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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的大力号召下，中国各阶层人民积极响应，表现出了罕见的凝聚力，。上海总商会随即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银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由于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当天，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就起锚驶往日本，这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
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德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医疗救护队及药品器械，于9月8日乘船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为了救助日本灾民，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明星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银元。“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由何丰林、盛竹书、虞洽卿、叶楚伧、张季鸾等人赞助。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为日本灾民募集款项物资。北京各界于9月5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集会，北京银行公会捐助10万银元购买米面30000石。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决定拨付5万元赈灾，派代表携带粮食、衣物、药品赶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会商援助日本灾区。天津红十字会、天津报界公会等纷纷行动，筹粮筹款，支援日本。广州、南京、东三省等都捐出大额粮食、物品和款项。在段祺瑞发起成立的“救灾同志会”成立仪式上，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曹汝霖、鲍贵卿等出席并捐款，当场筹集了价值10万日元的款项，次日直接汇给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此外，担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个人捐款5万元，3万元为赈济日人，2万元为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省长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江苏省长韩国钧、直隶省长王承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安徽省长吕调元、浙江省长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等均捐款1000元至1万元不等。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及另行刊登的“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捐款实收公告，仅此三项的捐款总额就达到44万元以上。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炭、烟叶、菜籽、鲜蛋等物，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元。中国的商人、画家同时也是上海佛教领袖的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石、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装船运往日本，这是来自日本国外的首批救灾物资，日本民众对此极为感激，将王一亭称为“王菩萨”。中国人民在这次日本震灾中所表现出的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一时为世界各国广为称颂。
但是随后在日本发生的事，却大大的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地震次日，日本即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当日，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于是，从9月2日下午开始，在日本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使用刀剑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而在这场大屠杀过程中，日本人同时也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人。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朝鲜人有上万人，而华人被屠杀者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因伤重去世）。
当时中国国内的报刊媒体对此进行了报导，《北华日报》如下载道：
“……其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于是竭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鲜人，无论老幼男妇，恣意惨杀。其最可怖者，为朝鲜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被故意杀害殴辱者，不可胜数，刀棒拳足一时交加，殆不以人类相待……”
“浙籍韩潮初（神户高商学堂）、沈诵填（高师）、蔡经德（高工）、陈悼诸人，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也不免毒打几毙，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
“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赁居日人家中，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杀支那人’。后经几许哀求，始免一死……”
“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残忍刻毒，闻之战栗。且因中国排日，故每遇中国人，恒易受感情之冲动，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
“时王希天君来我们中队访问中队官长们，对护送中国人一事，愿为工人们出一些力。中国人是没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后，有一天，我们走到税务署卫兵处，听说王希天已被日本某官长斩了。他骑来的半新旧自行车，被日军作为战利品占用着……”
在日华人及朝鲜人遭遇野蛮屠杀的情况见报后，中国国内的舆论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热潮一变而为抗议日本屠杀华工的怒潮。中国民众纷纷指责日本“仁义道德沦亡殆尽。吾人本恤怜之义，集资以济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横杀，以德报怨，莫甚于斯，吾人一息尚存，当速提抗议，惩办恶凶，赔偿损失。”
上海《晨报》社论说：“日本震灾，我国表其深挚同情，力尽救恤之义，吾人方藉此可以改善两国关系，促进国民亲善，乃日本于灾震发生之际，对于华侨极为残酷……吾人对于日本震灾，虽具有同情，而对于虐杀则不能不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若不亟谋谢恤之法，则中日间感情将因此而愈难改善矣。”
中国驻日本公使陆宗舆、新任中国驻神户代办施履本在得到消息后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严重抗议，全国不少团体纷纷要求日本方面惩凶、抚恤等。日本方面接到抗议书后，对此先是矢口否认，随即承认这只是误杀：“震灾发生之时，韩民暴动随处发生纠纷，致华人误被杀伤殊属不少”，“地震时韩人暴动，群情愤激，误伤华人”，“如此多数人之被害，在常识上难于置信，且其原因，又为震灾、水灾等不可抗力，诚属无可如何之事。”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随即照会日本驻华全权公使芳泽谦吉，对日本虐杀华工之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公布暴行、抚恤难侨，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随后派专使王正廷、刘彦、沈其昌等赴日调查。面对中国人民汹涌的抗议浪潮，日本政府迫于中国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做出“道歉”、“惩凶”、“赔偿”等项决议，“收捕行凶军警二十二人，首犯九人处死刑，余等判有期徒刑十年至数月不等”，赔偿死难华工抚恤金共计60万日元。
