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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平和美好性格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那些培养将来从事较确定的职业的技术学校也适用。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并学会了如何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将肯定会找到属于他的道路。除此之外，与那些接受的训练主要只包括获取详细知识的人相比，他更加能够使自己适应进步和变化。”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人必须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能够取得从思考当中获得的快乐。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才不会轻易被他人误导，就如同好多人受误导误解了写下《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不朽名篇的安徒生的本意。”
“通过专业的教育，一个人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象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象一个健全发展的人。为了获得对别人和对集体的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他们的幻想和他们的疾苦。而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本来构成文化和保存文化的正是这个，当我把我的观点作为重要的东西推荐给大家的时候，我心理想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历史和哲学领域里十分枯燥的专门知识。”
“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的专门化，将会扼杀包括专门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
“使年轻人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对于有价值的教育也是生命攸关的，由于太多和太杂的学科（学分制）造成的青年人的过重的负担，大大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教育应当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的礼物来接受，而不是作为一种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担。”
“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它是成绩的基础，反过来，这种推动力也通过任务的完成而得到加强和滋养。在这里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同学校的教育准则的关系极为重大。做同样的工作，它的出发点可以是恐怖和强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挚的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因而也可以是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的好奇心，只不过这种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同样一件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可以很不相同，这要看推动这项工作的主要原因究竟是怕受到损害的恐惧，是自私的**，还是对快乐和满足的追求。”
“在学校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且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认为这才是学校的最重要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导致一种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财产——知识和艺术技能。”
“要记住，你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那些奇妙的东西，都是多少代人的工作成绩，都是由世界上每个国家里的热忱的努力和无尽的劳动所产生的。这一切都作为遗产交到你们手里，使你们可以领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给你们的孩子们。这样我们这些总是要死的人，就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不朽事物中得到了永生。”
“如果你们始终不忘记这一点，你们就会发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且对待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也就会有正确的态度。”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教育及由此所获得的书本知识，与个人的成功之间没有直通车，对于社会治理来说，知识也不是多重要的力量，更不是惟一的力量。在以前封建帝国时代的中国，人们之所以重视教育，仅仅因为，社会各个领域都由权力组织，权力的命令—服从机制取代了民主、自治和市场机制。这样的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它只能采取一种以知识替代民意的战略，靠一种貌似公平的形式理性来维持其生存，即通过科举式考试自上而下地选拔官员，通过量化的考核指标——比如官员的政绩——自上而下地奖惩官员。这样，在教育、尤其是科举考试与异常丰厚的收益之间，有了一条直通车，这诱导人们对教育畸形地重视。”
“今天，人们总算看到一些社会结构良性变化的迹象：教育的发育最为迅速，虽然问题多多，但许多学生已经在学校中生活；民主在民间底层发育，自治也在乡村和城市社区艰难的推进。这些领域的分配机制与是否上过大学、考试成绩是多少，没有直接联系。这些领域的进入不那么看重学历门槛，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于人们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也不再那么重要。也即读书不再有当官之用，此种读书无用论，乃是在社会趋向多元化过程中教育回归常态的拨乱反正之论。”
“如果有一天，很多青年、家长自愿选择不去上大学，而是去经商、从事社会服务、做技工学徒，那时，我们的社会就基本走出科举时代，象一个正常的社会。随着教育拜物教的褪色，社会趋向多中心治理秩序，教育才有可能回归其正常状态。”
“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在这种以一种多少有点较灰暗的形式所谈的内容，代表的只不过是我的个人观点，其基础仅仅是自己所积累的个人经验。谢谢同学们给了我这个机会，能在如此有意义的课堂上发表这些看法。”
杨朔铭演讲完毕，很多女大学生都鼓起掌来，杨朔铭的脸有些微微发红，汤芗铭回想着他刚才讲过的内容，心里不由得感慨不已。
他以前从没想过，杨朔铭对教育会有如此深刻的理解。
汤芗铭并不知道，杨朔铭刚才之所以会脸红，是因为他演讲的内容，并不都是他的原创。
此时杨朔铭还在和教师学生们微笑着自由交谈，而正在这时，一位海军军官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门口。
杨朔铭看到那位军官，笑着和教师学生们说了几句，然后离开了讲坛，走到了门口，来到了那位海军军官面前。
汤芗铭认出了这位海军军官是一位海军情报处的科长，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心不由得有些悬了起来。
杨朔铭从军官手中接过了一张纸看了看，嘴角竟然露出了一丝怪怪的笑容，汤芗铭看到杨朔铭那怪异的表情，不由得又是一愣。
“疫情应该是早就蔓延开来，咱们之所以不知道消息，是因为日本人的封锁和保密工作做得好。”杨朔铭说道。
“他们的检疫工作也很成功，疫情目前在日本国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海军情报处的军官回答道，“他们的行动还是很快的。”
