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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认为意识形态的战争已经结束？铁山先生。大卫问铁山，这就是他对这个中国岳父的态度，他素来对我父亲没有好感，他认为马克才是他的岳父。他是在马克的影响下信主的，但他现在比马克更激进。他对铁山说，主义的背后就是宗教，主义的战争打到最后就是一场属灵战争。我很遗憾我的儿子在这场荣耀的战争中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我突然生气了，对大卫说，够了！你指责约翰要到何时呢？你为什么不问问他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不，你从来不关心他的心，你只知道指责指责，你永远只知道要求。
大卫说，他是神的儿子，不是吗？我的话比神的话重要吗？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不明白什么是神的计划和权益吗？我很遗憾，如果他连为什么而战都不知道。
铁山说，这和十字军1有什么两样？
大卫说，错了，神更正了人的错误，现在的这场战争是神命定的，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你不要拿人的错误来诋毁神的经纶。
一直没说话的马克说，约翰回国是符合军纪的，他是在执行命令，所以，关于他回国的事，现在中止争论。
但争论并没有结束。大卫和约翰几天不讲话，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大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教会的事务中，他甚至比我更热心。他生活俭朴、严谨，从不过度消费，他戒烟戒酒，除了脾气大，几乎无可指责。但他对我们家里人的属灵状况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我们要是有一些软弱，不够爱主，他就立刻能发现，并且毫不客气地指出来，甚至对我母亲，包括他的老师马克，只要我们有破口漏洞，大卫就会毫不留情地指责。有一次我因为忙于工作，没有参加信仰聚会，他当着众信徒的面大声指责我，定罪我，让我无地自容。可是有好几次他自己也没有参加聚会，他却没有感觉。连马克也想不到，自己传的福音，造就了一个比他更爱主，但也严厉得多的信徒。
马克对我说，你去和约翰谈谈，看看他心里想什么。
我找了一个安静的下午，和儿子在离家不远的湖边交谈。经过一下午的耐心说服，儿子终于向我透露了那个秘密:他为什么离开伊拉克？
在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整合出这样一个画面——那个像诗人一样的士官，带着模糊的理念，来到了那个沙漠。然后带着更大的疑惑离开。以下是经过整合的约翰的回忆:
我上军校可能就已经是个错误，但我不被允许改正这个错误，因为父亲极力促成了我上军校，现在终于结出了坏的果子。父亲是永远不会错的，从小到大，我的记忆中没有看到父亲认过错，母亲在和父亲的争论中，似乎总是处于劣势，她屡次在父亲面前妥协，我问过母亲，为什么他总是对的呢？他不会错吗？你总是错吗？母亲对我说，他很爱主，我不如他。
我想，这种回答不能说服我。我会因此误以为，只要爱主，为着主，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和外公铁山的观点是一样的:只要目标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可是这两个男人却彼此不悦。
比起父亲逼我上军校，到伊拉克去打仗不算是我完全不情愿的事，虽然父亲一直要我上战场。我理解总统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因为有了“911”的重大灾难。我到了伊拉克，我们似乎打赢了这场战争，把萨达姆赶下台之后，问题却接踵而来。我们在控制伊拉克之后死伤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在战斗中死伤的人数。
我仍然能够理解这场战争的复杂性，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后来会死更多人。但在上个月发生的一次与我有关的爆炸事件中，我的思想开始混乱。我不知道我的信念是否开始动摇，但我的确起了疑惑。
