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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谈时，俄方坚决拒绝讨论唐努乌梁海问题。1916年陈篆担任中国驻外蒙古都护使后，克穆齐克旗偷偷派人前往库伦，要求重新发给印信，并控诉俄国人在唐努乌梁海的种种欺凌压迫。当时俄国参加一战，在乌梁海地区的驻兵大量减少，俄国侨民也大多回国，当地俄国势力削弱，而克穆齐克旗、贝子旗、大王旗等旗居民全都心向中国及哲布尊丹巴活佛，于是陈篆抓住时机联合外蒙古方面出兵唐努乌梁海，接纳各旗的效忠，造成了唐努乌梁海回归中国的既成事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军队一度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控制当地俄侨村庄，并对乌梁海人表示宽大，与各旗订立“条约”，允许当时在法理上尚属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自立”。至于那些“条约”，虽然声称放弃帝俄时代的侵略政策，但对于俄国人已经在唐努乌梁海夺得的各项利益，例如垦殖、渔猎、伐木等等，则一项也没有放弃，而且将“永远保持”。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方面与乌梁海各旗订立的“条约”，其俄文本与蒙文本内容竟有很大出入，例如条约第二条蒙文本为“乌梁海自治，俄国极表赞成”，而俄文本为“俄国人民赞同乌梁海人民之自治，认为此行为合理时，即偿还帝国官吏所收留之各和硕印信（指被俄国当局没收的前清印信）；自此以往，所有唐努图瓦乌梁海人民及九和硕完全独立，绝不属任何人管辖。”条约第三条的蒙文文本为“因俄人久住乌梁海地方，其种田等事项应仍依旧例办理”，俄文本竟然改为“乌梁海人民宣告独立后，不得侵犯俄国边界。以多年之友谊，乌梁海人民将俄国人民早年所开垦的地区完全让予俄国人民，俄国人并得以永久享有这些地区。”
1917年11月14日，外蒙都护使陈篆将都护使卫队第三连派往唐努乌梁海地区。这支部队久驻外蒙，能耐苦寒，沿途又加入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两支中国驻军分队，以及外蒙方面派遣的一百名骑兵，于12月16日抵达唐努乌梁海南境的唐努谙班卡伦（哨所），18日抵达唐努旗总管驻地，后续部队在1918年1月陆续到达，外蒙当局随即派多登贝子为唐努乌梁海佐理大员。此时在克穆齐克旗境内还有数十名名俄国白卫军士兵，与前去接收该旗的中**队发生冲突，中方被打死9人，俄方损失5人。就在双方对峙胶着时，俄国境内红军发动攻势，白军发生动摇，再加上当地外蒙官署向饱受俄国蹂躏的唐努乌梁海猎人发放枪支，令其助战，终于扭转局势，唐努乌梁海全境于1918年7月被中蒙联合收复。
在得知唐努乌梁海被中**队收复后，苏俄当局大为震惊，苏俄红军以“追击高尔察克白匪”的名义在当年夏末从俄国境内涌入唐努乌梁海，打算再度控制这一地区。1920年1月26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向列宁和托洛茨基发去电报：“蒙古人进入了乌梁海地区，驱逐我们的（俄国的）农民。这些农民曾经勇敢地与高尔察克白匪作战，而且不受他的管辖。索约特人（乌梁海人）是游牧民族，受蒙古和帝俄的双重压迫。你们认为是否应当用武力把乌梁海地区从蒙古人手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乌梁海苏维埃共和国？请告知。”在莫斯科方面还没来得及向斯米尔诺夫发出答复时，1920年2月19日，唐努乌梁海就被原外蒙古都护使陈篆的秘书长严式超（1919年被中华民国外交部委任为唐努乌梁海调查员）带兵再度收复。但是在当年9月，乌梁海的俄侨在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派来的专员伊?格?