关东大地震被后人称为“影响历史的大地震”，因为它对亚洲未来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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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的大力号召下，中国各阶层人民积极响应，表现出了罕见的凝聚力，。上海总商会随即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银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由于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当天，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就起锚驶往日本，这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
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德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医疗救护队及药品器械，于9月8日乘船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为了救助日本灾民，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明星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银元。“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由何丰林、盛竹书、虞洽卿、叶楚伧、张季鸾等人赞助。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为日本灾民募集款项物资。北京各界于9月5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集会，北京银行公会捐助10万银元购买米面30000石。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决定拨付5万元赈灾，派代表携带粮食、衣物、药品赶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会商援助日本灾区。天津红十字会、天津报界公会等纷纷行动，筹粮筹款，支援日本。广州、南京、东三省等都捐出大额粮食、物品和款项。在段祺瑞发起成立的“救灾同志会”成立仪式上，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曹汝霖、鲍贵卿等出席并捐款，当场筹集了价值10万日元的款项，次日直接汇给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此外，担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个人捐款5万元，3万元为赈济日人，2万元为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省长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江苏省长韩国钧、直隶省长王承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安徽省长吕调元、浙江省长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等均捐款1000元至1万元不等。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及另行刊登的“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捐款实收公告，仅此三项的捐款总额就达到44万元以上。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炭、烟叶、菜籽、鲜蛋等物，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元。中国的商人、画家同时也是上海佛教领袖的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石、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装船运往日本，这是来自日本国外的首批救灾物资，日本民众对此极为感激，将王一亭称为“王菩萨”。中国人民在这次日本震灾中所表现出的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一时为世界各国广为称颂。
但是随后在日本发生的事，却大大的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地震次日，日本即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当日，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于是，从9月2日下午开始，在日本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使用刀剑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而在这场大屠杀过程中，日本人同时也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人。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朝鲜人有上万人，而华人被屠杀者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因伤重去世）。
当时中国国内的报刊媒体对此进行了报导，《北华日报》如下载道：
“……其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于是竭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鲜人，无论老幼男妇，恣意惨杀。其最可怖者，为朝鲜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被故意杀害殴辱者，不可胜数，刀棒拳足一时交加，殆不以人类相待……”
“浙籍韩潮初（神户高商学堂）、沈诵填（高师）、蔡经德（高工）、陈悼诸人，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也不免毒打几毙，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
“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赁居日人家中，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杀支那人’。后经几许哀求，始免一死……”
“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残忍刻毒，闻之战栗。且因中国排日，故每遇中国人，恒易受感情之冲动，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
“时王希天君来我们中队访问中队官长们，对护送中国人一事，愿为工人们出一些力。中国人是没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后，有一天，我们走到税务署卫兵处，听说王希天已被日本某官长斩了。他骑来的半新旧自行车，被日军作为战利品占用着……”
在日华人及朝鲜人遭遇野蛮屠杀的情况见报后，中国国内的舆论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热潮一变而为抗议日本屠杀华工的怒潮。中国民众纷纷指责日本“仁义道德沦亡殆尽。吾人本恤怜之义，集资以济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横杀，以德报怨，莫甚于斯，吾人一息尚存，当速提抗议，惩办恶凶，赔偿损失。”
上海《晨报》社论说：“日本震灾，我国表其深挚同情，力尽救恤之义，吾人方藉此可以改善两国关系，促进国民亲善，乃日本于灾震发生之际，对于华侨极为残酷……吾人对于日本震灾，虽具有同情，而对于虐杀则不能不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若不亟谋谢恤之法，则中日间感情将因此而愈难改善矣。”
中国驻日本公使陆宗舆、新任中国驻神户代办施履本在得到消息后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严重抗议，全国不少团体纷纷要求日本方面惩凶、抚恤等。日本方面接到抗议书后，对此先是矢口否认，随即承认这只是误杀：“震灾发生之时，韩民暴动随处发生纠纷，致华人误被杀伤殊属不少”，“地震时韩人暴动，群情愤激，误伤华人”，“如此多数人之被害，在常识上难于置信，且其原因，又为震灾、水灾等不可抗力，诚属无可如何之事。”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随即照会日本驻华全权公使芳泽谦吉，对日本虐杀华工之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公布暴行、抚恤难侨，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随后派专使王正廷、刘彦、沈其昌等赴日调查。面对中国人民汹涌的抗议浪潮，日本政府迫于中国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做出“道歉”、“惩凶”、“赔偿”等项决议，“收捕行凶军警二十二人，首犯九人处死刑，余等判有期徒刑十年至数月不等”，赔偿死难华工抚恤金共计60万日元。
关东大地震被后人称为“影响历史的大地震”，因为它对亚洲未来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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