我们驻扎在费卢杰，就在四号公路旁边。在营地的不远处，我认识了一个叫伊娜的姑娘，我们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这个伊拉克姑娘在我们营地对面摆了一个报摊，我站岗的时候离她不过十几米远。我从她那里买过伊拉克卷烟。她对我微笑，眼睛很深，头发乌黑，和我母亲一样。她会讲英语，她说她小时候家里很富有，有三辆小汽车，现在她们只能靠摆摊为生。我说马上就会改变，因为萨达姆下台了。
我跟她聊天，我问她萨达姆下台她高不高兴？
高兴。伊娜说，他是个伪君子。
可是我问到，喜欢美国人到伊拉克吗？她就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说，你们不来我们也可以把那个伪君子赶走。
我就问，你们用什么方法来赶走他呢？
真主会惩罚他的。伊娜说。
我们说话的时候，屋里走出一个男人，用伊拉克话阻止伊娜和我交谈。后来我知道，这是她的哥哥赛米。他留着小胡子，眼神冷漠，坚定，表情阴沉。
后来伊娜偷偷跟我说话，不让她哥哥看见。她向我打听美国的事情，问我美国有没有女人当射击教练，因为她很喜欢射击，她曾是巴格达少年射击队的队员。她还打听美国现在放什么电影。我把一本电影画报送给她，她很高兴。她说她哥哥是个好人，她的父亲早死，都是哥哥在照顾她。
可是就是她这个哥哥赛米，在一周后的爆炸事件中，充当了人肉炸弹。当时我随一辆军车出去巡逻，我们一行八个人。我们的汽车驶到四号公路的时候，我看见了赛米，我认出他来。他表情镇定，我对他没有丝毫的警惕，因为他看不出有任何危险的迹象，他表情镇定得就像去上厕所。
他向我们走过来。
这时有一个流氓突然抢一个女人的包，这个女人是西方人，长着金发，后来我知道她是法国一个在伊拉克做水管生意的老板的女儿。赛米见到抢劫后，突然拐转方向，冲上去追那个小偷，抓住他，把他打翻在地，他把包夺过来，还踢了那个小偷两脚，然后把包还给那个法国女人。那个女人向他表示感谢时，他没有吱声，扭头就走。
他又向我们走过来。
我们觉得必须上前干预，我们经常处理治安上的事情。可是当我们上前干预时，赛米已经走到我们跟前。他看见了我，我想他应该认出了我，但他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我们以为他走过来是要说明情况。
突然一声巨响，我被气浪冲到旁边的树上，立刻昏迷过去。
赛米当场被炸死，身首异处，我们死了两名士兵，赛米的同胞伊拉克人死了七人，我受了轻伤。
这就是那个事故，很简单，司空见惯，在伊拉克，这不是新闻。
我的伤很快就好了。我的确不能算受了伤，我原本可以留在伊拉克，但我递了回国的申请。我的轻度脑震荡并没有在我的身体上留下影响，但我递交了回国申请，我的体检符合回国条件。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回国，我并不是出于对爆炸事件的恐惧，否则我就不会去伊拉克。
我看到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让我产生了极大的疑惑。我看到了炸弹客赛米死前的镇定，我惊异于他为什么能在死前如此镇定？甚至他在死前还救了一个女人的包。
从小我都被教育，真正的信仰能让人在死前对死亡毫不畏惧，反过来说就是，如果有哪一种信仰能超越死亡，它就是真信仰。那么，赛米是超越死亡的，因为我亲眼目睹，他真的视死如归，按上述推论，那么他信的是真信仰。
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他信的是真信仰，那么我信的是什么呢？从小外祖父母和我的父亲母亲都教育我说，天地间只有惟一的真神，如果赛米信的是真神，那我信的是什么？即使我们信的都是，我凭什么要来这里为他们而战？我要给他们什么呢？赛米死前如此镇定，我不如他。刚来到伊拉克的时候，我听着炸弹的爆炸声，心中害怕得要命。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在这里。那么，我和赛米谁是英雄？这种想像开始瓦解我的斗志。
我在经历了几个星期的思想混乱后，仿佛要精神崩溃了。我递交了回国申请。我一连十几天无法入眠，整夜整夜无法合眼，被检查出患有严重的精神焦虑症，上级认为是爆炸事件所致，准许了我的回国申请。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混乱不在头脑，而在我的心灵深处。
