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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如何规定，如何与内阁做好协调。”
曾国藩和李鸿章交换了一下眼色，不管叶枫是真的征求意见，还是做出个样子，对他们来说，这两种办法确实正向叶枫所说的那样，各自都有优缺点，曾国藩沉吟着道：“按照叶都督的想法，国士院、按察院和大理院始终还是不归总统或宰相管的？”
叶枫点了点头：“这其实是西方发展比较成熟地一种政体，也就是所谓地三权分立，政府掌国家行政权、国士院掌立法权、大理院和按察院构成的司法系统掌司法权，我想你们也可能看到，这套系统有两个三个特点，一个是民意，国士院经过层层选举，能够成为地国士的都是德高望重的人，他被人选出来，自然要发出投他票的人的声音，不然下次就不会有人投他的票了”
“第二个特点就一切都以法律为基础，国士院制定法律，按察院和大理院要做的就是惩罚那些违反法律的行为，哪怕这个人是国家的元首，或者国士院的院长。在法律面前，没有身份的高低，真正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甚至是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当然，在制订法律的时候，对庶民和士绅的规定肯定有不一样，但是法律一旦制订，那就必须按照法律来执行。”
叶枫说得很坦白，他明确告诉曾国藩、李鸿章，所谓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那只是针对法律条文说得，实际上这些条文在制定的时候却很可能是不平等的。虽然如此，多方博弈形成的法律至少会最大程度保障各方面的利益，因而按照法律来执行，对于弱势者肯定是有利的，起码比封建时代，有钱就是法，有权就是法更合理。
曾国藩和李鸿章点了点头，他们明白叶枫的意思，当然也明白这样做的话，过去士绅的一些特权肯定会消失，但是作为华夏杰出人物的代表，他们能看到其中的价值，保持法纪，则可保持王朝的长治久安。
“而要保持法纪，就必须进行制衡，三权分立，实际上就是三种权力的制衡，行政、立法、司法，而在司法体系内，又有按察与理问两权的分离；在立法内部，又有党派之间的制衡；在行政机构内部，也有独立的监察机构都察院，只要这个体系能运转起来，那除非大家都勾结起来，不然足以保证行政、立法、司法的有序运行。”叶枫道。
“看来，叶都督是想构织一个大网啊，只是这样一来的，岂不是内耗更多？行政的效率会大受影响吧？”曾国藩笑了笑，也开始认真地和叶枫商讨细节问题。
叶枫摇了摇头：“只要大家都依法行事，又何来会内耗？我们知道宋代、明代的党争为什么很激烈，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是因为他们争来争去，都要凭皇帝的一句话，说到底还是皇帝的喜好罢了，所以谁都有可能将对方打倒，攻击道德上的瑕疵就可以了，谁没有过错的？”
“但是法律则不同，对于你贪污受贿都有明确的规定，该撤的撤，要砍头的砍头，达不到量刑标准的，谁也不能动他，而且我想这套制衡体系完善了，官员想要贪污受贿，也会缺少机会，或者风险太大，在西方有句话叫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好的制度让坏人也坏不了，这个理论的基础就是荀子说过的性恶论，如果说不是全部的话，一旦环境允许，那肯定有大部分人会贪污受贿的，但是如果环境不允许，那么大部分就不会贪污了。”
曾国藩、李鸿章都是带过兵，管理过地方的，自然知道和光同尘的道理，不会像腐儒那样以为靠什么教化，天下的官吏就都成了圣人，对叶枫提出的这套制衡体系虽然还有怀疑，但是这个目的和出发点还是很认同的。
不过他们也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官员的俸禄以及国家的财政能力，一是按照叶枫的这个搞法，官员的数量肯定会更多，其次就是要想官员不贪，也必须让其价值得到体现，也就是薪酬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虽然还算不上是高薪养廉。
对于这个问题，叶枫则给他们介绍了华夏当前财政收入的构成的情况，通过加强对关税和工商税的管理，华夏联盟的财政收入是非常可观的，完全可以满足官僚系统的支出要求。
