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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当我感到震惊时，我是抽身出来，做了一个旁观者。对于人生的苦难，也是旁观者清。只要痛苦有间隙，而最后的结局尚未临头，身受者就不可能一味悲伤。倒是在旁观者眼里，苦难永远直接呈现，一眼望到了头。
在一刹那间，我用旁观者的眼光异乎寻常地看清了我身受的苦难，于是感到震惊。
然而，看清了又能怎样？这种清醒除了绝望还能带来什么？那么，冷漠岂非生命本能的一种自卫？
对于一切悲惨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死，我们始终是又适应又不适应，有时悲观有时达观，时而清醒时而麻木，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说到底，人的忍受力和适应力是惊人的，几乎能够在任何境遇中活着，或者——死去，而死也不是不能忍受和适应的。到死时，不适应也适应了，不适应也无可奈何了，不适应也死了。
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分外震惊。
12
一个过程突然失去了目的，人会感到荒谬。荒谬是清醒的人的感觉。这个失去了目的的过程长久延续下去，人就会疲乏，麻木，而荒谬感也就被无聊感取代了，仅在某些清醒的片刻浮现出来。
然而，什么是无聊感呢？它岂不就是打着磕睡的荒谬感？
表面上一切正常，仅仅是表面上。
我们不可能持之以恒地为一个预知的灾难结局悲伤。悲伤如同别的情绪一样，也会疲劳，也需要休息。
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死刑犯，一定会想象他们无一日得安生，其实不然。因为，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谁不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呢？
无聊感麻痹我们对于灾难结局的注意力，阻断我们的悲伤，驱使我们在眼前的过程中寻求消遣，从而疏通和保护了我们尚存的生命力。
13
习惯，疲倦，遗忘，生活琐事苦难有许多貌不惊人的救星。人得救不是靠哲学和宗教，而是靠本能，正是生存本能使人类和个人历尽劫难而免于毁灭，各种哲学和宗教的安慰也无非是人类生存本能的自勉罢了。
许多民族的宗教都规定了为死者哀悼的期限。其实，没有这些规定，哀伤也不会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荷马告诉我们，尼俄柏在她的七子七女被杀尽之后，也曾经停止恸哭，饥饿使她端起了饭碗。
人都是得过且过，事到临头才真急。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仍然不知道疼。砍下来，只要不死，好了伤疤又忘疼。最拗不过的是生存本能以及由之产生的日常生活琐事，正是这些琐事分散了人对苦难的注意，使苦难者得以休养生息，走出泪谷。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该忘就得忘，难道要记一辈子？”
我想起很久以前的这一段对话，不禁微笑了。如果生命没有这样的自卫本能，人如何还能正常地生活，世上还怎会有健康、勇敢和幸福？古往今来，天灾人祸，留下过多少伤疤，如果一一记住它们的疼痛，人类早就失去了生存的兴趣和勇气。人类是在忘却中前进的。
14
面对苦难，我们可以用艺术、哲学、宗教的方式寻求安慰。在这三种场合，我们都是在想象中把自我从正在受苦的肉身凡胎分离出来，立足于一个安全的位置上，居高临下地看待苦难。
艺术家自我对肉身说：你的一切遭遇，包括你正遭受的苦难，都只是我的体验。人生不过是我借造化之笔写的一部大作品，没有什么不可化作它的素材。我有时也许写得很投入，但我不会忘记，作品是作品，我是我，无论作品的某些章节多么悲惨，我依然故我。
哲学家自我对肉身说：我站在超越时空的最高处，看见了你所看不见的一切。我看见了你身后的世界，在那里你不复存在，你生前是否受过苦还有何区别？在我无边广阔的视野里，你的苦难稍纵即逝，微不足道，不值得为之动心。
宗教家自我对肉身说：你是卑贱的，注定受苦，而我将升入天国，永享福乐。
但正在受苦的肉身忍无可忍了，它不能忍受对苦难的贬低甚于不能忍受苦难，于是怒喊道：“我宁愿绝望，不要安慰！”
一切偶象都沉默下来了。
15
人生的终点是死，是空无，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
