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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姐姐家中踯躅而去。
姐姐赵巧生，看一看妹妹肚腹，听一听悲凉倾诉，当场发出一声山西女性传之久远的凄厉尖叫。她转身直奔旅店，去找那张君，要讨个说法：南蛮子，你凭什么这样！张君沮丧乱语，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在中国，任何一场由伦理道义、新旧理念引发的争端事件，初始十分严肃，到结尾时，终将演变为某种经济形式的补偿。赵巧生怒斥张君，谈判说理，结果也无非如此。双方息怒，折算一番住院、生育之费用，末了，张君答应每月补偿50块大洋，给够五个月拉倒。
赵巧生再索要，张君说，没了，我手边只带了这么些钱。以后？那可说不好，看情况尽力吧。
无奈间，张君与黛莉这段姻缘，就此算是了断。可叹断了婚姻，却断不了永远的哀痛。黛莉从此终生未嫁。她独自一人，苦苦把赵健带大，母女俩至今相依为命。
而赵健本人，一辈子也没见过亲生父亲。
可叹断了婚姻却断不了永远的哀痛。黛莉从此终生未嫁。她独自一人，苦苦把赵健带大。
赵健并不是生在天水。当时，巧生姐姐一家，正要将天水纺织厂的资金转往上海去。姐姐一家急需赶赴上海，办理诸多事项。姐姐要远行，妹妹要生育，却无人照料。又是无奈间，姐妹俩想到，西安还有大叔家一位堂姐，名叫赵菊生，生活比较稳定。匆匆忙忙，黛莉跟着姐姐，艰难地去了西安，投奔赵菊生照料生育。不久，赵健出生在西安一家医院里，堂姐赵菊生把黛莉接回家中小住。待到姐姐巧生一家正式迁往上海时，路经西安，遂将黛莉母女俩带往上海而去。
怎么又回到了上海？是的，战后许多民族资本家纷纷转往上海发展，并且确实迎来过一段黄金时光。
黛莉始终弄不明白，自己的一生，为什么总是离不开太原，西安、甘肃、上海这四个地方？又为什么，总是离不开家族关系网？这不，巧生、梅生姐妹俩，一到上海，即有山西宁武大表兄、二表兄出面招呼。其中一位，竟是四明银行新任董事长。拐了这么大一个弯儿，黛莉重入上海四明银行工作。
看看我自己一除了几件旧衣服，领着一个小姑娘，其余什么也没有连最小的房产也没有，我当然不是资本家，肯定不是！
姐姐巧生提出，应该再找张君，算他一笔账，妹妹黛莉坚决制止，她要依靠自己，劳动生活。
斗转星移，风云轮转。收音机里，传来山西、河北、山东和东北农民们那激昂的口号声，闹土改、闹翻身，一个“闹”字，便知这口号动静极大而又残酷无情，使得赵、南两家三代人，心魄颤抖，不知所措。紧接着，又相继传来中共大军在华北、东北，在平津以及全国各个战场上，不断夺城铲地，向长江推进，取得大胜的消息。每一天的广播，都以极其强大的力量，震撼着无数上海资本家们那颗恐惧的心。
四明银行原本经营法币，眼下，突然改换成整卡车的金圆券了。要说点票子，任是神仙也点不过来。这分明是遮盖不住的败相，大败相啊。
1949年初夏，从四面八方传来隆隆炮声。中共大军突破长汪，占领南京。黛莉周边形形色色的人物，惊恐地高叫：解放军奉莩鉍而黛莉却很平静，她甚至怀有极大欣喜。采访中，老入擒军有什么可怕？他们就是曾在山西抗日的八路军呀！老人说：当时，我看了《共产党宣言》，从而知道了，资本家必须有资本，资本大了才叫资本家，资产阶级必须有资产，资产大了才会形成阶级，看看我自己一一除了几件旧衣服，领着一个小姑娘，其余什么也没有，连最小的房产也没有，我当然不是资本家，肯定不是！我一无所有，我是普通银行雇员，我怕什么呢？
5月7日早晨，在蒙蒙细雨中，黛莉和银行同伴们一起，走上街头，热烈欢迎共产党军队开进大上海。有趣的是，在同一时间，黛莉最热爱的巴金先生，也身处欢迎“共军”的人群中，同时同地观看着这支雄奇部队入城。他们没有相互遇见对方，或者说，即使相遇，也很难相识。是的，巴金从未见过黛莉，也没有见过照片，而黛莉小姐已经成为一名将近三十岁的少妇了。想一想，十几载春秋逝去，她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生历程，加上家族父辈的所作所为，又怎样向先生诉说？
