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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钟南下定决心了。
如果说他以前还有所忌惮，是因为害怕关内的那些势力强大的地主缙绅，尤其是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的那些读书人们反对的话，那么，他现在已经无所顾忌了。法国投石党和太后安娜、首相马扎然两大势力的对峙让他想起了已经快要遗忘的清朝历史。
皇太极、多尔衮已经不必去说他了。这两个原本应该成为枭雄的人物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边角料，虽然多尔衮依然还在外蒙一带率领着那些剩余的满洲八旗子弟们，但在外喀尔喀蒙古三部，还有俄罗斯人，以及他楚某人麾下卫国军的三重打压下，只能算是苟延残喘。虽然现在卫国军已经把重点放到了关内，而多尔衮也似乎正在抓住时机，集中全力去攻击喀尔喀蒙古，好像是希望籍此着重新奋起，但事实证明，满清已经失去了机会。就像没有楚钟南的那段历史一样，如果没有大明的内乱，没有李自成的短视，满清最终的结果也只会是被灭亡。而现在，对女真一族有着深刻忌惮的楚钟南不仅不会让其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就算他们能够抓住这个看似不错的机会，可以利用关内广大资源的楚钟南又怎么可能再重蹈大明的覆辙？何况，早在进兵东北之前，楚钟南就曾经对自己那些手下们，还有儿子路易在内，告诉他们，他们日后的任务就是北上和南进。北上，一方面是彻底消除满洲重新崛起的机会，另一方面，就是将东西伯利亚掌握在手中；而南进，自然也就是南洋和东南亚的那些地区了。他相信，有了这两个任务在肩，又有他楚某人打下的基础，中国再次闭关锁国，尔后落后的可能性应当不会太大。
可是，通过跟伯恩特和韦茨拉尔两人的谈话，楚钟南却突然发现，自己虽然千防万防着那个多尔衮，却忘记了原本的历史上，大清王朝建立之后，只过了几十年，到了康熙年间，就发生了诸多的事情。影响巨大的九王夺嫡，极度严重的土地兼并，官员的贪腐……几乎使得康熙数十年辛苦所积攒起来的国力损失殆尽。而造成这一切的，除了康熙那几个儿子之外，更加主要的，就是那些地主缙绅，还有那些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官员。虽然康熙最后总算选择了一个比较强硬点儿继承者，他的第四个儿子。雍正，这个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顶着暴君的名声，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才被人渐渐的开始重新审视的皇帝，为了重新充实国库，以强硬的姿态推行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等政策，终于为乾隆年间的国家安定打下了基础。可是，就算雍正不惜毁了自己的名声，也依然没有使得自己的王朝最终逃过那一关。乾隆年间，好大喜功，但也还算精明的爱新觉罗.弘历在位六十年间，把国家的资产再次败坏一空。雍正所推行的新政成为了一纸空文，官员贪腐成风，朝廷几乎公然的卖官鬻爵，甚至还准许官员上交“赎罪银”……而这一切的一切，根源都是出自地主缙绅阶级。
当然，楚钟南并不是想说自己就仇恨那些地主缙绅，以及代表这些人利益的那些封建读书人。历来，每一个国家，在安定了许多年之后，总会诞生一些这样那样的特权阶级。这些人仗着手里的权利与关系，将国家的财富朝着个人的手里大肆集中，最终会引发新的危机。这种循环，一直都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真正的将其解决，也没有哪一种政策能行。或许，真正的共产主义可以，但那却遥不可及。而现在这个时代，大明王朝虽然大厦将倾，但土地兼并，财富不均的状况依然极度严重。他楚某人如果在这个时候采取了和光同尘的策略，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那么，他固然能够比较顺利的取得政权，但谁也不能保证，再过几十年，就算有他自信比较完善的政体制度的限制，危机就不会再次出现。别忘了，他楚某人就算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比得上后世那些集中了无数有识之士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功才发展出的政体……那些政体都不能逃脱各种危机的困扰，何况是他的这种囫囵体制？
所以，他果断地放弃了对长治久安的希望，他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些危机出现的晚一些。这样，国家的基础也就能够稳固一些，承受危机的能力也就强了一些。而想做到这一点，对国家资源的掌控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通过利益的重新分配，彻底掌握绝大多数的民心，总比老是去面对那些读过两本圣贤书，会做两首歪诗，就自以为是文曲星下凡，老是唧唧歪歪，看这里不对，看那里不满，可一需要真干实事儿就全都成了缩头乌龟的人要强。此外，政务院早就开始推行了“全民识字”，日后的读书有的是，只要坚持几年，他还用得着怕那些士人阶层？
