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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会批准，其他三国均未批准，也未交存批准书，因此未能生效。有关潜艇战规则的条文后来成为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的内容之一。
四、美国、英国和日本同意冻结其太平洋领地上的海军基地、岸防要塞和军事设施建设（第19条）。
五、有关主力舰解体、替换的细则和进度表，以及相关的技术解释。规定条约有效期为10年，到1938年12月31日为止。除非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两年之内没有任何一个签约国通知其他各方、要求最终终止该条约，否则华盛顿条约在有效期满之后仍然有效，直到任何一签约国提出声明废止该条约的意愿满两年为止。
签订《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后，日本国内的政治家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他们不约而同的为《华盛顿条约》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欢欣鼓舞，
首先，日本已经无法维持占国家预算总额40%以上的巨额军费，特别是日本遭受明治时代以来最惨重的经济危机和关东大地震后，已经难以承担巨额的军费开支了。而美国在其日本海军的巨大舰队建设成型之前就提出以现存的海军力量来确定限制比例，这对军费开支空前膨胀而又极需要收缩的日本是很有利的。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就认为“日本得到70%的比例已经是很便宜的了”，大阪《每日新闻》也发表文章称“如果美国之三年海军计划于1942年完成，时日美海军将成46：100之比……美国如无此次之建议，日本海军绝难获得70%之比率……”其次，华盛顿条约还迫使美国终止了在关岛、菲律宾、阿留申等接近日本的前沿哨位的基地建设，日本本土及周边水域的安全得到了高度保证。虽然日本也有自己的烦恼：在海军的强硬派人士看来，对英美10：7的主力舰比例仍然不足以满足国防需要，而且有暗示日本是二等国家的味道在里头。而中国海军获得了和日本海军一样的比例，中国海军在未来仍然是日本的严重威胁，而且以中美日益紧密的关系看，将来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很可能会受到中美两国的夹击，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而对美英法等西方列强来说，就象非海军人士因为“华盛顿条约”使减税成为可能而对其欢呼雀跃一样，许多专业的海军人士对条约的结果则表示懊恼与愤慨。美国海军认为他们被英国人骗了，因为美国需要放弃更多已建成或待建的主力舰，同时条约未对巡洋舰作出限制；英国人认为他们被美国人骗了，因为条约需要安排废弃更多的现役战舰，来换取美国人废弃还没开工的军舰；美英海军人士都认为日本才是最大的赢家，因为它在西太平洋防务的问题上获胜了。而唯一对《华盛顿条约》感到满意的，只有真心想要缩减海军发展经济的中国了。中国获得了和日本一样的对英美“七成”海军比例，这样的结果对中国海军、政府和民众是一个超出预期的交待。
华盛顿会议在美日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召开，又在双方的相互妥协中结束，太平洋上空密布的战争阴云得以暂时消散。作为20年以来美日尖锐对抗的顶峰和摊牌，华盛顿会议却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外交结果：目标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美日两国都实现了它们各自的会前对策。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提出的对日10：7的海军优势、英日同盟的废除等等“每一个重大目标都达到了”。日本被迫在《华盛顿条约》上签字，美国似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从日本的角度看，日本也实现了会前的对策。虽然日本被迫接受了对美“七成”的海军限制，但这个比例是与当时日本的国力相称的。废弃英日同盟虽然为日本所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而且该同盟是以《五强条约》这种“体面”的方式宣告终结的，用日本政治家的话说，“英日同盟得到了一个体面的葬礼”。此外，《五强条约》是一个“冻结”太平洋现状的互不侵犯的同盟条约，对日本是有利的。在西伯利亚问题上，日本的“特殊权益”并没有受到撼动，日后终于成为威胁远东和平的一个重大隐患。
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国际安全体系是极为脆弱的，既没有保证中国的安全，也没有有效地遏制日本，就连日美对抗也没有真正缓解。实际上《华盛顿条约》没有规定任何手段对违反该条约的行为进行制裁或惩罚，而只是代之以软绵绵的“道义”和“道德”约束，而从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出，“道德”这种东西对日本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而华盛顿会议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促成了日本走向法西斯的道路。