人们欢笑着。小赵健三岁了，在人群里跟着大人唱歌。打开《巴金全传》，陈丹晨先生写到了这个场景，“人们用新奇而亲切的眼光注视和欢迎这些穿着褪了色的黄军衣的战士的身影……巴金和黄裳也在街头和人们一起观看。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解放军”。黛莉女士在这欢迎的人群中并不显眼。这场景使人长思：中国旧势力曾经万般强大，现实无比严酷，而在几十年浴血苦斗中，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却显得软弱无力。他们，与共产党人钢铁般的组织纪律和不同时期卓有成效的方针战略，简直无法相比。李存光先生研究巴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分析，“五四”前后蜂起于各地的几十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因其组织涣散，思想行动不一，先后解散了。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许多人，也逐渐分化转向，或投靠国民党，或加入共产党，或离开政治舞台，少数坚持者退而从事乡村教育——“对于巴金来说，自己要走的那条本来就模糊虚幻的实际斗争道路，在现实中难以走通，执著的信仰和倔强的性格，使他既耻于与国民党合作，也难以步入治学或经商之道。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晌，又使他不能也不愿选择新的革命道路。真是欲进不能，欲退不忍。巴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这是一段颇具分量的分析。巴金如此，黛莉亦然。“不能也不愿选择新的革命道路”一语，包涵内容太丰富了。
解放军挺进上海，民族资本家纷纷退却。四明银行原有巨额“官股”，一夜之间，即被新政府收归公有，不容争辩。银行家们开始大量裁员，四明银行一次辞退雇员六十余人。这其中，也有普通劳动者赵黛莉。怎么办？黛莉老人回忆说：我挺身而出，对大家说，我们不能就这样散去，要团结起来，和资本家斗争下去。当时，黛莉照着巴金著作，模仿着写出一份《告全体雇员书》，带领大家坚持上下班，向资本家要工作，要薪水。她带头领导雇员们前往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干预银行高层，不得随意解雇员工。很遗憾，市政府答复说，四明银行是一家私营银行，我们暂时不能多管其内务，同时又热情相告黛莉：如果你本人愿意，我们希望吸收你一道参加革命工作，我们可以介绍你到一家新单位去上班，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本来，这机会十分难得，黛莉却考虑到，雇员们尚在困难中，自己岂能只顾个人，一走了之？她没有答应这个建议，失去了这一宝贵机会。最后，黛莉领了银行三个月薪金，人家说是遣散费，再无别的办法。于是，她带着小赵健，拖着极度疲累的双腿，又一次回到姐姐身边。
―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姐姐家绝大部分资产，全部归公，所剩无几。
在上海，原有众多山西老板经营着贸易公司，内中多有赵家老户，现在，眼看着生意不好做，共产党打击投机，管制甚严，一俟京沪铁路恢复通车，这些山西老板便卷起金银包裹，迅速返乡而去。
―赵家姐妹的“剑桥”父亲，只能留在甘肃，做个老老实实的教书匠，哪里还敢回到内地来？
宁武老家，只剩下了赵家老奶奶，最后亦逃往太原，逝于1949年的动荡中。
一一太原坡子街0号大院，匆匆转让给山西兵工厂。就是在这时，黛莉三哥转告她，原先留下的许多书籍信件，都统统烧掉了。
赵黛莉二哥，留学日本，眼下也滞留在那里，一时回不来，直到1954年，通过红十字会接应，始离日归国。
一一赵家姐妹无路可走，慌不择路。匆匆之间，从上海仓皇奔赴北京，暂时投靠南桂馨、傅作义等长辈们，看看怎样才能生活下去。
以1949年为标志，一场巨大变迁，给赵氏家族带来根本性的动荡，异常剧烈。叹世态无情，形势如此，大家伙儿好自为之，各奔前程吧。
