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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后天已经黑了,我坚持要在外面吃,说今天是新年夜,应该庆祝一下。小琳和刘东都反对,说家里已经做好饭了,不吃也是浪费。我将他们的军:“那你跟刘东回去吧,我和小庞在外面吃。”小庞也很配合,说对,就在外面吃。他们俩没办法,只能打电话请示,组织上极力反对,可架不住我态度强硬,终于松了口:“那你们在外面吃吧,吃完饭早点回来。”我大为得意,领着他们走进“喜洋洋酒家”点了基围虾、清炖鸡、红烧牛肉,还要了一瓶啤酒和一瓶大枣汁,一共花了二百多。
城里人花二百元吃顿年夜饭是很平常的事,可刘东一直抱怨“太贵了”说他当初在工厂打工,一个月工资也不过几百块钱,被我一顿饭就吃光了。这话说得真让人心疼,我怒气全消,不断给他夹菜,教他剥虾,他肯定没吃过几顿这样的饭,眼睛始终直勾勾的,不过吃得倒不少。他吃东西咂巴嘴,很香甜的样子。
刘东二十三岁,长得很精神,有时会戴副眼镜,看着就像个大学生。对城里人来说,二十三岁还是个孩子,可刘东已经快当爸爸了,他老婆怀孕八个月。有次我问他想不想家,想不想老婆,他长叹:“想啊,可光想有什么用?赚不到钱,谈什么都没用。”他对那套荒谬理论深信不疑,坚信自己会发财,所以骗了很多亲戚朋友过来。这些人至少交三千八,有的甚至交了三万六千八,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将是刘东无法承受的负担。不知道他将怎样偿还这沉重的债务,回去继续干一个月几百块的体力活?借高利贷?或者,去偷去抢?天知道。那时他的孩子已经出生,可怜的孩子。
吃完饭回到住处,他们都在看中央台的元旦晚会,每个人都很高兴,出来一个明星就鼓掌喝彩,好像在看现场。王浩级别最高,站在旁边一本正经地发表评论:“什么叫成功?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成功就是上电视!”我暗暗好笑,心想我倒是上过电视,可真不明白这有什么成功可言。
中央台的晚会实在看不下去,我拉着管老汉聊天,听他讲农村的情况,管老汉一个劲儿地感恩,说现在农民的日子好多了,不用交公粮,也不用交农业税,种地还有补贴,买家电都有补贴。说到情浓时,拉着我的手大发感慨:“哎呀,真要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他儿子管锋在旁边插话:“在毛主席那个时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最高理想,现在我们农民全都过上了这样的日子!”
我平时经常对种种社会现实有诸多抱怨,坦白地说,管氏父子给了我很深的触动。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不断问自己:究竟谁更有资格代表中国人说话?是我这种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还是人数更为庞大的、善良而朴实的农民?
管老汉镶了两颗金牙,看上去很丑,也很庸俗。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掌心布满老茧。他生于一九五六年,三岁时差点饿死,所以一生都很珍惜粮食。有次桌上掉了几个饭粒,别人都没在意,他看见了,过去用两根手指粘起来放进嘴里,嚼得很慢,笑得很甜,他的金牙闪闪发光,不过一点儿都不丑。
他是老实人,从来不敢违反纪律,被骗进传销组织快一年了,没吃过几顿饱饭,也从来不敢偷吃。他小时候没饭吃,很饿;现在五十多岁了,还是没饭吃,很饿。
我在上饶认识了六十多人,他们大多都是管老汉的同类:善良、质朴、心地无邪,一生不曾作恶,一生与苦难为伍。他们被人欺骗,可同时也在欺骗别人。在此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有种深深的无力感,不能叫出声,不能说出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善良的人一点点沦落为恶虎之伥。
下山后天已经黑了,我坚持要在外面吃,说今天是新年夜,应该庆祝一下。小琳和刘东都反对,说家里已经做好饭了,不吃也是浪费。我将他们的军:“那你跟刘东回去吧,我和小庞在外面吃。”小庞也很配合,说对,就在外面吃。他们俩没办法,只能打电话请示,组织上极力反对,可架不住我态度强硬,终于松了口:“那你们在外面吃吧,吃完饭早点回来。”我大为得意,领着他们走进“喜洋洋酒家”点了基围虾、清炖鸡、红烧牛肉,还要了一瓶啤酒和一瓶大枣汁,一共花了二百多。
城里人花二百元吃顿年夜饭是很平常的事,可刘东一直抱怨“太贵了”说他当初在工厂打工,一个月工资也不过几百块钱,被我一顿饭就吃光了。这话说得真让人心疼,我怒气全消,不断给他夹菜,教他剥虾,他肯定没吃过几顿这样的饭,眼睛始终直勾勾的,不过吃得倒不少。他吃东西咂巴嘴,很香甜的样子。
刘东二十三岁,长得很精神,有时会戴副眼镜,看着就像个大学生。对城里人来说,二十三岁还是个孩子,可刘东已经快当爸爸了,他老婆怀孕八个月。有次我问他想不想家,想不想老婆,他长叹:“想啊,可光想有什么用?赚不到钱,谈什么都没用。”他对那套荒谬理论深信不疑,坚信自己会发财,所以骗了很多亲戚朋友过来。这些人至少交三千八,有的甚至交了三万六千八,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将是刘东无法承受的负担。不知道他将怎样偿还这沉重的债务,回去继续干一个月几百块的体力活?借高利贷?或者,去偷去抢?天知道。那时他的孩子已经出生,可怜的孩子。
吃完饭回到住处,他们都在看中央台的元旦晚会,每个人都很高兴,出来一个明星就鼓掌喝彩,好像在看现场。王浩级别最高,站在旁边一本正经地发表评论:“什么叫成功?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成功就是上电视!”我暗暗好笑,心想我倒是上过电视,可真不明白这有什么成功可言。
中央台的晚会实在看不下去,我拉着管老汉聊天,听他讲农村的情况,管老汉一个劲儿地感恩,说现在农民的日子好多了,不用交公粮,也不用交农业税,种地还有补贴,买家电都有补贴。说到情浓时,拉着我的手大发感慨:“哎呀,真要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他儿子管锋在旁边插话:“在毛主席那个时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最高理想,现在我们农民全都过上了这样的日子!”
我平时经常对种种社会现实有诸多抱怨,坦白地说,管氏父子给了我很深的触动。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不断问自己:究竟谁更有资格代表中国人说话?是我这种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还是人数更为庞大的、善良而朴实的农民?
管老汉镶了两颗金牙,看上去很丑,也很庸俗。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掌心布满老茧。他生于一九五六年,三岁时差点饿死,所以一生都很珍惜粮食。有次桌上掉了几个饭粒,别人都没在意,他看见了,过去用两根手指粘起来放进嘴里,嚼得很慢,笑得很甜,他的金牙闪闪发光,不过一点儿都不丑。
他是老实人,从来不敢违反纪律,被骗进传销组织快一年了,没吃过几顿饱饭,也从来不敢偷吃。他小时候没饭吃,很饿;现在五十多岁了,还是没饭吃,很饿。
我在上饶认识了六十多人,他们大多都是管老汉的同类:善良、质朴、心地无邪,一生不曾作恶,一生与苦难为伍。他们被人欺骗,可同时也在欺骗别人。在此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有种深深的无力感,不能叫出声,不能说出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善良的人一点点沦落为恶虎之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