从会议的结果看，华盛顿会议实际上对日美双方都是后患无穷的。在会议的两国主要议题，既限制海军军备和遏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中，本来后者为因、前者为果，但受战后孤立主义、和平主义思潮影响的美国显然倒置了这两者的因果关系，把限制军备、弭兵消战放在了首位，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任何代价，实际上等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限制日本在远东继续扩张的最有效手段，即实际制裁和武力威慑。造成这种结果的更深刻原因是，美国在中国坚持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商业的、和平的经济竞争和市场竞争，美国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为了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而与日本开战。而美国帮助中国取得了和日本一样的海军比例，实际上是寄希望于中国海军对日本海军的威慑和牵制，美国人当然知道中国当前的工业力量不足以建造和日本相匹敌的大舰队，实际上帮助中国取得更多的主力舰吨位份额并无助于这种情况的改善。因为中国要实现完全的工业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从根本上讲，美国希望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通过和平竞争占领远东市场，而日本独霸东亚的既定国策也不会变，在无力同美国进行经济竞争的情况下，必然采取“断然措施”。因此美日矛盾终归不可调和，这也决定了“华盛顿体系”最终破产的命运。
“华盛顿体系”与日本独霸亚洲的野心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早在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就有日本人近卫文磨以《排除以英美为中心的和平》为题，这样写道：“……对于垄断了巨大的资本和丰富天然资源的、兵不血刃地压抑了它国人民、使之不能自由发展而得以自利的经济帝国主义，要按同样的使用武力的帝国主义精神予以当然的否定……作为领土狭小、缺乏原料、人口不多、工业品市场贫弱的日本，在英国关闭殖民地之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护日本生存安全的。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为了自己生存上的需要，也不得不象战前的德国那样，采取打破现状的举动。”
而另一位日本国家主义者德富苏峰也提出了“亚细亚门罗主义”的口号，称“亚细亚的事情，由亚细亚来处理之。所谓亚细亚人，在日本国民之外，是不能担负此项任务的。亚细亚门罗主义，即由日本人处理亚细亚的主义。”
日本国会批准，其他三国均未批准，也未交存批准书，因此未能生效。有关潜艇战规则的条文后来成为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的内容之一。
四、美国、英国和日本同意冻结其太平洋领地上的海军基地、岸防要塞和军事设施建设（第19条）。
五、有关主力舰解体、替换的细则和进度表，以及相关的技术解释。规定条约有效期为10年，到1938年12月31日为止。除非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两年之内没有任何一个签约国通知其他各方、要求最终终止该条约，否则华盛顿条约在有效期满之后仍然有效，直到任何一签约国提出声明废止该条约的意愿满两年为止。
签订《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后，日本国内的政治家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他们不约而同的为《华盛顿条约》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欢欣鼓舞，
首先，日本已经无法维持占国家预算总额40%以上的巨额军费，特别是日本遭受明治时代以来最惨重的经济危机和关东大地震后，已经难以承担巨额的军费开支了。而美国在其日本海军的巨大舰队建设成型之前就提出以现存的海军力量来确定限制比例，这对军费开支空前膨胀而又极需要收缩的日本是很有利的。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就认为“日本得到70%的比例已经是很便宜的了”，大阪《每日新闻》也发表文章称“如果美国之三年海军计划于1942年完成，时日美海军将成46：100之比……美国如无此次之建议，日本海军绝难获得70%之比率……”其次，华盛顿条约还迫使美国终止了在关岛、菲律宾、阿留申等接近日本的前沿哨位的基地建设，日本本土及周边水域的安全得到了高度保证。虽然日本也有自己的烦恼：在海军的强硬派人士看来，对英美10：7的主力舰比例仍然不足以满足国防需要，而且有暗示日本是二等国家的味道在里头。而中国海军获得了和日本海军一样的比例，中国海军在未来仍然是日本的严重威胁，而且以中美日益紧密的关系看，将来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很可能会受到中美两国的夹击，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而对美英法等西方列强来说，就象非海军人士因为“华盛顿条约”使减税成为可能而对其欢呼雀跃一样，许多专业的海军人士对条约的结果则表示懊恼与愤慨。美国海军认为他们被英国人骗了，因为美国需要放弃更多已建成或待建的主力舰，同时条约未对巡洋舰作出限制；英国人认为他们被美国人骗了，因为条约需要安排废弃更多的现役战舰，来换取美国人废弃还没开工的军舰；美英海军人士都认为日本才是最大的赢家，因为它在西太平洋防务的问题上获胜了。而唯一对《华盛顿条约》感到满意的，只有真心想要缩减海军发展经济的中国了。中国获得了和日本一样的对英美“七成”海军比例，这样的结果对中国海军、政府和民众是一个超出预期的交待。
