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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散文，表明自己“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的弱者”，“让我们把这一生作为一个试验，看一个弱者怎样在重重矛盾中苦斗罢！也许有一天我会克服了种种矛盾，成为一个强者而达到生之完成的”。在那风雷滾滾的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自觉地做了大革命的“试验品”。我在想，那个时代皇权既倒幽灵在，先进分子们倡科学，求民主，反封建，反传统，做叛逆，争自由，实是大势所趋。不如此，不知光明何在。然而太彻底、太革命、太猛烈时，封建传统的糟粕不仅反不掉，却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理由。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全然变了味儿。启蒙，是不能跨越的，而历史，亦无法假设……
信中显见《春》还没有写完。巴金所说此著“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亦未实现。《春》的出版和要到南方旅行的计划，都是第二年春季以后才得以实施的。由于有着《文季月刊》被禁和月将出《文丛》等语，因而判断这些信只能写在两事确曾发生的197年。信写在月底，巴金住在上海拉都路一处寓所中，为前往广西任教的马宗融、罗淑夫妇照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说到“毛茸茸的小历史”，却有意味。巴金先生这七封信，从始至终使用钢笔书写。仔细辨析笔痕，可认作同一支钢笔书写。于是，又引出另一段故事来。
199年间，巴金大哥李尧枚在上海时，听四弟巴金谈，要以故乡大家庭为背景，做一部书，也就是后来的《家》。大哥务枚深表支持，临行买来一支“价值不菲”的钢笔，送给四弟，以示鼓励。翌年春，大哥从老家致信巴金说：“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起一部书，但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不得了。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吧，怕什么！”
巴金没有辜负大哥的期待。两年以后，即191年4月19日，一部用这支笔完成的崭新小说《家》，开始在上海《时报》连载。此刻，巴金刚刚写完该书第六章《做大哥的人》，一个著名文学形象“觉新”，正是以大哥尧枚为原型的。万万想不到，就在此著连载于《时报》的次日，大哥尧枚竟在老家吞服了自己亲手调制的毒药，满怀一腔苦痛，自杀身亡了。悲伤之中，巴金继续用这支钢笔书写《家》的后记，缅怀亡兄，他写道：“这管笔，你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
这是191年发生的事。到196年，巴金致黛莉七封信，是否仍然使用了这支钢笔呢？可惜我未曾见过巴金先生留存下来的同时期手稿，倘有那时笔迹在，稍加比对，即可辨识。
故事还没有完。半个世纪以后，1988年，成都修成了一座“慧园”，专题纪念巴金及其作品。当时，巴老尚且健在，特此整理出三百多件相关实物、手稿、著作等，相赠慧园布展。这其中，就有这支珍贵钢笔。巴金先生还专门将上述怀念大哥那段话，同时赠出。
及至005年，巴金与世长辞，新华社配图发布通稿，其中一图即有此笔。下注：“这是一支巴金早期使用过的钢笔，从这笔下流泻出的文学精神，如今谁能传承？”这钢笔，分量足够重矣。
我注意到，在同期作家中，巴金比之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更多地使用钢笔写作。有文物手迹表明，早在194年，巴金尚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即使用钢笔而未用毛笔。这可能与他学习外语专业有关吧。
今日域内，学者文人，早已多用电脑码字，不仅毛笔远离吾辈，即说钢笔也远离案头了。电脑敲字，方便至极，换笔革命，大势所趋，只是换笔之后，行云流水，却不知能否流出好文章来。
好笔与好作品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这第六封信，还是不曾涉及任何人的婚事。那么，目前查到一个襄汾县赵文英，她在抗战前已经成婚，到底能不能与“赵黛莉”对上号呢？
襄汾县作家杨志刚，确如《黄河》主编张发所说，“老杨办事没问题”。他在去冬提供了晋军兵工专家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线索后，009年元月14日，他进而查清了“堂姐赵文英”的历史状况，并再一次通过长途电话，向我陈述详情。我一看襄汾来电，自然兴奋。
万万没有想到，志刚兄在襄汾认真调研，用心甚专，言之凿凿，成绩斐然，却一举颠覆了我和志强奔忙于太原的调査成果，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关于赵文英女士的全部期待。
