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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在雾里行走，追逐着张爱玲的脚步；我的灵魂行走在天上，行走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我拨开迷雾，从天空俯视那庭院，闻到幽微的花香，听见一个女孩子清泠的读书声。
这是1928年的上海，小小的张爱玲，那时还叫做张，拉着弟弟的手，坐在院子的花树下读书——我愿意它是桃花，因为那个形容她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的胡兰成说过“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至于书么，或许便是红楼梦罢，那是她反反复复读了一辈子的书，她说过第一次读时才八岁。
他们抱着母亲从英国寄来的玩具，男孩子还戴着舶来品的草帽，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七岁，在一树桃花下扬起纯真童稚的脸，宛如天使。
我心动地聆听。
——如果上帝在这个时候的天空经过，大概也会驻足倾听。
她没有弟弟美，神情也略显呆滞，没有弟弟那种讨巧的乖恬。可是她的声音抑扬顿挫，有着对文字天生的感知力与领悟力，渗透了灵性。
弟弟张子静多少有些不专心，是在惦记保姆张干为他预备了什么样的晚饭，也是在想妈妈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他已经想不起母亲的模样，甚至想不起“母亲”这个词所代表的具体含义——但总归是一个好词，是一件好事，不然不会一大家子人这样兴头头地回到上海来，接驾一样地等待母亲的归国。
连下人们都较从前勤快些，因为知道她们的女主人就要回来，小的保姆何干和子静的保姆张干，早早地就替两姐弟预备下了见面那天穿的衣裳，连被褥也都拿了出来晾着。满院子拉着长杆短杆，晒着金丝银线的绫罗绸缎，发散着太阳的香气，有种蓬勃富足的喜庆劲儿。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会清楚地感觉到太阳的光，是纤细热烈的一条条。
天津家里的一切都成了过去——挥之不散的鸦片味，父亲和姨奶奶的吵闹，亲戚们关于小公馆的种种议论和鄙夷的眼神这一切都扔在天津了，隔着一个海洋扔得远远的。他们从天津来上海时，轮船一路经过绿的海黑的海，走了好远好久，把不快乐不光明都丢在了海那边，怎么也追不上来了。
从天津到上海，命运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儿，似乎是在向好里转，至少一度是这样充满着好转的希望。
人总是喜欢新鲜的，有变化总是好的。等到母亲回来，一切还会变得更好。
弟弟忽闪着他的长睫毛大眼睛，打断姐姐的朗读，不知道第几百次地问：“妈妈长得好看吗？”
“你又不是没见过。”姐姐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弟弟“妈妈走的时候，你也有三岁了，一点都不记得？”
她可是记得很清楚的。记得母亲上船那天伏在竹床上痛哭时耸动的肩，记得她穿的绿衣绿裙上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她躺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一闪一闪，是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那汪洋的绿色看久了眼睛会盲，想忘也忘不了。
那一年，她四岁。
一个早慧的儿童多半是不快乐的。敏感，仿佛总是与伤感孪生。
母亲给她拍过许多照片，照片里的她大多不笑，圆头圆脑，有着怀疑一切的目光。惟一笑得很灿烂的一张，便被母亲很用心地着了色。
照片上的她生得面团团的，穿着蓝绿色薄绸的衣裳，有着薄薄的红唇——然而她明明记得，那是一件t字形白绸领的淡蓝色衣裳，印着一蓬蓬的白雾——蓝绿是母亲后来的着色，那是母亲的蓝绿色时期。
隔了许多许多年之后，她也会清楚地记着，那是一个北国的阴天下午，相当幽暗，母亲把一张小书桌晾搁在装着玻璃窗的狭窄的小洋台上，很用心地替这张照片上色。杂乱的桌面上有黑铁水彩画颜料盒，细瘦的黑铁管毛笔，一杯水——她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是记忆里难得的母爱珍藏。
母亲是时髦的，也是美丽的，总是不大容易高兴。早晨，何干抱了小到她的大铜床上，她总是显出微微愕然的样子，似乎一时想不起这个小小孩童是哪里来的，她忍耐地看着那孩子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不知所云地背唐诗，要想好一会儿才可以慢慢醒来——仿佛灵魂悠游在天上，看见自己的肉身在俗世，多少有些不舍得，只得无奈地还了魂——她于是显出一点高兴来，认真地教女儿认字块，认两个字之后，就给她吃两块绿豆糕。