可是，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一样，何必在乎过程？
着眼于过程，人生才有幸福或痛苦可言。以死为背景，一切苦乐祸福的区别都无谓了。因此，当我们身在福中时，我们尽量不去想死的背景，以免败坏眼前的幸福。一旦苦难临头，我们又尽量去想死的背景，以求超脱当下的苦难。
生命连同它的快乐和痛苦都是虚幻的——这个观念对于快乐是一个打击，对于痛苦未尝不是一个安慰。用终极的虚无淡化日常的苦难，用彻底的悲观净化尘世的哀伤，这也许是悲观主义的智慧吧。
然而，我终究是过程中人，除了过程一无所有，我不能不执著于过程。人生如梦，却不是梦，诞生和死亡竟都沾满着血污，这血污不是仰望星空的眼睛回避得了的。
16
世上一切宗教和哲学中，佛教最彻悟人生的真相。它看破有，安于无，谓之空。
西方人始终没有达到空的境界。基督教执著于有，强以无为有。西方虚无主义求有不得，但不安于无，故充满焦虑。
流俗中的佛教已经与佛的本义南辕北辙。佛要破除对是非利害祸福的执著，俗众却要借佛的法力求是舍非，趋利避害，乞福去祸。佛以无制有，俗众却以有制有。佛以出世法断祸福之因果，俗众却祈求以福补偿祸，从而埋下新的祸根，永被因果所困。
用佛理看我遭受的苦难，百惑皆消。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小生命，因缘送来，因缘带走，何至于悲痛欲绝？我自己也只是一个随缘生灭的空相，如何执著得了？空空世界里的一阵风，一片云，聚散无常，笑什么，哭什么？
然而，毕竟身在因缘之中，不是想跳就能跳出来的。无我的空理易明，有情的尘缘难断。我自知太爱人生，难成正果，宁愿受苦，不肯悟入空境。也许终我一生，佛只是一门学问，不能成为我的信仰了。
17
爱是痛苦之源。爱得越深，痛苦也越烈。于是，佛指点灭苦之道：断绝爱欲，看破红尘。
然而，我不能不爱，不愿不爱。我的爱不理睬佛的教导。
大爱者大痛苦，有的人肩负着大痛苦前行。小爱者小痛苦，有的人被小痛苦摧毁了。可见爱者必痛苦，痛苦者却未必毁灭。
佛的智慧把爱当作痛苦的根源而加以弃绝，扼杀生命的意志。我的智慧把痛苦当作爱的必然结果而加以接受，化为生命的财富。
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于痛苦，我只愿有一种智慧足以使我不毁于痛苦。
18
我设想，一个人只要对自己的身外遭遇保持距离，始终坚持自己对它们的独立性，在内心深处做到不动心，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苦难能够伤害他了。
这个我爱得如痴如醉的女人要弃我而去了？好吧，让我冷静地想一想，在茫茫人海中，她与我的相遇纯属偶然，我们完全可能在不同的人群中漠不相干地生活一辈子。既然如此，我有何必要为她的离去痛不欲生呢？
我的某个亲人快要死了？好吧，让我冷静地想一想，无论配偶、父母还是孩子，他们成为我的亲人也都是纯属偶然，我完全可能同另一个人结婚，父母完全可能不生我，我完全可能不生这个孩子，如此等等。既然如此，我为丧失这样偶然的一种关系而悲痛欲绝，岂不痴愚？
这样想时，除了直接施于我的肉体的打击之外，一切皆成为身外遭遇，我就可以做到刀枪不入，风雨如磐了。
可是，这样想时，我也就成为一个没有亲人、没有爱、没有心的东西，不再是人，而是一块石头了。
事实上，我哪里做得到。到头来我总发现，我所爱的人使我如此牵肠挂肚，我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决非我的身外遭遇，而恰恰是我的生命的基本内容。除去它们，我的生命便成了一个空壳，我也就不复是我了。
那么，就让我继续为爱而受苦吧，也胜似做这样一个任何苦难伤害不到的空壳。
19
黄昏，沿小河散步，看见情侣们依然缠绵，孕妇们依然安闲，牵着孩子小手的父母们依然快乐。正当灾祸笼罩着我的时候，他们头顶上的天空依然绚丽。在不幸者四周，生活在照常展开。
当然，这是正常的。
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很容易藉移情作用而发生同情，有时候旁观者的想象甚至会超过当事人的身受。但是，移情毕竟不是身受，所以真同情是很难的。
我们最爱的还是自己，最怕的还是自己的死。于是我勉励自己：就把我所爱的人的死当作我自己的死来对待吧，只要我能怀着自尊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也就能平静地面对这个悲剧了。可是，我立即发现，我的自尊包含着自欺，因为这终究不是我的死，我无法真正感受这个即将死去的小生命的可怕解体。如果我真做到了平静，也只是对另一个生命的疾苦业已麻木了而已。
