应部门去：“右转15，航速20！”
十几秒种之后，“民生”号开始转动她的舰首。此时，同样站在舰桥上的汤芗铭已经在心里无数遍地赞美她的优秀。
这是中国有始以来最为强大和最为优美典雅的战舰，她的舰身和甲板上没有一丁点儿多余的点缀物，在低速航行的时候，她比中国本土建造的大型货轮和军舰要安静得多。此时她舰首的那六门威武的巨炮正雄赳赳的直指前方，而当它们随着硕大厚实且拥有整齐洗炼的外形的炮塔转动时，又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别样的热血沸腾，仿佛全身都要燃烧起来。
此时的汤芗铭，身穿深蓝色海军服，白色的衬衫配着黑色的领结，显得威武而又不失文雅。可能是舰上的生活属于个人的休闲时间比较少的关系，这位中国前海军次长的衣柜里只有军服。
看着破浪前行的“民生”号战列巡洋舰和后面紧紧跟随着的两艘“共和”级战列舰，汤芗铭思潮起伏，不知不觉的回到了往事的记忆当中。
汤芗铭是湖北浠水人，字铸新，清光绪11年（1885年）出生于南凉乡牛黄荡，幼年时因家遭兵燹，父亲汤聘莘靠举债渡日，幸曾祖父汤英信重振家业，汤芗铭才有条件完成学业。清光绪29年（1903年）汤芗铭毕业于武昌文普通学堂；同年参加湖北乡试中举人，汤芗铭立誓以武力振兴中华，于是放弃入京会试，考入福建船政学堂。
清光绪30年（1904年）科举废除，汤芗铭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去法国留学，但却遭到全家的反对，幸而得到大哥汤化龙的支持，方使其得以成行。汤芗铭在法国学习结束之后，又转赴英国进修海军。清宣统元年（1909年）汤芗铭结束留学生涯返回祖国，历任“镜清”号巡洋舰轮机长和“南琛”号巡洋舰舰长，清宣统2年（1910年）汤芗铭便升任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
武昌起义后，汤芗铭奉命随萨镇冰率舰队前往湖北，协助清陆军大臣荫昌反攻武汉；后又奉命改驶九江参战。汤芗铭在九江收到大哥汤化龙“早日反正，以立殊功”的密函，当即响应汤化龙的号召在“海容”舰召集各舰军官密谋起义，被各舰代表推为起义舰队临时司令；萨镇冰见军心已经动摇，则悄然离开舰队去了上海。汤芗铭接管了舰队指挥权，立即下令起义舰队复驶武汉，游弋于汉口外江面炮击清军，阻止清军渡江，由于起义舰队在作战中屡次击退清军，牢牢遏制了清军渡江，有力的支援了武昌起义军。武昌起义得以成功，海军可以说功不可没。
而那时的汤芗铭，指挥作战的，是排水量不到3000吨的德国造防护巡洋舰“海容”号。
在那几次的战斗中，“海容”号虽然屡立战功，但也在清军的炮火攻击下损坏严重，最后不得不到上海大修。
如今的汤芗铭，站在排水量超过五万吨的“民生”号战列巡洋舰上，心中的感受，难以用言语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