——关于母亲的记忆，统统和“绿”有关。
“你还记得绿豆糕吗？”小循循善诱地提醒“妈妈每次给我两块绿豆糕，我总是分一块给你的。”
“我要吃绿豆糕。”子静的心思立刻转开去，但是哗一下又改变了主意“不，我更喜欢松子糖。”他说着，嘴角露出甜美的笑容来，仿佛已经吃到了松子糖。那是把松子仁舂成粉，再掺入冰糖屑做成的糖。他真是喜欢，仿佛生活的甜蜜全都浓缩在那里，落实在那里。
小时候，为着他体弱多病，得扣着吃，人们曾经尝试在松子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在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搽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要想吃到香甜的松子糖，便要同时接受奇苦的黄连汁，这是他自小接受到的关于人生滋味的最直接的教育。然而这么多年来，他也不改初衷。
“我想吃松子糖。”他再一次声明，很认真地声明。
“那你去找张干要好了。”小终于不耐烦了。八岁的女孩子和七岁的男孩，在心智上的距离天差地远。她扔下弟弟，自己去阳台上找父亲。
父亲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眼直视，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在想象未来，也许是在面向死亡——因为打了过度的吗啡针，他已经离死很近了，才只32岁，可是竟有了暮气沉沉的况味。
小站在阳台门口，试探地叫一声：“爸爸。”
张廷重缓缓地回过头，看见女儿，僵滞的脸上显露出一丝欢喜，问：“做什么？你弟弟呢？”
“他饿了，找张干要吃的去了。”小凑近一些“爸爸，你在看什么？”
张廷重摇摇头，却反问：“你想妈妈吗？”
“不知道。”小老老实实地回答。在她心目中“妈妈”像一个符号多过像一个人，是高贵神秘而又遥不可及的，是每年家人要她拍了照片远寄重洋的接收人，也是逢年过节常常往中国邮寄礼物的投递人——因为父亲娶了姨太太，又抽上鸦片，她藉口小姑子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同去了英国。一去四年。从那时起，人们便在等她回来，把等待当做生命中的第一件大事，来上海后，更是每天从早到晚谈论最多的话题便是“太太要回来了”她隐隐地欢喜，可是想到那位高贵而辽远的母亲真要回来，要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多少又有点奇怪而不自在。
小问父亲：“妈妈是不是真的就要回来了？”
“她回来，也可能还是会走的。”父亲答非所问，又叹了一口气，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妻子叹气。
是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去求妻子回来的，直到他答应戒烟，又撵走了姨太太，她才终于肯答应。他当然是高兴的，可是多少也会觉得挫败，而且他对自己以后是不是真的可以戒掉烟瘾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鸦片是鬼东西，任凭再大的烦恼再多的痛苦，一个烟泡滚几滚，自然百病全消，万虑齐除。家势一代不如一代，世道一时不如一时，景况一年比一年更不如意——若再没了鸦片，还能叫日子吗？
每个人都有些戒不掉的嗜好吧？人总得有个念心儿，才会觉得活着的好。他的瘾是鸦片，小的是书，子静是松子糖，妻子黄逸梵呢？大概是上学吧。
说起来逸梵真是旧时代意义上标准的大家闺秀，还从小缠足呢。像张家这样曾经显赫的大家族在民国后也都不讲究那些了，妹妹张茂渊也是一双天足，逸梵却是三寸金莲。
但就是这样一个娴静的淑女，竟然一双小脚跨洋越海，跑到英国留学去了，听说和茂渊两个跑到阿尔卑斯山滑雪，还滑得不赖呢——就这样子一天天地飞远，从他的身边飞离了去，从他的家庭飞离了去，他们渐渐活在两个世界里。
记得当年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还只有19岁，金童玉女，一对璧人。男的风流潇洒，女的清秀恬美，又都是名门后裔，旗鼓相当，端的惹人艳羡。那时候花前月下，他们都曾庆幸自己得到了传说中的金玉良缘，远远好过他们的祖辈。
——张廷重的父亲是前清名将张佩纶，母亲是李鸿章的小女儿李菊耦，他们俩年龄相差了整整18岁，而且都不算长寿。张茂渊就曾很不孝地非议过自己的姥爷，说：“这老爷爷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6岁的，一辈子都嫌她老。”