萨菲亚诺夫组织下建立起一个“苏维埃政府”，并且宣布唐努乌梁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苏俄的行径激怒了中国当局，而协约国方面借此机会要求中国方面出兵干涉苏俄革命，于是1921年6月，中**队在大举进攻苏俄西伯利亚地区的同时，再度进入唐努乌梁海，一举推翻了萨菲亚诺夫建立的所谓“苏维埃政府”，逮捕并处决了萨菲亚诺夫等人。中**队随后便留驻下来，并在唐努乌梁海境内全面清剿苏俄叛乱分子，逮捕了苏俄官吏、政治宣传员及其党羽和特务分子。7月，唐努乌梁海的华侨和亲华人士组成了代表团，与克穆齐克等旗的总管会面，要求唐努乌梁海必须“脱离同赤俄的一切联系”，“回归华夏”。8月14日，由中国侨民和当地人联合组成的“全乌梁海立宪呼拉尔”宣布成立“唐努乌梁海自治州”，以原来俄国人修筑的殖民城堡别洛沙尔斯克为州治所，改名为“乌梁海浩特”。中国官员和军队及华侨还帮助乌梁海人成立了由当地人构成的自治政府，喇嘛丹都克担任“州长”。
丹都克喇嘛采取亲华亲蒙政策，与中国政府官员及外蒙古的上层喇嘛建立了密切的往来。丹都克希望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古重新合并，以便能有效阻止苏俄分子和特务人员进入唐努乌梁海，为了加强同祖国的联系，丹都克多次提议中国政府“帮助乌梁海人民开发林业、矿业，发展经济”。丹都克的要求得到了乌梁海人民的支持和中国政府和民间的积极响应，也得到了中**队的支持。不少汉地百姓从蒙古迁居到了唐努乌梁海从事林业和矿业的开发，加上中**队对苏俄作战对各种物资的需求对唐努乌梁海的经济的带动，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始变得繁荣起来。
在对日作战及对苏俄作战基本告一段落之后，身为西北筹边使的徐树铮来到了唐努乌梁海地区视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徐树铮以前只在报告中知道关于唐努乌梁海的一些情况，当他亲身来到这片土地上，接触到生活在这里的人民，这才领略到这里人们的纯朴善良和这片土地的美丽富饶。
他这时才知道，自己为祖国收回的这片国土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是多么的值得。
但刚刚严式超的话，却勾起了他的心事。
作为段祺瑞皖系当家人物的“小诸葛”，他现在所处的地位，其实是相当尴尬的。
段祺瑞因借日款事败露及“九?二八”事件辞去边防督办一职通电下野之后，皖系军阀势力就此土崩瓦解，而徐树铮当年因为过于骄狂自信，得罪了不少的人，因而在皖系倒台之后，徐树铮知道很多人都欲借此机会整治他（借日款及安福国会贿选的事都有他的份儿）。为了自保，徐树铮悄悄离开了北京前往库伦，他在路上递交了辞去陆军部次长职务的辞呈，然后昼夜不停的前往蒙古。
徐树铮明白，只有到了自己西北边防军的地盘，这条命才是自己的。
他在现在这个时候，来到唐努乌梁海视察，其实也未尝没有“避祸”的意思在里面。
如今北京政府的一举一动，可以说时刻牵动着他的神经。
“杨瀚之辞去边防督办一职，严兄听说了吧？”
徐树铮听了严式超“投石问路”的话，只是微微一笑，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等到乌梁海人散去后，转而反问道，“严兄觉得，这里面是否有什么玄机？”
“表面上看，是因为青年党国会议员之提案反对久设边防督办，其实，如果杨瀚之不想让位，单单是国会的决议，是弄不倒他的。”严式超笑了笑，说道，“所以说，这件事只有一个可能，是他杨瀚之不想干这个位子了，但又怕落到别人手中与己不利，所以才顺水推舟的弄了这么一手。”
“你是说，有人早就盯着这个位子了？”徐树铮明白了严式超的意思，“难道……”
“他杨瀚之虽然战功卓著，且于国内实业多有建树，但毕竟太过年轻，资历又浅，他坐在边防督办这个位置上，以他的聪明，应该是早就觉察出了危险，知道有人在打他的主意，所以才会主动请辞，不给对方以机... -->>