华盛顿会议在美日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召开，又在双方的相互妥协中结束，太平洋上空密布的战争阴云得以暂时消散。作为20年以来美日尖锐对抗的顶峰和摊牌，华盛顿会议却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外交结果：目标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美日两国都实现了它们各自的会前对策。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提出的对日10：7的海军优势、英日同盟的废除等等“每一个重大目标都达到了”。日本被迫在《华盛顿条约》上签字，美国似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从日本的角度看，日本也实现了会前的对策。虽然日本被迫接受了对美“七成”的海军限制，但这个比例是与当时日本的国力相称的。废弃英日同盟虽然为日本所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而且该同盟是以《五强条约》这种“体面”的方式宣告终结的，用日本政治家的话说，“英日同盟得到了一个体面的葬礼”。此外，《五强条约》是一个“冻结”太平洋现状的互不侵犯的同盟条约，对日本是有利的。在西伯利亚问题上，日本的“特殊权益”并没有受到撼动，日后终于成为威胁远东和平的一个重大隐患。
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国际安全体系是极为脆弱的，既没有保证中国的安全，也没有有效地遏制日本，就连日美对抗也没有真正缓解。实际上《华盛顿条约》没有规定任何手段对违反该条约的行为进行制裁或惩罚，而只是代之以软绵绵的“道义”和“道德”约束，而从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出，“道德”这种东西对日本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而华盛顿会议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促成了日本走向法西斯的道路。
从会议的结果看，华盛顿会议实际上对日美双方都是后患无穷的。在会议的两国主要议题，既限制海军军备和遏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中，本来后者为因、前者为果，但受战后孤立主义、和平主义思潮影响的美国显然倒置了这两者的因果关系，把限制军备、弭兵消战放在了首位，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任何代价，实际上等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限制日本在远东继续扩张的最有效手段，即实际制裁和武力威慑。造成这种结果的更深刻原因是，美国在中国坚持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商业的、和平的经济竞争和市场竞争，美国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为了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而与日本开战。而美国帮助中国取得了和日本一样的海军比例，实际上是寄希望于中国海军对日本海军的威慑和牵制，美国人当然知道中国当前的工业力量不足以建造和日本相匹敌的大舰队，实际上帮助中国取得更多的主力舰吨位份额并无助于这种情况的改善。因为中国要实现完全的工业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从根本上讲，美国希望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通过和平竞争占领远东市场，而日本独霸东亚的既定国策也不会变，在无力同美国进行经济竞争的情况下，必然采取“断然措施”。因此美日矛盾终归不可调和，这也决定了“华盛顿体系”最终破产的命运。
“华盛顿体系”与日本独霸亚洲的野心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早在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就有日本人近卫文磨以《排除以英美为中心的和平》为题，这样写道：“……对于垄断了巨大的资本和丰富天然资源的、兵不血刃地压抑了它国人民、使之不能自由发展而得以自利的经济帝国主义，要按同样的使用武力的帝国主义精神予以当然的否定……作为领土狭小、缺乏原料、人口不多、工业品市场贫弱的日本，在英国关闭殖民地之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护日本生存安全的。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为了自己生存上的需要，也不得不象战前的德国那样，采取打破现状的举动。”
而另一位日本国家主义者德富苏峰也提出了“亚细亚门罗主义”的口号，称“亚细亚的事情，由亚细亚来处理之。所谓亚细亚人，在日本国民之外，是不能担负此项任务的。亚细亚门罗主义，即由日本人处理亚细亚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