所以，他下定了决心。
而随着楚钟南强硬的坚持，政务院的高层们，不管是愿不愿意，最终不得不同意了这一项命令。而随着代表这一政策的祟祯十八年第六十七号总理令的颁布，北京所面对的局面立即变得空前诡异了起来。
祟祯十八年七月十一日，李自成派遣使者到达北京，向楚钟南表达了善意。李自成认为，楚钟南的土地改革政策跟他自己所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是一致的，两军都是穷人的队伍，所以，完全可以放弃前嫌。而只要两军能够和平共处，那么，这天下，还不就是李、楚两家的？他还表示，愿意与楚钟南约为兄弟，共取中原。
八月三日，南京方面派来晋见官员，要求面见祟祯，并且对政务院明确表示，江南诸地绝不接受土地改革这等“乱命”！之后，此官员面见祟祯，两人在皇宫内密谈了将近一个时辰才结束。不久，这名官员回到南京，却突然拿出了一份署名祟祯，由血书写的衣带诏。而且，这衣带诏上的内容还不少，先是以祟祯的语气说了几句话，说楚钟南挟天子以令诸候，乃今世之曹操。然而他朱由检绝不会做懦弱无能的汉献帝，宁可死，也绝不能让楚氏奸谋得逞。只是，祟祯皇帝身处虎口，无力脱险，只能借着这次南京官员晋见的机会秘密给大明的忠臣义士们下达诏书，禅位于太子朱慈烺，并希望朱慈烺能挟帝皇之威，振奋精神，整合天下兵马，除奸臣楚钟南，灭反贼李自成、张献忠诸辈，再兴大明。而之后，衣带诏上又为朱慈烺指派了几名官员，并且标明了是“太上皇”祟祯给新任皇帝陛下指派的辅政大臣。这几个人中，马士英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首辅大臣，阮大铖重又被派去主掌都察院，兵部尚书依然是史可法的，但是，却偏偏没有原本的礼部尚书钱谦益，更加没有那些当初从北京南下的官员。于是，这个衣带诏引起了许多人的猜疑，都以为是某些人自作聪明的伪诏。那些南下官员，还有许多依旧心向朱氏，颇有忠心的臣子们对此都极为不满。南京再一次大乱。然而，这时候的马士英却底气十足了。他们不仅有了衣带诏撑腰，还仗着手里有了衣带诏挤兑住了史可法，最终，靠着各种手段让这位耿直却从来都不擅长政治斗争，同时又对祟祯极度忠诚的汉子放弃了手中的兵权。这样一来，马士英凭着自己跟宫内的联系，以及新到手的兵权，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南京城里最有实力的人物。一时间，锦衣卫、戍卫军在南京城内遍地乱走，不住的捉拿那些反对者，尤其是那些从北京南下，还试图与马士英等人争权者，更是首当其冲。甚至礼部尚书钱谦益的府邸也一度受到了冲击。不过，最终，钱谦益还是安安稳稳的坐着水师的船，带着亲朋好友，还有对南京政权失去了希望的黄宗羲等人离开了北京... -->>
楚钟南下定决心了。
如果说他以前还有所忌惮，是因为害怕关内的那些势力强大的地主缙绅，尤其是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的那些读书人们反对的话，那么，他现在已经无所顾忌了。法国投石党和太后安娜、首相马扎然两大势力的对峙让他想起了已经快要遗忘的清朝历史。
皇太极、多尔衮已经不必去说他了。这两个原本应该成为枭雄的人物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边角料，虽然多尔衮依然还在外蒙一带率领着那些剩余的满洲八旗子弟们，但在外喀尔喀蒙古三部，还有俄罗斯人，以及他楚某人麾下卫国军的三重打压下，只能算是苟延残喘。虽然现在卫国军已经把重点放到了关内，而多尔衮也似乎正在抓住时机，集中全力去攻击喀尔喀蒙古，好像是希望籍此着重新奋起，但事实证明，满清已经失去了机会。就像没有楚钟南的那段历史一样，如果没有大明的内乱，没有李自成的短视，满清最终的结果也只会是被灭亡。而现在，对女真一族有着深刻忌惮的楚钟南不仅不会让其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就算他们能够抓住这个看似不错的机会，可以利用关内广大资源的楚钟南又怎么可能再重蹈大明的覆辙？何况，早在进兵东北之前，楚钟南就曾经对自己那些手下们，还有儿子路易在内，告诉他们，他们日后的任务就是北上和南进。北上，一方面是彻底消除满洲重新崛起的机会，另一方面，就是将东西伯利亚掌握在手中；而南进，自然也就是南洋和东南亚的那些地区了。他相信，有了这两个任务在肩，又有他楚某人打下的基础，中国再次闭关锁国，尔后落后的可能性应当不会太大。
可是，通过跟伯恩特和韦茨拉尔两人的谈话，楚钟南却突然发现，自己虽然千防万防着那个多尔衮，却忘记了原本的历史上，大清王朝建立之后，只过了几十年，到了康熙年间，就发生了诸多的事情。影响巨大的九王夺嫡，极度严重的土地兼并，官员的贪腐……几乎使得康熙数十年辛苦所积攒起来的国力损失殆尽。而造成这一切的，除了康熙那几个儿子之外，更加主要的，就是那些地主缙绅，还有那些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官员。虽然康熙最后总算选择了一个比较强硬点儿继承者，他的第四个儿子。雍正，这个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顶着暴君的名声，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才被人渐渐的开始重新审视的皇帝，为了重新充实国库，以强硬的姿态推行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等政策，终于为乾隆年间的国家安定打下了基础。可是，就算雍正不惜毁了自己的名声，也依然没有使得自己的王朝最终逃过那一关。乾隆年间，好大喜功，但也还算精明的爱新觉罗.弘历在位六十年间，把国家的资产再次败坏一空。雍正所推行的新政成为了一纸空文，官员贪腐成风，朝廷几乎公然的卖官鬻爵，甚至还准许官员上交“赎罪银”……而这一切的一切，根源都是出自地主缙绅阶级。
