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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些忧郁的看着船台上的舰体，“说不定会比咱们现在的‘共和’级还要大，而咱们反而在建这些小船。”
“两万吨级的船你说是小船？”傅晶有些惊讶的看着林郁箐。
“和咱们中国以前造的船相比，当然是大船了。”林郁箐说道，“但要是日本人造出七八万吨的巨舰来，那不就是小船了？”
傅晶明白了林郁箐为什么这么说，但他却并没有再和他就这个话题争论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日德兰大海战和凯尔特海大海战中，海上霸主战列舰在战斗中的表现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给全世界的海军观察家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因而在战争结束后，世界各国海军的发展目光便集中在了战列舰上，建造更大更强的战列舰不仅仍然是列强海军孜孜以求的目标，世界各国的优秀舰船设计师们全都绞尽脑汁集中在了强化战列舰的性能方面，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象林郁箐这样的设计师，也将设计思路主要放在建造更大更强的战列舰上。
“这一次的限制海军军备会议，肯定要限制建造主力舰的吨位。”林郁箐接着说道，“但条约是有期限的，期限一过，肯定还是要回到老路上来。”
“不错。”傅晶想起了自己保险柜中杨朔铭给他的那些宝贵的新式舰艇设计资料和数据，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所以我们才要小步快跑，不能再耽误一点时间了。”
1923年10月1日，华盛顿会议在富丽堂皇的美国革命女儿会所属的大陆纪念堂开幕，会议议程包括三大项：限制海军军备；废除英日同盟；西伯利亚问题及太平洋委任统治岛屿问题。出席会议的有美、英、中、日、法、比、意、荷八国，美国代表包括国务卿休斯、前国务卿鲁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洛奇、外交委员会民主党首席委员安德伍德；中国的全权代表包括外交部总长顾维钧、国务院副总理曾琦、驻美公使施肇基和司法总长王宠惠博士，与其同行的是一大批高级顾问，包括曾代理外长及总理的周自齐、前外交总长陆征祥、海军上将程璧光、海军中将蔡廷干，中国代表团总人数达130人之多，是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人数的4倍。日本代表则包括海军大臣财部彪、前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外交次官植原正直；英帝国代表团首领为原外交大臣、上院议长贝尔福勋爵，成员包括海军大臣李男爵、驻美大使格迪斯，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和印度的代表；法、意、荷、比等国派出了殖民部部长、国会议员和驻美大使、公使这样级别的人物，其中大多数人是熟悉远东问题的外交专家。
在当天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休斯国务卿并没有象与会各国代表预料的那样，发表一篇传统的、优雅的、空洞无物的开幕词，而是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抛出了美国的第一张牌：停止海军军备竞赛，六大海军强国美、英、中、日、法、意按照5：5：4：3：1.75：1.75的比例裁减海军军备，将超过这一比例的主力舰和辅助舰只全部废弃或沉没，并在今后10年里完全停止建造新的主力舰。休斯说：“整个世界都在关注本次会议，期望减轻由于军备竞赛带来的沉重负担。美国政府认为，我们应当毫不拖延地满足这种愿望。”休斯的一番讲话赢得了会场大厅内“大喜若狂的如雷掌声”。
削减海军军备是华盛顿会议的直接起因，虽然此前英中日等国都因无力承担巨额的海军军费开支而有放弃造舰计划的打算，但是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条件和比例，则是要为之力争的。
召开华盛顿会议当时，美英中日三国海军总吨位比例为7.5：5：7：4.9，现役主力舰吨位比例为10：6：7.2：6.8。如果把已经开工建造的那一部分计算在内，主力舰的比例则变为10：7：9：8.7，英国已经不占多少优势，特别是英国主力舰的老化程度高于美国。美国希望经过限制的四国海军实力对比为10：10：7：6，中国希望四国海军的实力对比为10：10：5：5，表达了想要缩减海军发展经济的愿望，但日本却希望至少要保持10：10：6：7的比例。
由于日本顽固的坚持要保持对美“七成”的比例，致使华盛顿会议一开场的气氛便很是紧张。
美国人并不了解，“对美七成论”一直是日本海军政策的基础，该观点起源于明治末年，当时日本海军战略家吉田清风和秋山真之就提出，在与英美交战时，日本海军至少要保有对方70%的兵力，才有50%的胜算；佐藤铁太郎的信条是进攻舰队必须对防守舰队保持50%以上，也就是3：2的兵力优势，因此防守舰队的实力要超过对手的2/3，达到70%，才能有战成平手的起码基础。