你不认为意识形态的战争已经结束？铁山先生。大卫问铁山，这就是他对这个中国岳父的态度，他素来对我父亲没有好感，他认为马克才是他的岳父。他是在马克的影响下信主的，但他现在比马克更激进。他对铁山说，主义的背后就是宗教，主义的战争打到最后就是一场属灵战争。我很遗憾我的儿子在这场荣耀的战争中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我突然生气了，对大卫说，够了！你指责约翰要到何时呢？你为什么不问问他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不，你从来不关心他的心，你只知道指责指责，你永远只知道要求。
大卫说，他是神的儿子，不是吗？我的话比神的话重要吗？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不明白什么是神的计划和权益吗？我很遗憾，如果他连为什么而战都不知道。
铁山说，这和十字军1有什么两样？
大卫说，错了，神更正了人的错误，现在的这场战争是神命定的，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你不要拿人的错误来诋毁神的经纶。
一直没说话的马克说，约翰回国是符合军纪的，他是在执行命令，所以，关于他回国的事，现在中止争论。
但争论并没有结束。大卫和约翰几天不讲话，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大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教会的事务中，他甚至比我更热心。他生活俭朴、严谨，从不过度消费，他戒烟戒酒，除了脾气大，几乎无可指责。但他对我们家里人的属灵状况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我们要是有一些软弱，不够爱主，他就立刻能发现，并且毫不客气地指出来，甚至对我母亲，包括他的老师马克，只要我们有破口漏洞，大卫就会毫不留情地指责。有一次我因为忙于工作，没有参加信仰聚会，他当着众信徒的面大声指责我，定罪我，让我无地自容。可是有好几次他自己也没有参加聚会，他却没有感觉。连马克也想不到，自己传的福音，造就了一个比他更爱主，但也严厉得多的信徒。
马克对我说，你去和约翰谈谈，看看他心里想什么。
我找了一个安静的下午，和儿子在离家不远的湖边交谈。经过一下午的耐心说服，儿子终于向我透露了那个秘密:他为什么离开伊拉克？
在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整合出这样一个画面——那个像诗人一样的士官，带着模糊的理念，来到了那个沙漠。然后带着更大的疑惑离开。以下是经过整合的约翰的回忆:
我上军校可能就已经是个错误，但我不被允许改正这个错误，因为父亲极力促成了我上军校，现在终于结出了坏的果子。父亲是永远不会错的，从小到大，我的记忆中没有看到父亲认过错，母亲在和父亲的争论中，似乎总是处于劣势，她屡次在父亲面前妥协，我问过母亲，为什么他总是对的呢？他不会错吗？你总是错吗？母亲对我说，他很爱主，我不如他。
我想，这种回答不能说服我。我会因此误以为，只要爱主，为着主，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和外公铁山的观点是一样的:只要目标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可是这两个男人却彼此不悦。
比起父亲逼我上军校，到伊拉克去打仗不算是我完全不情愿的事，虽然父亲一直要我上战场。我理解总统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因为有了“911”的重大灾难。我到了伊拉克，我们似乎打赢了这场战争，把萨达姆赶下台之后，问题却接踵而来。我们在控制伊拉克之后死伤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在战斗中死伤的人数。
我仍然能够理解这场战争的复杂性，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后来会死更多人。但在上个月发生的一次与我有关的爆炸事件中，我的思想开始混乱。我不知道我的信念是否开始动摇，但我的确起了疑惑。
