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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现在还得记，当自己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和会时的情景。
出行的那天，天色虽然已经很晚，但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却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为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送行的仪式就在这里举行。尽管天寒地冻，寒风凛凛，前来送行的人还是越来越多。除了外交部全体官员和部分内阁成员，各界社会名流也纷纷赶来，甚至连英、法、美、荷、比等国驻华公使也都顶着寒风前来为代表们送行。人们快乐地谈论着巴黎和会的话题，不时发出阵阵欢笑。
送行者翘首以盼，期待着外交总长顾维钧能够透露一下和谈使命。然而却迟迟不见代表团成员的身影，在列车将要开出半个小时前，顾维钧一行人才匆匆的出现在了车站。出人意料的是，顾维钧对出使使命一事丝毫没有言及，仅与同僚故旧们寒暄，表现得相当的低调。对问及何以姗姗来迟，他的回答却是在边防督办府耽搁了一些时间。
顾维钧的低调绝不仅仅因为其温和含蓄的性格，而是他不敢对巴黎和会的结果抱有过高的期望。所谓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顾维钧从事外交多年，对此中的感触，非常人所能理解。一方面，中国虽然获得了巴黎和会的正式邀请，但西方列强当中真正对中国友好的只有美国，而美国的支持能达到何种程度，他尚不得而知。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带给国人“公理战胜强权”的空前乐观和北京政府务实的外交方针之间强烈的反差，更让他感到如履薄冰，因而不得不慎行谨言。
而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顾维钧之所以在边防督办府停留了那么久的真正原因。
而让送行者们感到疑惑的另一个问题是，是顾维钧为何要舍近求远，不是搭乘直航欧洲的轮船经印度洋、地中海直抵法国，而是绕道日本穿越太平洋，从美国横渡大西洋。外交部对外界的解释，则是一位发言人所说的“欧亚航线班轮稀少一票难求”。而当时兴高采烈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当中的隐情。
列车在夜幕之中呼啸前行，顾维钧回想前些时候“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的那一刻。在那些日子里，中华大地举国欢腾，上自政府要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年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公理”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在中国人眼中，取消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就是最大的公理。由此，能否“废约”自然成了国人评判这次和谈成败的首要标准。
但是，担任外交总长时候并不长的顾维钧清楚，外交舞台上并没有所谓的公理，有的只是强权和利益。事实上，作为曾经在“二十一条”事件当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顾维钧，比任何国民都渴望“真理战胜强权”，他不止一次认真地设想在战后和谈中“毕全功于一役”，废除列强同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场景，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当年为“二十一条”与日本人苦苦争斗的顾维钧曾经告诉过他，“将来战事完毕，必有大会，以历史观之，当日柏林会议、维也纳会议，凡间接关系之国均可加入。此次战事牵动全欧，或亦令间接关系国加入，亦未可知。”当时中国尚未对德宣战，这番话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以“非交战之国不能与会”讥笑为天方夜谭。然而，随后中国在袁世凯称帝后便对德宣战，成了一战的直接关系国，具备了参加战后和会的资格，而且随着中国大量派遣海陆军前往欧洲作战并屡获胜利，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梦想，对顾维钧来说，一点一点变得真实起来，甚至让他感觉唾手可得。
然而，当梦想就要变成现实的时候，顾维钧还是要清醒的面对现实。一战胜利后，北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全国放假三天以示庆祝，同时还做出了不向英国提出归还英国在香港特权的决定；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顾维钧不能不考虑英法等主要西方列强的态度。形势虽然“一片大好”，但毕竟不可操之过急。根据此前中英两国的协定，英国将在战后和中国重新展开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这也正是顾维钧三缄其口的真正原因。
无论北京政府还是顾维钧都很清楚，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美国。他必须首先征询美国的态度，与美国就废约问题达成默契，如此才有可能按照北京政府和民众的意愿完成和谈使命。想通了这一层，也就不难理解顾维钧此行舍近求远绕道先行前往美国的良苦用心了。