日本海军从上述命题得出结论，以美攻日守的战略设想为前提，如果日本舰队不能保持美国舰队70%以上的实力，结果就是平时不能阻止战争爆发，战时不能阻止美国舰队奔袭日本近海和本土、在日本登陆。1907年的《帝国国防方针》决定在以美国为主要假想敌的情况下保持其七成的海军兵力，1918年修改版《帝国国防方针》再次确认了这种思想，召开华盛顿会议前夕，日本“限制军备对策委员会”就曾提出“绝对有必要拥有对美70%以上的海上兵力，在此比例以下，绝对没有让步的余地”。
美国方面对美日海军兵力对比的意见也与此大同小异，在助理海军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海军作战部长孔茨上将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为华盛顿会议提出的材料里，提出美国为弥补太平洋地区海军基地的不足，有必要对日本保持3：2的兵力优势。海军部长邓比最后批准的允许美英中日对海军兵力保持的比例为10：10：6：6。
日本代表团按照出行前的既定方针，针对休斯的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日美海军比例至少为7：10，参加交涉的日本代表加藤宽治认为，“日美海军为争夺太平洋的支配权，以及日美两国围绕中国引发的争夺，必然导致日美海军的争霸战，而日本不利于持久战。……美国工业实力雄厚，平时没有必要保持大军备，即使用由于日本同等或劣等的常备兵力，仍能在战争爆发后及时扩充舰队，保持安全。而象日本这样在资源和工业上都居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平时不拥有强大的常备兵力，一旦危急就无所依靠。”加藤宽治还声称，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本应享有与美国同等的军备，保持70%已是最大让步。日本首席代表财部彪也认为日本应保持对英美70%的比例。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日本代表团多次请示国内，日本外交咨询委员会指示日本代表团，坚持70%的比例，但美国毫不让步，因为美国海军对10：6的比例也不满意，认为即使按照这一比例，美国海军也无法在太平洋确立其绝对优势（之所以同意这样的比例，有基于中国海军和美国海军联合作战的构想的意思在里面），英国也支持美国的立场，甚至提出了10：5.5的要求，理由是美国海军分布在两洋，英国海军更要分散在世界各地，日本有两国海军55%的比例就足以在西太平洋确立绝对优势了。
美日两国围绕“六成还是七成”的争论成了达成限制军备协议的最大障碍，面临美英中三国的联合压力，财部彪和加藤友三郎都认识到必须做出决断。
他有些忧郁的看着船台上的舰体，“说不定会比咱们现在的‘共和’级还要大，而咱们反而在建这些小船。”
“两万吨级的船你说是小船？”傅晶有些惊讶的看着林郁箐。
“和咱们中国以前造的船相比，当然是大船了。”林郁箐说道，“但要是日本人造出七八万吨的巨舰来，那不就是小船了？”
傅晶明白了林郁箐为什么这么说，但他却并没有再和他就这个话题争论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日德兰大海战和凯尔特海大海战中，海上霸主战列舰在战斗中的表现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给全世界的海军观察家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因而在战争结束后，世界各国海军的发展目光便集中在了战列舰上，建造更大更强的战列舰不仅仍然是列强海军孜孜以求的目标，世界各国的优秀舰船设计师们全都绞尽脑汁集中在了强化战列舰的性能方面，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象林郁箐这样的设计师，也将设计思路主要放在建造更大更强的战列舰上。
“这一次的限制海军军备会议，肯定要限制建造主力舰的吨位。”林郁箐接着说道，“但条约是有期限的，期限一过，肯定还是要回到老路上来。”
“不错。”傅晶想起了自己保险柜中杨朔铭给他的那些宝贵的新式舰艇设计资料和数据，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所以我们才要小步快跑，不能再耽误一点时间了。”
1923年10月1日，华盛顿会议在富丽堂皇的美国革命女儿会所属的大陆纪念堂开幕，会议议程包括三大项：限制海军军备；废除英日同盟；西伯利亚问题及太平洋委任统治岛屿问题。出席会议的有美、英、中、日、法、比、意、荷八国，美国代表包括国务卿休斯、前国务卿鲁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洛奇、外交委员会民主党首席委员安德伍德；中国的全权代表包括外交部总长顾维钧、国务院副总理曾琦、驻美公使施肇基和司法总长王宠惠博士，与其同行的是一大批高级顾问，包括曾代理外长及总理的周自齐、前外交总长陆征祥、海军上将程璧光、海军中将蔡廷干，中国代表团总人数达130人之多，是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人数的4倍。日本代表则包括海军大臣财部彪、前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外交次官植原正直；英帝国代表团首领为原外交大臣、上院议长贝尔福勋爵，成员包括海军大臣李男爵、驻美大使格迪斯，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和印度的代表；法、意、荷、比等国派出了殖民部部长、国会议员和驻美大使、公使这样级别的人物，其中大多数人是熟悉远东问题的外交专家。