——黄逸梵的背景没有张廷重那么辉煌阔大，然而也是名门闺秀——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的女儿。她母亲是农家女，嫁与将门之子作妾，平等自由那是谈不到的，而且也短寿，夫妻两个都只活到二十几岁，孩子由嫡母带大。
按说这样背景相近、年龄相仿的两个人结为夫妻，那是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事实上，新婚时他们的确也曾快乐，也曾恩爱，也曾甜蜜和美过，然而后来，究竟是怎么走到如今这一步的呢？
大抵是从他吸鸦片、捧戏子、养姨太太开始的。
张廷重再叹了一口气，眼睛微微眯起，看得更加深远了。
这一次，他望见的是过去。2
李鸿章，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朝四十余年，官至文学殿太学士，死后大清朝廷赐封谥号“李文忠公”因为曾代表清廷与侵华各国先后签订马关条约、中俄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历史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即使盖棺亦未能定论，我要在这里讨论的只是血统。
血统是一种神秘的东西，说它有，什么也看不见；说它没有，却的的确确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管里，随着新生命的来与去而周转不息。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提到祖父母的时候，曾写道：“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可以爱自己的祖先，并以他们为豪是一种幸运。
很多人巴不得清洗自己的历史，很多人发了财便要请枪手替自己杜撰历史，很多人因为“我们祖上也曾富过”而一生郁郁，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而蹉跎终生祖先，是我们固有的历史，是我们的来处，是今昔何夕我为何人的一种论述，它使我们在这世上不孤立、不虚无，而有根有据，如影随形。李鸿章的私家花园——丁香花园“我”走在这世上，不是破空而来突然而去的，身后站着历朝历代的祖先，他们躺在我的血管里借我的眼睛来看世界，借我的脚步行走，借我的头脑思考，借我的生命再活一次，再死一回。
即使不是每一颗西瓜种子播下去都一定能结出最大最甜美的西瓜，但是豆角种子播下去却一定结不出西瓜来——这便是血统。
张爱玲的血统无疑是高贵的。她在后来成名之后，一度犹豫过是否要借此出身来为自己的新书做宣传，并且因此“劣迹”而一再被人攻击虚荣——然而她为什么不可以虚荣？她是贵族的女儿，并不是神的女儿，她有她的人性。而人性的根本就是虚荣。没有虚荣，又何来的世界发展？
这大概便是张爱玲即使因为声明贵族血统很吃了一点苦头，并为此沉默多年，然而在死前的最后著作对照记里却再一次大胆地讲出自己的出身，并大声宣布“我爱他们”的缘故。
好吧，让我们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再沏一壶茉莉香片，尖着嘴轻轻吹开那浮沫，在茶烟缭绕中，开始聊聊这一段关于血统的闲话罢——
传说中的张佩纶仪容潇洒，能言善辩，颇有名士之风。直隶丰润人，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中举人，点进士，从翰林院的庶吉士进至侍读，后升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末“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常与一些文人学士们抨击时弊，纠弹官吏，往往一疏上闻，四方传诵。闲时狎妓纵酒，风月无边，尤其喜着竹布长衫，风流倜傥，招摇过市，一时引得京都士大夫争相效仿，几至竹布长衫大有畅销京都之势。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被派福建会办海防，曾眼见福建海防空虚而向南洋和北洋呼吁船只，但未获理睬。7月3日，法舰突然发动袭击，进犯中国南部沿海，中国军舰连同生产这些军舰的福州船政局顷刻间烟消云散，张佩纶上中岐山观战，亲眼目睹了炮弹横飞、水幕冲天的悲壮场面，自知罪无可绾，心灰意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尾战事”