人们爱你，疼你，但是一旦你患了绝症，注定要死，人们也就渐渐习惯了，终于理智地等待着那个日子的来临。
然而，否则又能怎样呢？望着四周依然欢快生活着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人类个体之间痛苦的不相通也许正是人类总体仍然快乐的前提。那么，我的灾难对于亲近和不亲近的人们的生活几乎不发生任何影响，这就对了。
20
幸运者对别人的不幸或者同情，或者隔膜，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侥幸：幸亏遭灾的不是我！
不幸者对别人的幸运或者羡慕，或者冷淡，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委屈：为何遭灾的偏是我！
不幸者对不幸者又会如何呢？
一个丧子的母亲获悉另一个曾与她比邻而居的母亲不久后也丧了子，同病相怜的悲悯敌不过幸灾乐祸的欢欣，她在屋子里又笑又闹，接着警觉到自己的失态，便大声问道：“尽管我很同情她，但我还是感到高兴，我不应该吗？”
可怜的女人，当然不应该。不幸者理应互相同情，要不你们还能从哪里获取同情呢？何况别人的苦难并不能消除你的苦难，她的孩子死了，你的孩子难道能因此复活？
不对，即使杀死她的孩子就能救活我的孩子，我也决不肯这样做。但我说不清为什么，就是感到高兴。我是一个坏女人吗？
你不是坏女人。我明白了，不幸者需要同伴。当我们独自受难时，我们会感到不能忍受命运的不公正甚于不能忍受苦难的命运本身。相反，受难者人数的增加仿佛减轻了不公正的程度。我们对于个别人死于非命总是惋叹良久，对于成批杀人的战争却往往无动于衷。仔细分析起来，同病相怜的实质未必是不幸者的彼此同情，而更是不幸者各以他人的不幸为自己的安慰，亦即幸灾乐祸。这当然是愚蠢的。不过，无可告慰的不幸者有权得到安慰，哪怕是愚蠢的安慰。
21
我总是羞愧地躲开那些遭了不幸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悲伤不该受到搅扰，也因为一旦相见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对于我来说，没有比向不幸者说同情话更难堪的了。
现在，我自己遭到了不幸，那些和我性情相似的人也躲开了我。在这小心翼翼的回避背后，我能感觉到那一份体贴和窘迫。
有一天，我把他们请到家里。
“什么也不用说，或者随便说些什么。”我微笑着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渐渐活跃起来，说着平时关心的种种话题。
送走他们后，我感到一阵轻松。我终于把他们在沉默中分担的我的不幸全部收归己有了。
sp; 当我感到震惊时，我是抽身出来，做了一个旁观者。对于人生的苦难，也是旁观者清。只要痛苦有间隙，而最后的结局尚未临头，身受者就不可能一味悲伤。倒是在旁观者眼里，苦难永远直接呈现，一眼望到了头。
在一刹那间，我用旁观者的眼光异乎寻常地看清了我身受的苦难，于是感到震惊。
然而，看清了又能怎样？这种清醒除了绝望还能带来什么？那么，冷漠岂非生命本能的一种自卫？
对于一切悲惨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死，我们始终是又适应又不适应，有时悲观有时达观，时而清醒时而麻木，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说到底，人的忍受力和适应力是惊人的，几乎能够在任何境遇中活着，或者——死去，而死也不是不能忍受和适应的。到死时，不适应也适应了，不适应也无可奈何了，不适应也死了。
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分外震惊。
12
一个过程突然失去了目的，人会感到荒谬。荒谬是清醒的人的感觉。这个失去了目的的过程长久延续下去，人就会疲乏，麻木，而荒谬感也就被无聊感取代了，仅在某些清醒的片刻浮现出来。
然而，什么是无聊感呢？它岂不就是打着磕睡的荒谬感？
表面上一切正常，仅仅是表面上。
我们不可能持之以恒地为一个预知的灾难结局悲伤。悲伤如同别的情绪一样，也会疲劳，也需要休息。
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死刑犯，一定会想象他们无一日得安生，其实不然。因为，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谁不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呢？