话说到这里，黛莉老人沉默良久，一时无语。赵黛莉，终归不是林道静。（未完待续）
人，向姐姐家中踯躅而去。
姐姐赵巧生，看一看妹妹肚腹，听一听悲凉倾诉，当场发出一声山西女性传之久远的凄厉尖叫。她转身直奔旅店，去找那张君，要讨个说法：南蛮子，你凭什么这样！张君沮丧乱语，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在中国，任何一场由伦理道义、新旧理念引发的争端事件，初始十分严肃，到结尾时，终将演变为某种经济形式的补偿。赵巧生怒斥张君，谈判说理，结果也无非如此。双方息怒，折算一番住院、生育之费用，末了，张君答应每月补偿50块大洋，给够五个月拉倒。
赵巧生再索要，张君说，没了，我手边只带了这么些钱。以后？那可说不好，看情况尽力吧。
无奈间，张君与黛莉这段姻缘，就此算是了断。可叹断了婚姻，却断不了永远的哀痛。黛莉从此终生未嫁。她独自一人，苦苦把赵健带大，母女俩至今相依为命。
而赵健本人，一辈子也没见过亲生父亲。
可叹断了婚姻却断不了永远的哀痛。黛莉从此终生未嫁。她独自一人，苦苦把赵健带大。
赵健并不是生在天水。当时，巧生姐姐一家，正要将天水纺织厂的资金转往上海去。姐姐一家急需赶赴上海，办理诸多事项。姐姐要远行，妹妹要生育，却无人照料。又是无奈间，姐妹俩想到，西安还有大叔家一位堂姐，名叫赵菊生，生活比较稳定。匆匆忙忙，黛莉跟着姐姐，艰难地去了西安，投奔赵菊生照料生育。不久，赵健出生在西安一家医院里，堂姐赵菊生把黛莉接回家中小住。待到姐姐巧生一家正式迁往上海时，路经西安，遂将黛莉母女俩带往上海而去。
怎么又回到了上海？是的，战后许多民族资本家纷纷转往上海发展，并且确实迎来过一段黄金时光。
黛莉始终弄不明白，自己的一生，为什么总是离不开太原，西安、甘肃、上海这四个地方？又为什么，总是离不开家族关系网？这不，巧生、梅生姐妹俩，一到上海，即有山西宁武大表兄、二表兄出面招呼。其中一位，竟是四明银行新任董事长。拐了这么大一个弯儿，黛莉重入上海四明银行工作。
看看我自己一除了几件旧衣服，领着一个小姑娘，其余什么也没有连最小的房产也没有，我当然不是资本家，肯定不是！
姐姐巧生提出，应该再找张君，算他一笔账，妹妹黛莉坚决制止，她要依靠自己，劳动生活。
斗转星移，风云轮转。收音机里，传来山西、河北、山东和东北农民们那激昂的口号声，闹土改、闹翻身，一个“闹”字，便知这口号动静极大而又残酷无情，使得赵、南两家三代人，心魄颤抖，不知所措。紧接着，又相继传来中共大军在华北、东北，在平津以及全国各个战场上，不断夺城铲地，向长江推进，取得大胜的消息。每一天的广播，都以极其强大的力量，震撼着无数上海资本家们那颗恐惧的心。
四明银行原本经营法币，眼下，突然改换成整卡车的金圆券了。要说点票子，任是神仙也点不过来。这分明是遮盖不住的败相，大败相啊。
1949年初夏，从四面八方传来隆隆炮声。中共大军突破长汪，占领南京。黛莉周边形形色色的人物，惊恐地高叫：解放军奉莩鉍而黛莉却很平静，她甚至怀有极大欣喜。采访中，老入擒军有什么可怕？他们就是曾在山西抗日的八路军呀！老人说：当时，我看了《共产党宣言》，从而知道了，资本家必须有资本，资本大了才叫资本家，资产阶级必须有资产，资产大了才会形成阶级，看看我自己一一除了几件旧衣服，领着一个小姑娘，其余什么也没有，连最小的房产也没有，我当然不是资本家，肯定不是！我一无所有，我是普通银行雇员，我怕什么呢？
5月7日早晨，在蒙蒙细雨中，黛莉和银行同伴们一起，走上街头，热烈欢迎共产党军队开进大上海。有趣的是，在同一时间，黛莉最热爱的巴金先生，也身处欢迎“共军”的人群中，同时同地观看着这支雄奇部队入城。他们没有相互遇见对方，或者说，即使相遇，也很难相识。是的，巴金从未见过黛莉，也没有见过照片，而黛莉小姐已经成为一名将近三十岁的少妇了。想一想，十几载春秋逝去，她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生历程，加上家族父辈的所作所为，又怎样向先生诉说？