当然，楚钟南并不是想说自己就仇恨那些地主缙绅，以及代表这些人利益的那些封建读书人。历来，每一个国家，在安定了许多年之后，总会诞生一些这样那样的特权阶级。这些人仗着手里的权利与关系，将国家的财富朝着个人的手里大肆集中，最终会引发新的危机。这种循环，一直都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真正的将其解决，也没有哪一种政策能行。或许，真正的共产主义可以，但那却遥不可及。而现在这个时代，大明王朝虽然大厦将倾，但土地兼并，财富不均的状况依然极度严重。他楚某人如果在这个时候采取了和光同尘的策略，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那么，他固然能够比较顺利的取得政权，但谁也不能保证，再过几十年，就算有他自信比较完善的政体制度的限制，危机就不会再次出现。别忘了，他楚某人就算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比得上后世那些集中了无数有识之士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功才发展出的政体……那些政体都不能逃脱各种危机的困扰，何况是他的这种囫囵体制？
所以，他果断地放弃了对长治久安的希望，他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些危机出现的晚一些。这样，国家的基础也就能够稳固一些，承受危机的能力也就强了一些。而想做到这一点，对国家资源的掌控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通过利益的重新分配，彻底掌握绝大多数的民心，总比老是去面对那些读过两本圣贤书，会做两首歪诗，就自以为是文曲星下凡，老是唧唧歪歪，看这里不对，看那里不满，可一需要真干实事儿就全都成了缩头乌龟的人要强。此外，政务院早就开始推行了“全民识字”，日后的读书有的是，只要坚持几年，他还用得着怕那些士人阶层？
所以，他下定了决心。
而随着楚钟南强硬的坚持，政务院的高层们，不管是愿不愿意，最终不得不同意了这一项命令。而随着代表这一政策的祟祯十八年第六十七号总理令的颁布，北京所面对的局面立即变得空前诡异了起来。
祟祯十八年七月十一日，李自成派遣使者到达北京，向楚钟南表达了善意。李自成认为，楚钟南的土地改革政策跟他自己所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是一致的，两军都是穷人的队伍，所以，完全可以放弃前嫌。而只要两军能够和平共处，那么，这天下，还不就是李、楚两家的？他还表示，愿意与楚钟南约为兄弟，共取中原。
八月三日，南京方面派来晋见官员，要求面见祟祯，并且对政务院明确表示，江南诸地绝不接受土地改革这等“乱命”！之后，此官员面见祟祯，两人在皇宫内密谈了将近一个时辰才结束。不久，这名官员回到南京，却突然拿出了一份署名祟祯，由血书写的衣带诏。而且，这衣带诏上的内容还不少，先是以祟祯的语气说了几句话，说楚钟南挟天子以令诸候，乃今世之曹操。然而他朱由检绝不会做懦弱无能的汉献帝，宁可死，也绝不能让楚氏奸谋得逞。只是，祟祯皇帝身处虎口，无力脱险，只能借着这次南京官员晋见的机会秘密给大明的忠臣义士们下达诏书，禅位于太子朱慈烺，并希望朱慈烺能挟帝皇之威，振奋精神，整合天下兵马，除奸臣楚钟南，灭反贼李自成、张献忠诸辈，再兴大明。而之后，衣带诏上又为朱慈烺指派了几名官员，并且标明了是“太上皇”祟祯给新任皇帝陛下指派的辅政大臣。这几个人中，马士英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首辅大臣，阮大铖重又被派去主掌都察院，兵部尚书依然是史可法的，但是，却偏偏没有原本的礼部尚书钱谦益，更加没有那些当初从北京南下的官员。于是，这个衣带诏引起了许多人的猜疑，都以为是某些人自作聪明的伪诏。那些南下官员，还有许多依旧心向朱氏，颇有忠心的臣子们对此都极为不满。南京再一次大乱。然而，这时候的马士英却底气十足了。他们不仅有了衣带诏撑腰，还仗着手里有了衣带诏挤兑住了史可法，最终，靠着各种手段让这位耿直却从来都不擅长政治斗争，同时又对祟祯极度忠诚的汉子放弃了手中的兵权。这样一来，马士英凭着自己跟宫内的联系，以及新到手的兵权，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南京城里最有实力的人物。一时间，锦衣卫、戍卫军在南京城内遍地乱走，不住的捉拿那些反对者，尤其是那些从北京南下，还试图与马士英等人争权者，更是首当其冲。甚至礼部尚书钱谦益的府邸也一度受到了冲击。不过，最终，钱谦益还是安安稳稳的坐着水师的船，带着亲朋好友，还有对南京政权失去了希望的黄宗羲等人离开了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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