顾维钧知道，谈判的道路注定充满意想不到的艰难曲折。但谁也没有想到，代表团刚一出发不久，便接到了日本方面的殷勤邀请。由于担心和谈横生枝节，顾维钧对此特地电告北京政府，要求取消会见日本天皇和外交大臣的计划。但北京政府担心因此过于得罪日本重启战端影响和谈，要求顾维钧“即行按期入日京会见，以觇日政府真意。万一不能支，可酌减酬应，紧要接待不可忽略，事关国际，务应慎重将事，毋负委任。”因此顾维钧不得不先行前往东京，分别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域及媾和委员牧野伸显分别会谈，但谢绝了日方的招待和天皇的接见。顾维钧拜会内田康哉时，为了试探日本方面的态度，专门谈到了台湾问题。内田康哉则表示：“俟大会对德交涉清楚之后，当按照前议交还中国，请勿听西人或他方之挑拨，致生异议。”顾维钧对内田的回答感到有些意外（日本军方坚决反对原敬主持的中日秘密谈判和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此时的他并不了解日本国内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因而回答说：“两国原议自应按照办理：将来两国代表可就具体事项彼此接洽。”日本方面的言下之意，是由日本先与德国交涉，然后再按照中日两国休战时订立的协议，将台湾转交给中国。对此，顾维钧并没有提出异议。而且在这次会谈中，顾维钧并没有就台湾问题是否提交巴黎和会与日本商议，因而为此后中日双方在和会上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在离开东京之后，顾维钧一行人抵达旧金山，并乘火车横穿北美大陆，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美国总统威尔逊进行了多次会晤，两人就很多问题达成了共识，顾维钧对威尔逊提出的《公正与和平》十四点建议非常赞许，表示将全力支持威尔逊的和平主张。
威尔逊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的政治理念可以归为四点：第一，人性可以改造。威尔逊认为组成“社会体系”的人的根源是可以被转变的，其观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性善论”。他认为人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克服固有的缺点而日臻高尚完善，人类社会也将藉此走向文明。第二、战争可以避免。威尔逊认为，“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人民可以达成谅解，用和平的眼光去看待各自的矛盾，并在友好的气氛中解决各自的矛盾”，而作为国家政权操纵者的政府官员则可以良好的协调这种意愿，从而化解矛盾。第三、利... -->>
顾维钧现在还得记，当自己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和会时的情景。
出行的那天，天色虽然已经很晚，但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却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为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送行的仪式就在这里举行。尽管天寒地冻，寒风凛凛，前来送行的人还是越来越多。除了外交部全体官员和部分内阁成员，各界社会名流也纷纷赶来，甚至连英、法、美、荷、比等国驻华公使也都顶着寒风前来为代表们送行。人们快乐地谈论着巴黎和会的话题，不时发出阵阵欢笑。
送行者翘首以盼，期待着外交总长顾维钧能够透露一下和谈使命。然而却迟迟不见代表团成员的身影，在列车将要开出半个小时前，顾维钧一行人才匆匆的出现在了车站。出人意料的是，顾维钧对出使使命一事丝毫没有言及，仅与同僚故旧们寒暄，表现得相当的低调。对问及何以姗姗来迟，他的回答却是在边防督办府耽搁了一些时间。
顾维钧的低调绝不仅仅因为其温和含蓄的性格，而是他不敢对巴黎和会的结果抱有过高的期望。所谓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顾维钧从事外交多年，对此中的感触，非常人所能理解。一方面，中国虽然获得了巴黎和会的正式邀请，但西方列强当中真正对中国友好的只有美国，而美国的支持能达到何种程度，他尚不得而知。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带给国人“公理战胜强权”的空前乐观和北京政府务实的外交方针之间强烈的反差，更让他感到如履薄冰，因而不得不慎行谨言。
而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顾维钧之所以在边防督办府停留了那么久的真正原因。
而让送行者们感到疑惑的另一个问题是，是顾维钧为何要舍近求远，不是搭乘直航欧洲的轮船经印度洋、地中海直抵法国，而是绕道日本穿越太平洋，从美国横渡大西洋。外交部对外界的解释，则是一位发言人所说的“欧亚航线班轮稀少一票难求”。而当时兴高采烈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当中的隐情。
列车在夜幕之中呼啸前行，顾维钧回想前些时候“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的那一刻。在那些日子里，中华大地举国欢腾，上自政府要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年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公理”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在中国人眼中，取消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就是最大的公理。由此，能否“废约”自然成了国人评判这次和谈成败的首要标准。
