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恨内疚和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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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恨的前提是假定有选择的自由。一个人在可以作出正确选择的情况下,却作了错误的选择,并且身受其祸,便会感到悔恨。如果无可选择,即使祸害发生,感到的也不是悔恨,而只是悲伤。悲伤面对的是单纯的事实,悔恨却包含着复杂的推理,它在事情发生之后追溯其原因,审视过去的行为,设想别种可能性,而它的全部努力就在于证明已经发生的事情原是可以避免的。
再进一步,当一个选择的后果不仅关涉到自己,而且关涉到他人尤其是自己所爱的人的命运时,悔恨中必定还包含着内疚,并且被这内疚强化。内疚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对于选择及其后果的伦理责任而感到的痛苦。如果只是自食其果,与他人无干,就只会悔恨,不会内疚。
悔恨是一种事后的聪明。在悔恨者眼里,往事是一目了然的。他已经忘记了当初选择时错综复杂的困境和另一种可能的选择的恶果。此时此刻,已实现的这种选择的恶果使他成了那种未实现的选择的狂信者。他相信,如果允许他重新选择,他将不会有丝毫犹豫。
选择的困难在于,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依靠自身的经验来对不同的选择作比较。无论当时,还是事后,比较都是在想像中进行的。一旦作出一个选择,即意味着排除了其余一切可能的选择,从而也排除了经验它们的可能性。在作出选择之后,选择的困境丝毫没有消除,迟早会转化为反省的困境再度折磨我们。关于这一点,克尔凯郭尔说过一句很准确的话:“在反省的海洋上,我们无法向任何人呼救,因为每一个救生圈都是辩证的。”所以,当一个人面临不可逃脱的厄运时,无论他怎么选择,悔恨已是他的宿命。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这轻重怎么衡量?只要你取了,受了,那身受之害永远是最重的!
尽管希望已经破灭,自欺的需要依然存在。希望仅是自欺的浪漫形态,自欺还有其不浪漫的形态——习惯。当一个人不怀任何希望地延续着一个明知毫无意义的习惯时,他便如同强迫症患者一样,仍是在以自欺的方式逃避现实。如果说希望的自欺是逃向未来,那么,习惯的自欺就是逃向过去,试图躲藏在一个曾经含有希望的行为之中。
凡是在命运重大关头逃避选择的人,自欺是必有的心态。他既不能承认自己放弃了选择,因为他的命运处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必须相信他正在作出重大决定。他又不能承认自己已经作了选择,因为他面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他必须相信事情尚有回旋的余地。他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游移,甚至究竟是否作了选择也始终是模棱两可的,藉此保持一种自由的幻想,如果这幻想破灭,则保留向决定论撤退的权利。
悔恨的前提是假定有选择的自由。一个人在可以作出正确选择的情况下,却作了错误的选择,并且身受其祸,便会感到悔恨。如果无可选择,即使祸害发生,感到的也不是悔恨,而只是悲伤。悲伤面对的是单纯的事实,悔恨却包含着复杂的推理,它在事情发生之后追溯其原因,审视过去的行为,设想别种可能性,而它的全部努力就在于证明已经发生的事情原是可以避免的。
再进一步,当一个选择的后果不仅关涉到自己,而且关涉到他人尤其是自己所爱的人的命运时,悔恨中必定还包含着内疚,并且被这内疚强化。内疚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对于选择及其后果的伦理责任而感到的痛苦。如果只是自食其果,与他人无干,就只会悔恨,不会内疚。
悔恨是一种事后的聪明。在悔恨者眼里,往事是一目了然的。他已经忘记了当初选择时错综复杂的困境和另一种可能的选择的恶果。此时此刻,已实现的这种选择的恶果使他成了那种未实现的选择的狂信者。他相信,如果允许他重新选择,他将不会有丝毫犹豫。
选择的困难在于,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依靠自身的经验来对不同的选择作比较。无论当时,还是事后,比较都是在想像中进行的。一旦作出一个选择,即意味着排除了其余一切可能的选择,从而也排除了经验它们的可能性。在作出选择之后,选择的困境丝毫没有消除,迟早会转化为反省的困境再度折磨我们。关于这一点,克尔凯郭尔说过一句很准确的话:“在反省的海洋上,我们无法向任何人呼救,因为每一个救生圈都是辩证的。”所以,当一个人面临不可逃脱的厄运时,无论他怎么选择,悔恨已是他的宿命。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这轻重怎么衡量?只要你取了,受了,那身受之害永远是最重的!
尽管希望已经破灭,自欺的需要依然存在。希望仅是自欺的浪漫形态,自欺还有其不浪漫的形态——习惯。当一个人不怀任何希望地延续着一个明知毫无意义的习惯时,他便如同强迫症患者一样,仍是在以自欺的方式逃避现实。如果说希望的自欺是逃向未来,那么,习惯的自欺就是逃向过去,试图躲藏在一个曾经含有希望的行为之中。
凡是在命运重大关头逃避选择的人,自欺是必有的心态。他既不能承认自己放弃了选择,因为他的命运处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必须相信他正在作出重大决定。他又不能承认自己已经作了选择,因为他面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他必须相信事情尚有回旋的余地。他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游移,甚至究竟是否作了选择也始终是模棱两可的,藉此保持一种自由的幻想,如果这幻想破灭,则保留向决定论撤退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