事后，张佩纶被革职充军，流放边塞张家口。其间作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光绪十四年（1888年）期满释归，因与李鸿章是世交，遂得收留为幕僚，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并因此认识李鸿章之女李菊耦。那年张佩纶已经41岁，两年前刚死了原配，又是个刚释放的囚犯；而李菊耦只有23岁，且素有才名，嫁与张佩纶做续弦是委屈了——这家的女孩子总是与层次比自己低的男人结缘，也是宿命。
孽海花里形容李菊耦“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编贝”；“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威毅伯（即李鸿章）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说李鸿章的夫人赵继莲为了他要把这个才貌双全、德能兼备的女儿许给一个相差18岁的“囚犯”做继室，不禁大怒，骂李鸿章是“老糊涂虫”又哭又闹，却到底拗不过。
结婚后，张佩纶自誓闭户读书，对李鸿章的政治、外交各方面“断不置喙”只与娇妻每日诗酒唱随，烹茶作赋。李鸿章为了爱女，在南京大中桥襄府巷给他们买了一所巨宅，这是康熙年间一个征藩有功的靖逆侯张勇的旧宅，深府大院，花木竞秀，颇为幽静。张佩纶与李菊耦便是在那里生下了一子一女，子即张廷重，女即张茂渊。
在张佩纶所著涧中日记里，时有“午后与内人论诗良久”、“雨中与菊耦闲谈，日思塞上急雹枯坐时不禁心怃然”、“合肥晏客以家酿与余、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之类风花雪月的句子，伉俪情深，跃然纸上。即使妻子“小有不适”亦可谓小病是福，两人“煮药，煮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很有点赵明诚与李清照的意味。张佩纶墨迹
他们甚至还合作过一部武侠小说叫紫绡记，书中侠女紫绡是个文武双全的大家闺秀，文中常常只称做“小姐”而不提名字——他们的进步使得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走出深宅大院的奇女子，然而他们的保守却又使得一支笔缄默地不肯轻言千金闺秀的芳名——大家族的不彻底由此可见一斑，即使是在最荒诞的想象和杜撰里也仍旧是“非礼勿言”的。
对照记里有张佩纶与李菊耦的照片，我未能看得出张佩纶有多么“风流倜傥”却着实惊艳于李菊耦的娴静恬美，人们一直形容张爱玲是“临水照花人”然而李菊耦神情中的那一种清秀静美才真正称得上是“临水照花”且她也的确是个惜花人，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便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家里没有婢女，因为反对贩卖人口，这也足可见出二人的进步。张佩纶还曾记载她“蓄荷叶上露珠一瓮，以洞庭湖雨前沦之，叶香茗色汤法露英四美具矣”像不像红楼梦里的妙玉？
然而一个女人的心若不静，便招外祸；心太静了，却又不容易尽享俗世的福分。张佩纶1903年逝于南京，享年55岁。那时幼子张廷重只七岁，女儿张茂渊才两岁。李菊耦不足40便早早地守了寡“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日子，许是只有她自己晓得了。
安静与孤清，不知道是不是同高贵与叛逆一样，也是流淌在血液里，祖先留传给张爱玲的一份不可拒收的礼物？
“碧海青天夜夜心”是我母亲年轻时最喜欢的一句诗，她把它写在自己大学宿舍的床头，有人见了，提醒她：女孩子太爱这些孤清的句子不吉。她不理会。后来果然早早地守了寡。在我小时候，她常常念起这件事，并且不许我耽迷于李清照的词，不许我去教堂参加唱诗班，不许我总是背诵红楼梦里有关妙玉的判词。
——这样的女子，是无法想象她会安静地坐在一个满清遗少家里做少奶奶的。然而她丈夫的家里就只有这些：姨太太，戏子，吗啡，赌具，裹小脚的老妈子，终日不散的鸦片烟，还有无事闲坐打秋风的烟客这些都是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道具。她一天比一天更无法忍受丈夫的浪荡与颓唐，也一天比一天更向往国外的自由与文明。
张廷重也并不拒绝那“文明”然而他的取舍却与妻子有不同的选择，他喜欢吃国外进口的芦笋罐头，各种新式的汽车，也看翻译小说，比如萧伯纳的心碎的屋，他还给自己取了个时髦的洋名字叫“提摩太c张”可是他的精神生活却又完全是清贵遗风——他尽得了父亲的风流，却未能拥有父亲的才情，更没有父亲的温柔。他与妻子的争吵日益升级，终至不可调和。
在女儿小四岁那年，更名黄逸梵的黄素琼终于借口陪小姑子张茂渊出洋留学而远走高飞了。
一飞，便是四年。