但是，担任外交总长时候并不长的顾维钧清楚，外交舞台上并没有所谓的公理，有的只是强权和利益。事实上，作为曾经在“二十一条”事件当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顾维钧，比任何国民都渴望“真理战胜强权”，他不止一次认真地设想在战后和谈中“毕全功于一役”，废除列强同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场景，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当年为“二十一条”与日本人苦苦争斗的顾维钧曾经告诉过他，“将来战事完毕，必有大会，以历史观之，当日柏林会议、维也纳会议，凡间接关系之国均可加入。此次战事牵动全欧，或亦令间接关系国加入，亦未可知。”当时中国尚未对德宣战，这番话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以“非交战之国不能与会”讥笑为天方夜谭。然而，随后中国在袁世凯称帝后便对德宣战，成了一战的直接关系国，具备了参加战后和会的资格，而且随着中国大量派遣海陆军前往欧洲作战并屡获胜利，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梦想，对顾维钧来说，一点一点变得真实起来，甚至让他感觉唾手可得。
然而，当梦想就要变成现实的时候，顾维钧还是要清醒的面对现实。一战胜利后，北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全国放假三天以示庆祝，同时还做出了不向英国提出归还英国在香港特权的决定；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顾维钧不能不考虑英法等主要西方列强的态度。形势虽然“一片大好”，但毕竟不可操之过急。根据此前中英两国的协定，英国将在战后和中国重新展开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这也正是顾维钧三缄其口的真正原因。
无论北京政府还是顾维钧都很清楚，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美国。他必须首先征询美国的态度，与美国就废约问题达成默契，如此才有可能按照北京政府和民众的意愿完成和谈使命。想通了这一层，也就不难理解顾维钧此行舍近求远绕道先行前往美国的良苦用心了。
顾维钧知道，谈判的道路注定充满意想不到的艰难曲折。但谁也没有想到，代表团刚一出发不久，便接到了日本方面的殷勤邀请。由于担心和谈横生枝节，顾维钧对此特地电告北京政府，要求取消会见日本天皇和外交大臣的计划。但北京政府担心因此过于得罪日本重启战端影响和谈，要求顾维钧“即行按期入日京会见，以觇日政府真意。万一不能支，可酌减酬应，紧要接待不可忽略，事关国际，务应慎重将事，毋负委任。”因此顾维钧不得不先行前往东京，分别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域及媾和委员牧野伸显分别会谈，但谢绝了日方的招待和天皇的接见。顾维钧拜会内田康哉时，为了试探日本方面的态度，专门谈到了台湾问题。内田康哉则表示：“俟大会对德交涉清楚之后，当按照前议交还中国，请勿听西人或他方之挑拨，致生异议。”顾维钧对内田的回答感到有些意外（日本军方坚决反对原敬主持的中日秘密谈判和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此时的他并不了解日本国内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因而回答说：“两国原议自应按照办理：将来两国代表可就具体事项彼此接洽。”日本方面的言下之意，是由日本先与德国交涉，然后再按照中日两国休战时订立的协议，将台湾转交给中国。对此，顾维钧并没有提出异议。而且在这次会谈中，顾维钧并没有就台湾问题是否提交巴黎和会与日本商议，因而为此后中日双方在和会上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在离开东京之后，顾维钧一行人抵达旧金山，并乘火车横穿北美大陆，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美国总统威尔逊进行了多次会晤，两人就很多问题达成了共识，顾维钧对威尔逊提出的《公正与和平》十四点建议非常赞许，表示将全力支持威尔逊的和平主张。
威尔逊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的政治理念可以归为四点：第一，人性可以改造。威尔逊认为组成“社会体系”的人的根源是可以被转变的，其观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性善论”。他认为人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克服固有的缺点而日臻高尚完善，人类社会也将藉此走向文明。第二、战争可以避免。威尔逊认为，“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人民可以达成谅解，用和平的眼光去看待各自的矛盾，并在友好的气氛中解决各自的矛盾”，而作为国家政权操纵者的政府官员则可以良好的协调这种意愿，从而化解矛盾。第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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