我们驻扎在费卢杰，就在四号公路旁边。在营地的不远处，我认识了一个叫伊娜的姑娘，我们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这个伊拉克姑娘在我们营地对面摆了一个报摊，我站岗的时候离她不过十几米远。我从她那里买过伊拉克卷烟。她对我微笑，眼睛很深，头发乌黑，和我母亲一样。她会讲英语，她说她小时候家里很富有，有三辆小汽车，现在她们只能靠摆摊为生。我说马上就会改变，因为萨达姆下台了。
我跟她聊天，我问她萨达姆下台她高不高兴？
高兴。伊娜说，他是个伪君子。
可是我问到，喜欢美国人到伊拉克吗？她就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说，你们不来我们也可以把那个伪君子赶走。
我就问，你们用什么方法来赶走他呢？
真主会惩罚他的。伊娜说。
我们说话的时候，屋里走出一个男人，用伊拉克话阻止伊娜和我交谈。后来我知道，这是她的哥哥赛米。他留着小胡子，眼神冷漠，坚定，表情阴沉。
后来伊娜偷偷跟我说话，不让她哥哥看见。她向我打听美国的事情，问我美国有没有女人当射击教练，因为她很喜欢射击，她曾是巴格达少年射击队的队员。她还打听美国现在放什么电影。我把一本电影画报送给她，她很高兴。她说她哥哥是个好人，她的父亲早死，都是哥哥在照顾她。
可是就是她这个哥哥赛米，在一周后的爆炸事件中，充当了人肉炸弹。当时我随一辆军车出去巡逻，我们一行八个人。我们的汽车驶到四号公路的时候，我看见了赛米，我认出他来。他表情镇定，我对他没有丝毫的警惕，因为他看不出有任何危险的迹象，他表情镇定得就像去上厕所。
他向我们走过来。
这时有一个流氓突然抢一个女人的包，这个女人是西方人，长着金发，后来我知道她是法国一个在伊拉克做水管生意的老板的女儿。赛米见到抢劫后，突然拐转方向，冲上去追那个小偷，抓住他，把他打翻在地，他把包夺过来，还踢了那个小偷两脚，然后把包还给那个法国女人。那个女人向他表示感谢时，他没有吱声，扭头就走。
他又向我们走过来。
我们觉得必须上前干预，我们经常处理治安上的事情。可是当我们上前干预时，赛米已经走到我们跟前。他看见了我，我想他应该认出了我，但他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我们以为他走过来是要说明情况。
突然一声巨响，我被气浪冲到旁边的树上，立刻昏迷过去。
赛米当场被炸死，身首异处，我们死了两名士兵，赛米的同胞伊拉克人死了七人，我受了轻伤。
这就是那个事故，很简单，司空见惯，在伊拉克，这不是新闻。
我的伤很快就好了。我的确不能算受了伤，我原本可以留在伊拉克，但我递了回国的申请。我的轻度脑震荡并没有在我的身体上留下影响，但我递交了回国申请，我的体检符合回国条件。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回国，我并不是出于对爆炸事件的恐惧，否则我就不会去伊拉克。
我看到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让我产生了极大的疑惑。我看到了炸弹客赛米死前的镇定，我惊异于他为什么能在死前如此镇定？甚至他在死前还救了一个女人的包。
从小我都被教育，真正的信仰能让人在死前对死亡毫不畏惧，反过来说就是，如果有哪一种信仰能超越死亡，它就是真信仰。那么，赛米是超越死亡的，因为我亲眼目睹，他真的视死如归，按上述推论，那么他信的是真信仰。
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他信的是真信仰，那么我信的是什么呢？从小外祖父母和我的父亲母亲都教育我说，天地间只有惟一的真神，如果赛米信的是真神，那我信的是什么？即使我们信的都是，我凭什么要来这里为他们而战？我要给他们什么呢？赛米死前如此镇定，我不如他。刚来到伊拉克的时候，我听着炸弹的爆炸声，心中害怕得要命。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在这里。那么，我和赛米谁是英雄？这种想像开始瓦解我的斗志。
我在经历了几个星期的思想混乱后，仿佛要精神崩溃了。我递交了回国申请。我一连十几天无法入眠，整夜整夜无法合眼，被检查出患有严重的精神焦虑症，上级认为是爆炸事件所致，准许了我的回国申请。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混乱不在头脑，而在我的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