人们欢笑着。小赵健三岁了，在人群里跟着大人唱歌。打开《巴金全传》，陈丹晨先生写到了这个场景，“人们用新奇而亲切的眼光注视和欢迎这些穿着褪了色的黄军衣的战士的身影……巴金和黄裳也在街头和人们一起观看。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解放军”。黛莉女士在这欢迎的人群中并不显眼。这场景使人长思：中国旧势力曾经万般强大，现实无比严酷，而在几十年浴血苦斗中，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却显得软弱无力。他们，与共产党人钢铁般的组织纪律和不同时期卓有成效的方针战略，简直无法相比。李存光先生研究巴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分析，“五四”前后蜂起于各地的几十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因其组织涣散，思想行动不一，先后解散了。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许多人，也逐渐分化转向，或投靠国民党，或加入共产党，或离开政治舞台，少数坚持者退而从事乡村教育——“对于巴金来说，自己要走的那条本来就模糊虚幻的实际斗争道路，在现实中难以走通，执著的信仰和倔强的性格，使他既耻于与国民党合作，也难以步入治学或经商之道。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晌，又使他不能也不愿选择新的革命道路。真是欲进不能，欲退不忍。巴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这是一段颇具分量的分析。巴金如此，黛莉亦然。“不能也不愿选择新的革命道路”一语，包涵内容太丰富了。
解放军挺进上海，民族资本家纷纷退却。四明银行原有巨额“官股”，一夜之间，即被新政府收归公有，不容争辩。银行家们开始大量裁员，四明银行一次辞退雇员六十余人。这其中，也有普通劳动者赵黛莉。怎么办？黛莉老人回忆说：我挺身而出，对大家说，我们不能就这样散去，要团结起来，和资本家斗争下去。当时，黛莉照着巴金著作，模仿着写出一份《告全体雇员书》，带领大家坚持上下班，向资本家要工作，要薪水。她带头领导雇员们前往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干预银行高层，不得随意解雇员工。很遗憾，市政府答复说，四明银行是一家私营银行，我们暂时不能多管其内务，同时又热情相告黛莉：如果你本人愿意，我们希望吸收你一道参加革命工作，我们可以介绍你到一家新单位去上班，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本来，这机会十分难得，黛莉却考虑到，雇员们尚在困难中，自己岂能只顾个人，一走了之？她没有答应这个建议，失去了这一宝贵机会。最后，黛莉领了银行三个月薪金，人家说是遣散费，再无别的办法。于是，她带着小赵健，拖着极度疲累的双腿，又一次回到姐姐身边。
―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姐姐家绝大部分资产，全部归公，所剩无几。
在上海，原有众多山西老板经营着贸易公司，内中多有赵家老户，现在，眼看着生意不好做，共产党打击投机，管制甚严，一俟京沪铁路恢复通车，这些山西老板便卷起金银包裹，迅速返乡而去。
―赵家姐妹的“剑桥”父亲，只能留在甘肃，做个老老实实的教书匠，哪里还敢回到内地来？
宁武老家，只剩下了赵家老奶奶，最后亦逃往太原，逝于1949年的动荡中。
一一太原坡子街0号大院，匆匆转让给山西兵工厂。就是在这时，黛莉三哥转告她，原先留下的许多书籍信件，都统统烧掉了。
赵黛莉二哥，留学日本，眼下也滞留在那里，一时回不来，直到1954年，通过红十字会接应，始离日归国。
一一赵家姐妹无路可走，慌不择路。匆匆之间，从上海仓皇奔赴北京，暂时投靠南桂馨、傅作义等长辈们，看看怎样才能生活下去。
以1949年为标志，一场巨大变迁，给赵氏家族带来根本性的动荡，异常剧烈。叹世态无情，形势如此，大家伙儿好自为之，各奔前程吧。
话说到这里，黛莉老人沉默良久，一时无语。赵黛莉，终归不是林道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