限如何规定，如何与内阁做好协调。”
曾国藩和李鸿章交换了一下眼色，不管叶枫是真的征求意见，还是做出个样子，对他们来说，这两种办法确实正向叶枫所说的那样，各自都有优缺点，曾国藩沉吟着道：“按照叶都督的想法，国士院、按察院和大理院始终还是不归总统或宰相管的？”
叶枫点了点头：“这其实是西方发展比较成熟地一种政体，也就是所谓地三权分立，政府掌国家行政权、国士院掌立法权、大理院和按察院构成的司法系统掌司法权，我想你们也可能看到，这套系统有两个三个特点，一个是民意，国士院经过层层选举，能够成为地国士的都是德高望重的人，他被人选出来，自然要发出投他票的人的声音，不然下次就不会有人投他的票了”
“第二个特点就一切都以法律为基础，国士院制定法律，按察院和大理院要做的就是惩罚那些违反法律的行为，哪怕这个人是国家的元首，或者国士院的院长。在法律面前，没有身份的高低，真正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甚至是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当然，在制订法律的时候，对庶民和士绅的规定肯定有不一样，但是法律一旦制订，那就必须按照法律来执行。”
叶枫说得很坦白，他明确告诉曾国藩、李鸿章，所谓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那只是针对法律条文说得，实际上这些条文在制定的时候却很可能是不平等的。虽然如此，多方博弈形成的法律至少会最大程度保障各方面的利益，因而按照法律来执行，对于弱势者肯定是有利的，起码比封建时代，有钱就是法，有权就是法更合理。
曾国藩和李鸿章点了点头，他们明白叶枫的意思，当然也明白这样做的话，过去士绅的一些特权肯定会消失，但是作为华夏杰出人物的代表，他们能看到其中的价值，保持法纪，则可保持王朝的长治久安。
“而要保持法纪，就必须进行制衡，三权分立，实际上就是三种权力的制衡，行政、立法、司法，而在司法体系内，又有按察与理问两权的分离；在立法内部，又有党派之间的制衡；在行政机构内部，也有独立的监察机构都察院，只要这个体系能运转起来，那除非大家都勾结起来，不然足以保证行政、立法、司法的有序运行。”叶枫道。
“看来，叶都督是想构织一个大网啊，只是这样一来的，岂不是内耗更多？行政的效率会大受影响吧？”曾国藩笑了笑，也开始认真地和叶枫商讨细节问题。
叶枫摇了摇头：“只要大家都依法行事，又何来会内耗？我们知道宋代、明代的党争为什么很激烈，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是因为他们争来争去，都要凭皇帝的一句话，说到底还是皇帝的喜好罢了，所以谁都有可能将对方打倒，攻击道德上的瑕疵就可以了，谁没有过错的？”
“但是法律则不同，对于你贪污受贿都有明确的规定，该撤的撤，要砍头的砍头，达不到量刑标准的，谁也不能动他，而且我想这套制衡体系完善了，官员想要贪污受贿，也会缺少机会，或者风险太大，在西方有句话叫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好的制度让坏人也坏不了，这个理论的基础就是荀子说过的性恶论，如果说不是全部的话，一旦环境允许，那肯定有大部分人会贪污受贿的，但是如果环境不允许，那么大部分就不会贪污了。”
曾国藩、李鸿章都是带过兵，管理过地方的，自然知道和光同尘的道理，不会像腐儒那样以为靠什么教化，天下的官吏就都成了圣人，对叶枫提出的这套制衡体系虽然还有怀疑，但是这个目的和出发点还是很认同的。
不过他们也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官员的俸禄以及国家的财政能力，一是按照叶枫的这个搞法，官员的数量肯定会更多，其次就是要想官员不贪，也必须让其价值得到体现，也就是薪酬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虽然还算不上是高薪养廉。
对于这个问题，叶枫则给他们介绍了华夏当前财政收入的构成的情况，通过加强对关税和工商税的管理，华夏联盟的财政收入是非常可观的，完全可以满足官僚系统的支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