在当天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休斯国务卿并没有象与会各国代表预料的那样，发表一篇传统的、优雅的、空洞无物的开幕词，而是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抛出了美国的第一张牌：停止海军军备竞赛，六大海军强国美、英、中、日、法、意按照5：5：4：3：1.75：1.75的比例裁减海军军备，将超过这一比例的主力舰和辅助舰只全部废弃或沉没，并在今后10年里完全停止建造新的主力舰。休斯说：“整个世界都在关注本次会议，期望减轻由于军备竞赛带来的沉重负担。美国政府认为，我们应当毫不拖延地满足这种愿望。”休斯的一番讲话赢得了会场大厅内“大喜若狂的如雷掌声”。
削减海军军备是华盛顿会议的直接起因，虽然此前英中日等国都因无力承担巨额的海军军费开支而有放弃造舰计划的打算，但是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条件和比例，则是要为之力争的。
召开华盛顿会议当时，美英中日三国海军总吨位比例为7.5：5：7：4.9，现役主力舰吨位比例为10：6：7.2：6.8。如果把已经开工建造的那一部分计算在内，主力舰的比例则变为10：7：9：8.7，英国已经不占多少优势，特别是英国主力舰的老化程度高于美国。美国希望经过限制的四国海军实力对比为10：10：7：6，中国希望四国海军的实力对比为10：10：5：5，表达了想要缩减海军发展经济的愿望，但日本却希望至少要保持10：10：6：7的比例。
由于日本顽固的坚持要保持对美“七成”的比例，致使华盛顿会议一开场的气氛便很是紧张。
美国人并不了解，“对美七成论”一直是日本海军政策的基础，该观点起源于明治末年，当时日本海军战略家吉田清风和秋山真之就提出，在与英美交战时，日本海军至少要保有对方70%的兵力，才有50%的胜算；佐藤铁太郎的信条是进攻舰队必须对防守舰队保持50%以上，也就是3：2的兵力优势，因此防守舰队的实力要超过对手的2/3，达到70%，才能有战成平手的起码基础。
日本海军从上述命题得出结论，以美攻日守的战略设想为前提，如果日本舰队不能保持美国舰队70%以上的实力，结果就是平时不能阻止战争爆发，战时不能阻止美国舰队奔袭日本近海和本土、在日本登陆。1907年的《帝国国防方针》决定在以美国为主要假想敌的情况下保持其七成的海军兵力，1918年修改版《帝国国防方针》再次确认了这种思想，召开华盛顿会议前夕，日本“限制军备对策委员会”就曾提出“绝对有必要拥有对美70%以上的海上兵力，在此比例以下，绝对没有让步的余地”。
美国方面对美日海军兵力对比的意见也与此大同小异，在助理海军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海军作战部长孔茨上将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为华盛顿会议提出的材料里，提出美国为弥补太平洋地区海军基地的不足，有必要对日本保持3：2的兵力优势。海军部长邓比最后批准的允许美英中日对海军兵力保持的比例为10：10：6：6。
日本代表团按照出行前的既定方针，针对休斯的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日美海军比例至少为7：10，参加交涉的日本代表加藤宽治认为，“日美海军为争夺太平洋的支配权，以及日美两国围绕中国引发的争夺，必然导致日美海军的争霸战，而日本不利于持久战。……美国工业实力雄厚，平时没有必要保持大军备，即使用由于日本同等或劣等的常备兵力，仍能在战争爆发后及时扩充舰队，保持安全。而象日本这样在资源和工业上都居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平时不拥有强大的常备兵力，一旦危急就无所依靠。”加藤宽治还声称，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本应享有与美国同等的军备，保持70%已是最大让步。日本首席代表财部彪也认为日本应保持对英美70%的比例。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日本代表团多次请示国内，日本外交咨询委员会指示日本代表团，坚持70%的比例，但美国毫不让步，因为美国海军对10：6的比例也不满意，认为即使按照这一比例，美国海军也无法在太平洋确立其绝对优势（之所以同意这样的比例，有基于中国海军和美国海军联合作战的构想的意思在里面），英国也支持美国的立场，甚至提出了10：5.5的要求，理由是美国海军分布在两洋，英国海军更要分散在世界各地，日本有两国海军55%的比例就足以在西太平洋确立绝对优势了。
美日两国围绕“六成还是七成”的争论成了达成限制军备协议的最大障碍，面临美英中三国的联合压力，财部彪和加藤友三郎都认识到必须做出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