张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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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雾里行走，追逐着张爱玲的脚步；我的灵魂行走在天上，行走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我拨开迷雾，从天空俯视那庭院，闻到幽微的花香，听见一个女孩子清泠的读书声。
这是1928年的上海，小小的张爱玲，那时还叫做张，拉着弟弟的手，坐在院子的花树下读书——我愿意它是桃花，因为那个形容她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的胡兰成说过“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至于书么，或许便是红楼梦罢，那是她反反复复读了一辈子的书，她说过第一次读时才八岁。
他们抱着母亲从英国寄来的玩具，男孩子还戴着舶来品的草帽，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七岁，在一树桃花下扬起纯真童稚的脸，宛如天使。
我心动地聆听。
——如果上帝在这个时候的天空经过，大概也会驻足倾听。
她没有弟弟美，神情也略显呆滞，没有弟弟那种讨巧的乖恬。可是她的声音抑扬顿挫，有着对文字天生的感知力与领悟力，渗透了灵性。
弟弟张子静多少有些不专心，是在惦记保姆张干为他预备了什么样的晚饭，也是在想妈妈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他已经想不起母亲的模样，甚至想不起“母亲”这个词所代表的具体含义——但总归是一个好词，是一件好事，不然不会一大家子人这样兴头头地回到上海来，接驾一样地等待母亲的归国。
连下人们都较从前勤快些，因为知道她们的女主人就要回来，小的保姆何干和子静的保姆张干，早早地就替两姐弟预备下了见面那天穿的衣裳，连被褥也都拿了出来晾着。满院子拉着长杆短杆，晒着金丝银线的绫罗绸缎，发散着太阳的香气，有种蓬勃富足的喜庆劲儿。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会清楚地感觉到太阳的光，是纤细热烈的一条条。
天津家里的一切都成了过去——挥之不散的鸦片味，父亲和姨奶奶的吵闹，亲戚们关于小公馆的种种议论和鄙夷的眼神这一切都扔在天津了，隔着一个海洋扔得远远的。他们从天津来上海时，轮船一路经过绿的海黑的海，走了好远好久，把不快乐不光明都丢在了海那边，怎么也追不上来了。
从天津到上海，命运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儿，似乎是在向好里转，至少一度是这样充满着好转的希望。
人总是喜欢新鲜的，有变化总是好的。等到母亲回来，一切还会变得更好。
弟弟忽闪着他的长睫毛大眼睛，打断姐姐的朗读，不知道第几百次地问：“妈妈长得好看吗？”
“你又不是没见过。”姐姐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弟弟“妈妈走的时候，你也有三岁了，一点都不记得？”
她可是记得很清楚的。记得母亲上船那天伏在竹床上痛哭时耸动的肩，记得她穿的绿衣绿裙上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她躺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一闪一闪，是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那汪洋的绿色看久了眼睛会盲，想忘也忘不了。
那一年，她四岁。
一个早慧的儿童多半是不快乐的。敏感，仿佛总是与伤感孪生。
母亲给她拍过许多照片，照片里的她大多不笑，圆头圆脑，有着怀疑一切的目光。惟一笑得很灿烂的一张，便被母亲很用心地着了色。
照片上的她生得面团团的，穿着蓝绿色薄绸的衣裳，有着薄薄的红唇——然而她明明记得，那是一件t字形白绸领的淡蓝色衣裳，印着一蓬蓬的白雾——蓝绿是母亲后来的着色，那是母亲的蓝绿色时期。
隔了许多许多年之后，她也会清楚地记着，那是一个北国的阴天下午，相当幽暗，母亲把一张小书桌晾搁在装着玻璃窗的狭窄的小洋台上，很用心地替这张照片上色。杂乱的桌面上有黑铁水彩画颜料盒，细瘦的黑铁管毛笔，一杯水——她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是记忆里难得的母爱珍藏。
母亲是时髦的，也是美丽的，总是不大容易高兴。早晨，何干抱了小到她的大铜床上，她总是显出微微愕然的样子，似乎一时想不起这个小小孩童是哪里来的，她忍耐地看着那孩子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不知所云地背唐诗，要想好一会儿才可以慢慢醒来——仿佛灵魂悠游在天上，看见自己的肉身在俗世，多少有些不舍得，只得无奈地还了魂——她于是显出一点高兴来，认真地教女儿认字块，认两个字之后，就给她吃两块绿豆糕。