作家杨志刚作出调研报告，赵女士人生履历斑斑可考，毋庸置疑。（未完待续）
系列散文，表明自己“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的弱者”，“让我们把这一生作为一个试验，看一个弱者怎样在重重矛盾中苦斗罢！也许有一天我会克服了种种矛盾，成为一个强者而达到生之完成的”。在那风雷滾滾的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自觉地做了大革命的“试验品”。我在想，那个时代皇权既倒幽灵在，先进分子们倡科学，求民主，反封建，反传统，做叛逆，争自由，实是大势所趋。不如此，不知光明何在。然而太彻底、太革命、太猛烈时，封建传统的糟粕不仅反不掉，却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理由。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全然变了味儿。启蒙，是不能跨越的，而历史，亦无法假设……
信中显见《春》还没有写完。巴金所说此著“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亦未实现。《春》的出版和要到南方旅行的计划，都是第二年春季以后才得以实施的。由于有着《文季月刊》被禁和月将出《文丛》等语，因而判断这些信只能写在两事确曾发生的197年。信写在月底，巴金住在上海拉都路一处寓所中，为前往广西任教的马宗融、罗淑夫妇照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说到“毛茸茸的小历史”，却有意味。巴金先生这七封信，从始至终使用钢笔书写。仔细辨析笔痕，可认作同一支钢笔书写。于是，又引出另一段故事来。
199年间，巴金大哥李尧枚在上海时，听四弟巴金谈，要以故乡大家庭为背景，做一部书，也就是后来的《家》。大哥务枚深表支持，临行买来一支“价值不菲”的钢笔，送给四弟，以示鼓励。翌年春，大哥从老家致信巴金说：“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起一部书，但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不得了。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吧，怕什么！”
巴金没有辜负大哥的期待。两年以后，即191年4月19日，一部用这支笔完成的崭新小说《家》，开始在上海《时报》连载。此刻，巴金刚刚写完该书第六章《做大哥的人》，一个著名文学形象“觉新”，正是以大哥尧枚为原型的。万万想不到，就在此著连载于《时报》的次日，大哥尧枚竟在老家吞服了自己亲手调制的毒药，满怀一腔苦痛，自杀身亡了。悲伤之中，巴金继续用这支钢笔书写《家》的后记，缅怀亡兄，他写道：“这管笔，你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
这是191年发生的事。到196年，巴金致黛莉七封信，是否仍然使用了这支钢笔呢？可惜我未曾见过巴金先生留存下来的同时期手稿，倘有那时笔迹在，稍加比对，即可辨识。
故事还没有完。半个世纪以后，1988年，成都修成了一座“慧园”，专题纪念巴金及其作品。当时，巴老尚且健在，特此整理出三百多件相关实物、手稿、著作等，相赠慧园布展。这其中，就有这支珍贵钢笔。巴金先生还专门将上述怀念大哥那段话，同时赠出。
及至005年，巴金与世长辞，新华社配图发布通稿，其中一图即有此笔。下注：“这是一支巴金早期使用过的钢笔，从这笔下流泻出的文学精神，如今谁能传承？”这钢笔，分量足够重矣。
我注意到，在同期作家中，巴金比之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更多地使用钢笔写作。有文物手迹表明，早在194年，巴金尚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即使用钢笔而未用毛笔。这可能与他学习外语专业有关吧。
今日域内，学者文人，早已多用电脑码字，不仅毛笔远离吾辈，即说钢笔也远离案头了。电脑敲字，方便至极，换笔革命，大势所趋，只是换笔之后，行云流水，却不知能否流出好文章来。
好笔与好作品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这第六封信，还是不曾涉及任何人的婚事。那么，目前查到一个襄汾县赵文英，她在抗战前已经成婚，到底能不能与“赵黛莉”对上号呢？
襄汾县作家杨志刚，确如《黄河》主编张发所说，“老杨办事没问题”。他在去冬提供了晋军兵工专家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线索后，009年元月14日，他进而查清了“堂姐赵文英”的历史状况，并再一次通过长途电话，向我陈述详情。我一看襄汾来电，自然兴奋。
万万没有想到，志刚兄在襄汾认真调研，用心甚专，言之凿凿，成绩斐然，却一举颠覆了我和志强奔忙于太原的调査成果，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关于赵文英女士的全部期待。
作家杨志刚作出调研报告，赵女士人生履历斑斑可考，毋庸置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