无聊感麻痹我们对于灾难结局的注意力，阻断我们的悲伤，驱使我们在眼前的过程中寻求消遣，从而疏通和保护了我们尚存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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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疲倦，遗忘，生活琐事苦难有许多貌不惊人的救星。人得救不是靠哲学和宗教，而是靠本能，正是生存本能使人类和个人历尽劫难而免于毁灭，各种哲学和宗教的安慰也无非是人类生存本能的自勉罢了。
许多民族的宗教都规定了为死者哀悼的期限。其实，没有这些规定，哀伤也不会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荷马告诉我们，尼俄柏在她的七子七女被杀尽之后，也曾经停止恸哭，饥饿使她端起了饭碗。
人都是得过且过，事到临头才真急。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仍然不知道疼。砍下来，只要不死，好了伤疤又忘疼。最拗不过的是生存本能以及由之产生的日常生活琐事，正是这些琐事分散了人对苦难的注意，使苦难者得以休养生息，走出泪谷。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该忘就得忘，难道要记一辈子？”
我想起很久以前的这一段对话，不禁微笑了。如果生命没有这样的自卫本能，人如何还能正常地生活，世上还怎会有健康、勇敢和幸福？古往今来，天灾人祸，留下过多少伤疤，如果一一记住它们的疼痛，人类早就失去了生存的兴趣和勇气。人类是在忘却中前进的。
14
面对苦难，我们可以用艺术、哲学、宗教的方式寻求安慰。在这三种场合，我们都是在想象中把自我从正在受苦的肉身凡胎分离出来，立足于一个安全的位置上，居高临下地看待苦难。
艺术家自我对肉身说：你的一切遭遇，包括你正遭受的苦难，都只是我的体验。人生不过是我借造化之笔写的一部大作品，没有什么不可化作它的素材。我有时也许写得很投入，但我不会忘记，作品是作品，我是我，无论作品的某些章节多么悲惨，我依然故我。
哲学家自我对肉身说：我站在超越时空的最高处，看见了你所看不见的一切。我看见了你身后的世界，在那里你不复存在，你生前是否受过苦还有何区别？在我无边广阔的视野里，你的苦难稍纵即逝，微不足道，不值得为之动心。
宗教家自我对肉身说：你是卑贱的，注定受苦，而我将升入天国，永享福乐。
但正在受苦的肉身忍无可忍了，它不能忍受对苦难的贬低甚于不能忍受苦难，于是怒喊道：“我宁愿绝望，不要安慰！”
一切偶象都沉默下来了。
15
人生的终点是死，是空无，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
可是，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一样，何必在乎过程？
着眼于过程，人生才有幸福或痛苦可言。以死为背景，一切苦乐祸福的区别都无谓了。因此，当我们身在福中时，我们尽量不去想死的背景，以免败坏眼前的幸福。一旦苦难临头，我们又尽量去想死的背景，以求超脱当下的苦难。
生命连同它的快乐和痛苦都是虚幻的——这个观念对于快乐是一个打击，对于痛苦未尝不是一个安慰。用终极的虚无淡化日常的苦难，用彻底的悲观净化尘世的哀伤，这也许是悲观主义的智慧吧。
然而，我终究是过程中人，除了过程一无所有，我不能不执著于过程。人生如梦，却不是梦，诞生和死亡竟都沾满着血污，这血污不是仰望星空的眼睛回避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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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一切宗教和哲学中，佛教最彻悟人生的真相。它看破有，安于无，谓之空。
西方人始终没有达到空的境界。基督教执著于有，强以无为有。西方虚无主义求有不得，但不安于无，故充满焦虑。
流俗中的佛教已经与佛的本义南辕北辙。佛要破除对是非利害祸福的执著，俗众却要借佛的法力求是舍非，趋利避害，乞福去祸。佛以无制有，俗众却以有制有。佛以出世法断祸福之因果，俗众却祈求以福补偿祸，从而埋下新的祸根，永被因果所困。