——关于母亲的记忆，统统和“绿”有关。
“你还记得绿豆糕吗？”小循循善诱地提醒“妈妈每次给我两块绿豆糕，我总是分一块给你的。”
“我要吃绿豆糕。”子静的心思立刻转开去，但是哗一下又改变了主意“不，我更喜欢松子糖。”他说着，嘴角露出甜美的笑容来，仿佛已经吃到了松子糖。那是把松子仁舂成粉，再掺入冰糖屑做成的糖。他真是喜欢，仿佛生活的甜蜜全都浓缩在那里，落实在那里。
小时候，为着他体弱多病，得扣着吃，人们曾经尝试在松子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在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搽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要想吃到香甜的松子糖，便要同时接受奇苦的黄连汁，这是他自小接受到的关于人生滋味的最直接的教育。然而这么多年来，他也不改初衷。
“我想吃松子糖。”他再一次声明，很认真地声明。
“那你去找张干要好了。”小终于不耐烦了。八岁的女孩子和七岁的男孩，在心智上的距离天差地远。她扔下弟弟，自己去阳台上找父亲。
父亲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眼直视，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在想象未来，也许是在面向死亡——因为打了过度的吗啡针，他已经离死很近了，才只32岁，可是竟有了暮气沉沉的况味。
小站在阳台门口，试探地叫一声：“爸爸。”
张廷重缓缓地回过头，看见女儿，僵滞的脸上显露出一丝欢喜，问：“做什么？你弟弟呢？”
“他饿了，找张干要吃的去了。”小凑近一些“爸爸，你在看什么？”
张廷重摇摇头，却反问：“你想妈妈吗？”
“不知道。”小老老实实地回答。在她心目中“妈妈”像一个符号多过像一个人，是高贵神秘而又遥不可及的，是每年家人要她拍了照片远寄重洋的接收人，也是逢年过节常常往中国邮寄礼物的投递人——因为父亲娶了姨太太，又抽上鸦片，她藉口小姑子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同去了英国。一去四年。从那时起，人们便在等她回来，把等待当做生命中的第一件大事，来上海后，更是每天从早到晚谈论最多的话题便是“太太要回来了”她隐隐地欢喜，可是想到那位高贵而辽远的母亲真要回来，要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多少又有点奇怪而不自在。
小问父亲：“妈妈是不是真的就要回来了？”
“她回来，也可能还是会走的。”父亲答非所问，又叹了一口气，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妻子叹气。
是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去求妻子回来的，直到他答应戒烟，又撵走了姨太太，她才终于肯答应。他当然是高兴的，可是多少也会觉得挫败，而且他对自己以后是不是真的可以戒掉烟瘾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鸦片是鬼东西，任凭再大的烦恼再多的痛苦，一个烟泡滚几滚，自然百病全消，万虑齐除。家势一代不如一代，世道一时不如一时，景况一年比一年更不如意——若再没了鸦片，还能叫日子吗？
每个人都有些戒不掉的嗜好吧？人总得有个念心儿，才会觉得活着的好。他的瘾是鸦片，小的是书，子静是松子糖，妻子黄逸梵呢？大概是上学吧。
说起来逸梵真是旧时代意义上标准的大家闺秀，还从小缠足呢。像张家这样曾经显赫的大家族在民国后也都不讲究那些了，妹妹张茂渊也是一双天足，逸梵却是三寸金莲。
但就是这样一个娴静的淑女，竟然一双小脚跨洋越海，跑到英国留学去了，听说和茂渊两个跑到阿尔卑斯山滑雪，还滑得不赖呢——就这样子一天天地飞远，从他的身边飞离了去，从他的家庭飞离了去，他们渐渐活在两个世界里。
记得当年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还只有19岁，金童玉女，一对璧人。男的风流潇洒，女的清秀恬美，又都是名门后裔，旗鼓相当，端的惹人艳羡。那时候花前月下，他们都曾庆幸自己得到了传说中的金玉良缘，远远好过他们的祖辈。
——张廷重的父亲是前清名将张佩纶，母亲是李鸿章的小女儿李菊耦，他们俩年龄相差了整整18岁，而且都不算长寿。张茂渊就曾很不孝地非议过自己的姥爷，说：“这老爷爷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6岁的，一辈子都嫌她老。”