1915年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谈时，俄方坚决拒绝讨论唐努乌梁海问题。1916年陈篆担任中国驻外蒙古都护使后，克穆齐克旗偷偷派人前往库伦，要求重新发给印信，并控诉俄国人在唐努乌梁海的种种欺凌压迫。当时俄国参加一战，在乌梁海地区的驻兵大量减少，俄国侨民也大多回国，当地俄国势力削弱，而克穆齐克旗、贝子旗、大王旗等旗居民全都心向中国及哲布尊丹巴活佛，于是陈篆抓住时机联合外蒙古方面出兵唐努乌梁海，接纳各旗的效忠，造成了唐努乌梁海回归中国的既成事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军队一度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控制当地俄侨村庄，并对乌梁海人表示宽大，与各旗订立“条约”，允许当时在法理上尚属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自立”。至于那些“条约”，虽然声称放弃帝俄时代的侵略政策，但对于俄国人已经在唐努乌梁海夺得的各项利益，例如垦殖、渔猎、伐木等等，则一项也没有放弃，而且将“永远保持”。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方面与乌梁海各旗订立的“条约”，其俄文本与蒙文本内容竟有很大出入，例如条约第二条蒙文本为“乌梁海自治，俄国极表赞成”，而俄文本为“俄国人民赞同乌梁海人民之自治，认为此行为合理时，即偿还帝国官吏所收留之各和硕印信（指被俄国当局没收的前清印信）；自此以往，所有唐努图瓦乌梁海人民及九和硕完全独立，绝不属任何人管辖。”条约第三条的蒙文文本为“因俄人久住乌梁海地方，其种田等事项应仍依旧例办理”，俄文本竟然改为“乌梁海人民宣告独立后，不得侵犯俄国边界。以多年之友谊，乌梁海人民将俄国人民早年所开垦的地区完全让予俄国人民，俄国人并得以永久享有这些地区。”
1917年11月14日，外蒙都护使陈篆将都护使卫队第三连派往唐努乌梁海地区。这支部队久驻外蒙，能耐苦寒，沿途又加入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两支中国驻军分队，以及外蒙方面派遣的一百名骑兵，于12月16日抵达唐努乌梁海南境的唐努谙班卡伦（哨所），18日抵达唐努旗总管驻地，后续部队在1918年1月陆续到达，外蒙当局随即派多登贝子为唐努乌梁海佐理大员。此时在克穆齐克旗境内还有数十名名俄国白卫军士兵，与前去接收该旗的中**队发生冲突，中方被打死9人，俄方损失5人。就在双方对峙胶着时，俄国境内红军发动攻势，白军发生动摇，再加上当地外蒙官署向饱受俄国蹂躏的唐努乌梁海猎人发放枪支，令其助战，终于扭转局势，唐努乌梁海全境于1918年7月被中蒙联合收复。
在得知唐努乌梁海被中**队收复后，苏俄当局大为震惊，苏俄红军以“追击高尔察克白匪”的名义在当年夏末从俄国境内涌入唐努乌梁海，打算再度控制这一地区。1920年1月26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向列宁和托洛茨基发去电报：“蒙古人进入了乌梁海地区，驱逐我们的（俄国的）农民。这些农民曾经勇敢地与高尔察克白匪作战，而且不受他的管辖。索约特人（乌梁海人）是游牧民族，受蒙古和帝俄的双重压迫。你们认为是否应当用武力把乌梁海地区从蒙古人手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乌梁海苏维埃共和国？请告知。”在莫斯科方面还没来得及向斯米尔诺夫发出答复时，1920年2月19日，唐努乌梁海就被原外蒙古都护使陈篆的秘书长严式超（1919年被中华民国外交部委任为唐努乌梁海调查员）带兵再度收复。但是在当年9月，乌梁海的俄侨在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派来的专员伊?格?