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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中央工人部在调查武汉纺织业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谈到：工会势力过于庞大，工人纷纷怠工，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管理者则不敢有一句异言，以至于商人纷纷歇业，以避工人之锋。”
“在起初，人们都期求我党设办法，就是政府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我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负责这些事，但我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我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取强迫办法（与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于工会与党，另一方面我党党员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
梁启超家书：
“思永来信所讲的流传于青年当中的社惠主义政治观点，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其实打倒作恶的地方军阀，不能不说有他们的一点功劳，我们虽然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我们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
“……眼下各地凡是作恶的地方军阀，离末日都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中国布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之所以如此，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蓝宁（即列宁）之第三国际的羁绊，布党党众所至之地，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现在两湖多地之中等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若全国都象他们那样的搞法，则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前途真是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之地了。”
“我素来接受‘政治革命’，但坚决排斥所谓的‘社会革命’，此次在国务总理任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心致力中国走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这条‘社会改良’之路的关键，是一个‘中等社会’的存在。因为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我曾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个定义：排除了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剥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会’（颇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我主张先在中国造就一个‘中等社会’，然后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改良。”
“如今‘中等社会’的建设发展初见成效，而近来耳目所接，却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自布党转移入外省之后，河南、山东等地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四川也有不少地方的人民深受荼毒，若任由此种恶势力于地下蔓延全国，那中国真就成了活地狱了。不惟徐世昌大总统头痛，连我们这些想做实事的也头痛。总而言之，布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左舜生给他的朋友的信(我亲看见的)，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据传吴子玉军中亦有布党分子活动，前日曹仲珊到京，我和他谈及此事，他还安慰我道：‘不要紧，他们掀不起大浪，军队都在我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属布派，但若长此下去，他们将来必倒在布派手上无疑。”
“现在中国的不少地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河南四川陕北多地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都是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大好的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令人难过。将来我们受苦的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工运学运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们这些人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我更恐北京一旦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本来拟在思永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现下南方最闹得糟的是两湖四川偏远之地，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其实湖南江西浙江等省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总感觉着全个北京将要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天津上海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你们回来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强安居。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裂。我想这是免不了的事，很难捱过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
中国青年党《醒狮》杂志（1922年9月，第二号）：
“……农民大量弃地逃荒，究其个中原因，与布党党众借势煽动底层贫民搞的‘平粜阻禁运动’有密切的关系。该运动的本意，是底层贫民担忧一旦遇上青黄不接的年份，省内粮价暴涨，进而威胁自己生计，故而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禁止一切粮食出境。这种措施既然是贫农自己所定，本来理应对贫农有利。但实际却不然。措施最先损害的便是佃农、自耕农的利益，其后才是中农、富农和地主们的利益。因为这些农民，都有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粮食的需求，然‘平粜阻禁’之后，粮食不能在丰收与荒歉之间流动，导致其价格极低，种地反成了亏损之事，政府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去，政府对此也无计可施；无力抗拒政府催赋的自耕农和佃农，则纷纷抛荒或违背租佃契约逃走。佃农、自耕农们放弃种地之后，粮食大量减产，贫农们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严重的是：贫农们这样闹，将粮食控制在省内，不许外运，导致邻省驻军的补给都出现了问题，激起了军队广大士兵的愤怒。”
“而贫农们之所以能够将‘平粜阻禁运动’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农民协会。据时人的调查，农民协会不仅参加乡村统治权，而且在一些偏远地方还取代政府，实行所谓的‘农协自治’，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不但乡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并且已经进一步蚕食、干预县政府，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都要交给农会，工人问题要交给工会，学生问题要交给学联才能解决，而县政府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由于布党的煽惑，一些地方的统治权在城市确已转到了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手中。”
“尤为值得注意... -->>
“我党中央工人部在调查武汉纺织业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谈到：工会势力过于庞大，工人纷纷怠工，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管理者则不敢有一句异言，以至于商人纷纷歇业，以避工人之锋。”
“在起初，人们都期求我党设办法，就是政府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我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负责这些事，但我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我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取强迫办法（与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于工会与党，另一方面我党党员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
梁启超家书：
“思永来信所讲的流传于青年当中的社惠主义政治观点，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其实打倒作恶的地方军阀，不能不说有他们的一点功劳，我们虽然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我们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
“……眼下各地凡是作恶的地方军阀，离末日都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中国布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之所以如此，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蓝宁（即列宁）之第三国际的羁绊，布党党众所至之地，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现在两湖多地之中等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若全国都象他们那样的搞法，则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前途真是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之地了。”
“我素来接受‘政治革命’，但坚决排斥所谓的‘社会革命’，此次在国务总理任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心致力中国走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这条‘社会改良’之路的关键，是一个‘中等社会’的存在。因为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我曾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个定义：排除了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剥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会’（颇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我主张先在中国造就一个‘中等社会’，然后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改良。”
“如今‘中等社会’的建设发展初见成效，而近来耳目所接，却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自布党转移入外省之后，河南、山东等地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四川也有不少地方的人民深受荼毒，若任由此种恶势力于地下蔓延全国，那中国真就成了活地狱了。不惟徐世昌大总统头痛，连我们这些想做实事的也头痛。总而言之，布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左舜生给他的朋友的信(我亲看见的)，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据传吴子玉军中亦有布党分子活动，前日曹仲珊到京，我和他谈及此事，他还安慰我道：‘不要紧，他们掀不起大浪，军队都在我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属布派，但若长此下去，他们将来必倒在布派手上无疑。”
“现在中国的不少地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河南四川陕北多地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都是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大好的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令人难过。将来我们受苦的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工运学运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们这些人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我更恐北京一旦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本来拟在思永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现下南方最闹得糟的是两湖四川偏远之地，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其实湖南江西浙江等省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总感觉着全个北京将要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天津上海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你们回来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强安居。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裂。我想这是免不了的事，很难捱过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
中国青年党《醒狮》杂志（1922年9月，第二号）：
“……农民大量弃地逃荒，究其个中原因，与布党党众借势煽动底层贫民搞的‘平粜阻禁运动’有密切的关系。该运动的本意，是底层贫民担忧一旦遇上青黄不接的年份，省内粮价暴涨，进而威胁自己生计，故而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禁止一切粮食出境。这种措施既然是贫农自己所定，本来理应对贫农有利。但实际却不然。措施最先损害的便是佃农、自耕农的利益，其后才是中农、富农和地主们的利益。因为这些农民，都有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粮食的需求，然‘平粜阻禁’之后，粮食不能在丰收与荒歉之间流动，导致其价格极低，种地反成了亏损之事，政府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去，政府对此也无计可施；无力抗拒政府催赋的自耕农和佃农，则纷纷抛荒或违背租佃契约逃走。佃农、自耕农们放弃种地之后，粮食大量减产，贫农们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严重的是：贫农们这样闹，将粮食控制在省内，不许外运，导致邻省驻军的补给都出现了问题，激起了军队广大士兵的愤怒。”
“而贫农们之所以能够将‘平粜阻禁运动’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农民协会。据时人的调查，农民协会不仅参加乡村统治权，而且在一些偏远地方还取代政府，实行所谓的‘农协自治’，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不但乡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并且已经进一步蚕食、干预县政府，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都要交给农会，工人问题要交给工会，学生问题要交给学联才能解决，而县政府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由于布党的煽惑，一些地方的统治权在城市确已转到了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手中。”
“尤为值得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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