——黄逸梵的背景没有张廷重那么辉煌阔大，然而也是名门闺秀——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的女儿。她母亲是农家女，嫁与将门之子作妾，平等自由那是谈不到的，而且也短寿，夫妻两个都只活到二十几岁，孩子由嫡母带大。
按说这样背景相近、年龄相仿的两个人结为夫妻，那是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事实上，新婚时他们的确也曾快乐，也曾恩爱，也曾甜蜜和美过，然而后来，究竟是怎么走到如今这一步的呢？
大抵是从他吸鸦片、捧戏子、养姨太太开始的。
张廷重再叹了一口气，眼睛微微眯起，看得更加深远了。
这一次，他望见的是过去。2
李鸿章，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朝四十余年，官至文学殿太学士，死后大清朝廷赐封谥号“李文忠公”因为曾代表清廷与侵华各国先后签订马关条约、中俄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历史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即使盖棺亦未能定论，我要在这里讨论的只是血统。
血统是一种神秘的东西，说它有，什么也看不见；说它没有，却的的确确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管里，随着新生命的来与去而周转不息。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提到祖父母的时候，曾写道：“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可以爱自己的祖先，并以他们为豪是一种幸运。
很多人巴不得清洗自己的历史，很多人发了财便要请枪手替自己杜撰历史，很多人因为“我们祖上也曾富过”而一生郁郁，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而蹉跎终生祖先，是我们固有的历史，是我们的来处，是今昔何夕我为何人的一种论述，它使我们在这世上不孤立、不虚无，而有根有据，如影随形。李鸿章的私家花园——丁香花园“我”走在这世上，不是破空而来突然而去的，身后站着历朝历代的祖先，他们躺在我的血管里借我的眼睛来看世界，借我的脚步行走，借我的头脑思考，借我的生命再活一次，再死一回。
即使不是每一颗西瓜种子播下去都一定能结出最大最甜美的西瓜，但是豆角种子播下去却一定结不出西瓜来——这便是血统。
张爱玲的血统无疑是高贵的。她在后来成名之后，一度犹豫过是否要借此出身来为自己的新书做宣传，并且因此“劣迹”而一再被人攻击虚荣——然而她为什么不可以虚荣？她是贵族的女儿，并不是神的女儿，她有她的人性。而人性的根本就是虚荣。没有虚荣，又何来的世界发展？
这大概便是张爱玲即使因为声明贵族血统很吃了一点苦头，并为此沉默多年，然而在死前的最后著作对照记里却再一次大胆地讲出自己的出身，并大声宣布“我爱他们”的缘故。
好吧，让我们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再沏一壶茉莉香片，尖着嘴轻轻吹开那浮沫，在茶烟缭绕中，开始聊聊这一段关于血统的闲话罢——
传说中的张佩纶仪容潇洒，能言善辩，颇有名士之风。直隶丰润人，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中举人，点进士，从翰林院的庶吉士进至侍读，后升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末“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常与一些文人学士们抨击时弊，纠弹官吏，往往一疏上闻，四方传诵。闲时狎妓纵酒，风月无边，尤其喜着竹布长衫，风流倜傥，招摇过市，一时引得京都士大夫争相效仿，几至竹布长衫大有畅销京都之势。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被派福建会办海防，曾眼见福建海防空虚而向南洋和北洋呼吁船只，但未获理睬。7月3日，法舰突然发动袭击，进犯中国南部沿海，中国军舰连同生产这些军舰的福州船政局顷刻间烟消云散，张佩纶上中岐山观战，亲眼目睹了炮弹横飞、水幕冲天的悲壮场面，自知罪无可绾，心灰意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尾战事”