萨菲亚诺夫组织下建立起一个“苏维埃政府”，并且宣布唐努乌梁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苏俄的行径激怒了中国当局，而协约国方面借此机会要求中国方面出兵干涉苏俄革命，于是1921年6月，中**队在大举进攻苏俄西伯利亚地区的同时，再度进入唐努乌梁海，一举推翻了萨菲亚诺夫建立的所谓“苏维埃政府”，逮捕并处决了萨菲亚诺夫等人。中**队随后便留驻下来，并在唐努乌梁海境内全面清剿苏俄叛乱分子，逮捕了苏俄官吏、政治宣传员及其党羽和特务分子。7月，唐努乌梁海的华侨和亲华人士组成了代表团，与克穆齐克等旗的总管会面，要求唐努乌梁海必须“脱离同赤俄的一切联系”，“回归华夏”。8月14日，由中国侨民和当地人联合组成的“全乌梁海立宪呼拉尔”宣布成立“唐努乌梁海自治州”，以原来俄国人修筑的殖民城堡别洛沙尔斯克为州治所，改名为“乌梁海浩特”。中国官员和军队及华侨还帮助乌梁海人成立了由当地人构成的自治政府，喇嘛丹都克担任“州长”。
丹都克喇嘛采取亲华亲蒙政策，与中国政府官员及外蒙古的上层喇嘛建立了密切的往来。丹都克希望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古重新合并，以便能有效阻止苏俄分子和特务人员进入唐努乌梁海，为了加强同祖国的联系，丹都克多次提议中国政府“帮助乌梁海人民开发林业、矿业，发展经济”。丹都克的要求得到了乌梁海人民的支持和中国政府和民间的积极响应，也得到了中**队的支持。不少汉地百姓从蒙古迁居到了唐努乌梁海从事林业和矿业的开发，加上中**队对苏俄作战对各种物资的需求对唐努乌梁海的经济的带动，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始变得繁荣起来。
在对日作战及对苏俄作战基本告一段落之后，身为西北筹边使的徐树铮来到了唐努乌梁海地区视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徐树铮以前只在报告中知道关于唐努乌梁海的一些情况，当他亲身来到这片土地上，接触到生活在这里的人民，这才领略到这里人们的纯朴善良和这片土地的美丽富饶。
他这时才知道，自己为祖国收回的这片国土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是多么的值得。
但刚刚严式超的话，却勾起了他的心事。
作为段祺瑞皖系当家人物的“小诸葛”，他现在所处的地位，其实是相当尴尬的。
段祺瑞因借日款事败露及“九?二八”事件辞去边防督办一职通电下野之后，皖系军阀势力就此土崩瓦解，而徐树铮当年因为过于骄狂自信，得罪了不少的人，因而在皖系倒台之后，徐树铮知道很多人都欲借此机会整治他（借日款及安福国会贿选的事都有他的份儿）。为了自保，徐树铮悄悄离开了北京前往库伦，他在路上递交了辞去陆军部次长职务的辞呈，然后昼夜不停的前往蒙古。
徐树铮明白，只有到了自己西北边防军的地盘，这条命才是自己的。
他在现在这个时候，来到唐努乌梁海视察，其实也未尝没有“避祸”的意思在里面。
如今北京政府的一举一动，可以说时刻牵动着他的神经。
“杨瀚之辞去边防督办一职，严兄听说了吧？”
徐树铮听了严式超“投石问路”的话，只是微微一笑，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等到乌梁海人散去后，转而反问道，“严兄觉得，这里面是否有什么玄机？”
“表面上看，是因为青年党国会议员之提案反对久设边防督办，其实，如果杨瀚之不想让位，单单是国会的决议，是弄不倒他的。”严式超笑了笑，说道，“所以说，这件事只有一个可能，是他杨瀚之不想干这个位子了，但又怕落到别人手中与己不利，所以才顺水推舟的弄了这么一手。”
“你是说，有人早就盯着这个位子了？”徐树铮明白了严式超的意思，“难道……”
“他杨瀚之虽然战功卓著，且于国内实业多有建树，但毕竟太过年轻，资历又浅，他坐在边防督办这个位置上，以他的聪明，应该是早就觉察出了危险，知道有人在打他的主意，所以才会主动请辞，不给对方以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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