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平和美好性格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那些培养将来从事较确定的职业的技术学校也适用。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并学会了如何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将肯定会找到属于他的道路。除此之外，与那些接受的训练主要只包括获取详细知识的人相比，他更加能够使自己适应进步和变化。”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人必须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能够取得从思考当中获得的快乐。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才不会轻易被他人误导，就如同好多人受误导误解了写下《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不朽名篇的安徒生的本意。”
“通过专业的教育，一个人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象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象一个健全发展的人。为了获得对别人和对集体的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他们的幻想和他们的疾苦。而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本来构成文化和保存文化的正是这个，当我把我的观点作为重要的东西推荐给大家的时候，我心理想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历史和哲学领域里十分枯燥的专门知识。”
“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的专门化，将会扼杀包括专门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
“使年轻人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对于有价值的教育也是生命攸关的，由于太多和太杂的学科（学分制）造成的青年人的过重的负担，大大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教育应当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的礼物来接受，而不是作为一种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担。”
“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它是成绩的基础，反过来，这种推动力也通过任务的完成而得到加强和滋养。在这里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同学校的教育准则的关系极为重大。做同样的工作，它的出发点可以是恐怖和强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挚的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因而也可以是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的好奇心，只不过这种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同样一件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可以很不相同，这要看推动这项工作的主要原因究竟是怕受到损害的恐惧，是自私的**，还是对快乐和满足的追求。”
“在学校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且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认为这才是学校的最重要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导致一种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财产——知识和艺术技能。”
“要记住，你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那些奇妙的东西，都是多少代人的工作成绩，都是由世界上每个国家里的热忱的努力和无尽的劳动所产生的。这一切都作为遗产交到你们手里，使你们可以领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给你们的孩子们。这样我们这些总是要死的人，就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不朽事物中得到了永生。”
“如果你们始终不忘记这一点，你们就会发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且对待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也就会有正确的态度。”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教育及由此所获得的书本知识，与个人的成功之间没有直通车，对于社会治理来说，知识也不是多重要的力量，更不是惟一的力量。在以前封建帝国时代的中国，人们之所以重视教育，仅仅因为，社会各个领域都由权力组织，权力的命令—服从机制取代了民主、自治和市场机制。这样的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它只能采取一种以知识替代民意的战略，靠一种貌似公平的形式理性来维持其生存，即通过科举式考试自上而下地选拔官员，通过量化的考核指标——比如官员的政绩——自上而下地奖惩官员。这样，在教育、尤其是科举考试与异常丰厚的收益之间，有了一条直通车，这诱导人们对教育畸形地重视。”
“今天，人们总算看到一些社会结构良性变化的迹象：教育的发育最为迅速，虽然问题多多，但许多学生已经在学校中生活；民主在民间底层发育，自治也在乡村和城市社区艰难的推进。这些领域的分配机制与是否上过大学、考试成绩是多少，没有直接联系。这些领域的进入不那么看重学历门槛，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于人们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也不再那么重要。也即读书不再有当官之用，此种读书无用论，乃是在社会趋向多元化过程中教育回归常态的拨乱反正之论。”
“如果有一天，很多青年、家长自愿选择不去上大学，而是去经商、从事社会服务、做技工学徒，那时，我们的社会就基本走出科举时代，象一个正常的社会。随着教育拜物教的褪色，社会趋向多中心治理秩序，教育才有可能回归其正常状态。”
“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在这种以一种多少有点较灰暗的形式所谈的内容，代表的只不过是我的个人观点，其基础仅仅是自己所积累的个人经验。谢谢同学们给了我这个机会，能在如此有意义的课堂上发表这些看法。”
杨朔铭演讲完毕，很多女大学生都鼓起掌来，杨朔铭的脸有些微微发红，汤芗铭回想着他刚才讲过的内容，心里不由得感慨不已。
他以前从没想过，杨朔铭对教育会有如此深刻的理解。
汤芗铭并不知道，杨朔铭刚才之所以会脸红，是因为他演讲的内容，并不都是他的原创。
此时杨朔铭还在和教师学生们微笑着自由交谈，而正在这时，一位海军军官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门口。
杨朔铭看到那位军官，笑着和教师学生们说了几句，然后离开了讲坛，走到了门口，来到了那位海军军官面前。
汤芗铭认出了这位海军军官是一位海军情报处的科长，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心不由得有些悬了起来。
杨朔铭从军官手中接过了一张纸看了看，嘴角竟然露出了一丝怪怪的笑容，汤芗铭看到杨朔铭那怪异的表情，不由得又是一愣。
“疫情应该是早就蔓延开来，咱们之所以不知道消息，是因为日本人的封锁和保密工作做得好。”杨朔铭说道。
“他们的检疫工作也很成功，疫情目前在日本国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海军情报处的军官回答道，“他们的行动还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