事后，张佩纶被革职充军，流放边塞张家口。其间作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光绪十四年（1888年）期满释归，因与李鸿章是世交，遂得收留为幕僚，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并因此认识李鸿章之女李菊耦。那年张佩纶已经41岁，两年前刚死了原配，又是个刚释放的囚犯；而李菊耦只有23岁，且素有才名，嫁与张佩纶做续弦是委屈了——这家的女孩子总是与层次比自己低的男人结缘，也是宿命。
孽海花里形容李菊耦“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编贝”；“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威毅伯（即李鸿章）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说李鸿章的夫人赵继莲为了他要把这个才貌双全、德能兼备的女儿许给一个相差18岁的“囚犯”做继室，不禁大怒，骂李鸿章是“老糊涂虫”又哭又闹，却到底拗不过。
结婚后，张佩纶自誓闭户读书，对李鸿章的政治、外交各方面“断不置喙”只与娇妻每日诗酒唱随，烹茶作赋。李鸿章为了爱女，在南京大中桥襄府巷给他们买了一所巨宅，这是康熙年间一个征藩有功的靖逆侯张勇的旧宅，深府大院，花木竞秀，颇为幽静。张佩纶与李菊耦便是在那里生下了一子一女，子即张廷重，女即张茂渊。
在张佩纶所著涧中日记里，时有“午后与内人论诗良久”、“雨中与菊耦闲谈，日思塞上急雹枯坐时不禁心怃然”、“合肥晏客以家酿与余、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之类风花雪月的句子，伉俪情深，跃然纸上。即使妻子“小有不适”亦可谓小病是福，两人“煮药，煮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很有点赵明诚与李清照的意味。张佩纶墨迹
他们甚至还合作过一部武侠小说叫紫绡记，书中侠女紫绡是个文武双全的大家闺秀，文中常常只称做“小姐”而不提名字——他们的进步使得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走出深宅大院的奇女子，然而他们的保守却又使得一支笔缄默地不肯轻言千金闺秀的芳名——大家族的不彻底由此可见一斑，即使是在最荒诞的想象和杜撰里也仍旧是“非礼勿言”的。
对照记里有张佩纶与李菊耦的照片，我未能看得出张佩纶有多么“风流倜傥”却着实惊艳于李菊耦的娴静恬美，人们一直形容张爱玲是“临水照花人”然而李菊耦神情中的那一种清秀静美才真正称得上是“临水照花”且她也的确是个惜花人，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便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家里没有婢女，因为反对贩卖人口，这也足可见出二人的进步。张佩纶还曾记载她“蓄荷叶上露珠一瓮，以洞庭湖雨前沦之，叶香茗色汤法露英四美具矣”像不像红楼梦里的妙玉？
然而一个女人的心若不静，便招外祸；心太静了，却又不容易尽享俗世的福分。张佩纶1903年逝于南京，享年55岁。那时幼子张廷重只七岁，女儿张茂渊才两岁。李菊耦不足40便早早地守了寡“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日子，许是只有她自己晓得了。
安静与孤清，不知道是不是同高贵与叛逆一样，也是流淌在血液里，祖先留传给张爱玲的一份不可拒收的礼物？
“碧海青天夜夜心”是我母亲年轻时最喜欢的一句诗，她把它写在自己大学宿舍的床头，有人见了，提醒她：女孩子太爱这些孤清的句子不吉。她不理会。后来果然早早地守了寡。在我小时候，她常常念起这件事，并且不许我耽迷于李清照的词，不许我去教堂参加唱诗班，不许我总是背诵红楼梦里有关妙玉的判词。
——这样的女子，是无法想象她会安静地坐在一个满清遗少家里做少奶奶的。然而她丈夫的家里就只有这些：姨太太，戏子，吗啡，赌具，裹小脚的老妈子，终日不散的鸦片烟，还有无事闲坐打秋风的烟客这些都是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道具。她一天比一天更无法忍受丈夫的浪荡与颓唐，也一天比一天更向往国外的自由与文明。
张廷重也并不拒绝那“文明”然而他的取舍却与妻子有不同的选择，他喜欢吃国外进口的芦笋罐头，各种新式的汽车，也看翻译小说，比如萧伯纳的心碎的屋，他还给自己取了个时髦的洋名字叫“提摩太c张”可是他的精神生活却又完全是清贵遗风——他尽得了父亲的风流，却未能拥有父亲的才情，更没有父亲的温柔。他与妻子的争吵日益升级，终至不可调和。
在女儿小四岁那年，更名黄逸梵的黄素琼终于借口陪小姑子张茂渊出洋留学而远走高飞了。
一飞，便是四年。
张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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