用佛理看我遭受的苦难，百惑皆消。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小生命，因缘送来，因缘带走，何至于悲痛欲绝？我自己也只是一个随缘生灭的空相，如何执著得了？空空世界里的一阵风，一片云，聚散无常，笑什么，哭什么？
然而，毕竟身在因缘之中，不是想跳就能跳出来的。无我的空理易明，有情的尘缘难断。我自知太爱人生，难成正果，宁愿受苦，不肯悟入空境。也许终我一生，佛只是一门学问，不能成为我的信仰了。
17
爱是痛苦之源。爱得越深，痛苦也越烈。于是，佛指点灭苦之道：断绝爱欲，看破红尘。
然而，我不能不爱，不愿不爱。我的爱不理睬佛的教导。
大爱者大痛苦，有的人肩负着大痛苦前行。小爱者小痛苦，有的人被小痛苦摧毁了。可见爱者必痛苦，痛苦者却未必毁灭。
佛的智慧把爱当作痛苦的根源而加以弃绝，扼杀生命的意志。我的智慧把痛苦当作爱的必然结果而加以接受，化为生命的财富。
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于痛苦，我只愿有一种智慧足以使我不毁于痛苦。
18
我设想，一个人只要对自己的身外遭遇保持距离，始终坚持自己对它们的独立性，在内心深处做到不动心，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苦难能够伤害他了。
这个我爱得如痴如醉的女人要弃我而去了？好吧，让我冷静地想一想，在茫茫人海中，她与我的相遇纯属偶然，我们完全可能在不同的人群中漠不相干地生活一辈子。既然如此，我有何必要为她的离去痛不欲生呢？
我的某个亲人快要死了？好吧，让我冷静地想一想，无论配偶、父母还是孩子，他们成为我的亲人也都是纯属偶然，我完全可能同另一个人结婚，父母完全可能不生我，我完全可能不生这个孩子，如此等等。既然如此，我为丧失这样偶然的一种关系而悲痛欲绝，岂不痴愚？
这样想时，除了直接施于我的肉体的打击之外，一切皆成为身外遭遇，我就可以做到刀枪不入，风雨如磐了。
可是，这样想时，我也就成为一个没有亲人、没有爱、没有心的东西，不再是人，而是一块石头了。
事实上，我哪里做得到。到头来我总发现，我所爱的人使我如此牵肠挂肚，我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决非我的身外遭遇，而恰恰是我的生命的基本内容。除去它们，我的生命便成了一个空壳，我也就不复是我了。
那么，就让我继续为爱而受苦吧，也胜似做这样一个任何苦难伤害不到的空壳。
19
黄昏，沿小河散步，看见情侣们依然缠绵，孕妇们依然安闲，牵着孩子小手的父母们依然快乐。正当灾祸笼罩着我的时候，他们头顶上的天空依然绚丽。在不幸者四周，生活在照常展开。
当然，这是正常的。
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很容易藉移情作用而发生同情，有时候旁观者的想象甚至会超过当事人的身受。但是，移情毕竟不是身受，所以真同情是很难的。
我们最爱的还是自己，最怕的还是自己的死。于是我勉励自己：就把我所爱的人的死当作我自己的死来对待吧，只要我能怀着自尊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也就能平静地面对这个悲剧了。可是，我立即发现，我的自尊包含着自欺，因为这终究不是我的死，我无法真正感受这个即将死去的小生命的可怕解体。如果我真做到了平静，也只是对另一个生命的疾苦业已麻木了而已。
人们爱你，疼你，但是一旦你患了绝症，注定要死，人们也就渐渐习惯了，终于理智地等待着那个日子的来临。
然而，否则又能怎样呢？望着四周依然欢快生活着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人类个体之间痛苦的不相通也许正是人类总体仍然快乐的前提。那么，我的灾难对于亲近和不亲近的人们的生活几乎不发生任何影响，这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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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者对别人的不幸或者同情，或者隔膜，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侥幸：幸亏遭灾的不是我！
不幸者对别人的幸运或者羡慕，或者冷淡，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委屈：为何遭灾的偏是我！
不幸者对不幸者又会如何呢？
一个丧子的母亲获悉另一个曾与她比邻而居的母亲不久后也丧了子，同病相怜的悲悯敌不过幸灾乐祸的欢欣，她在屋子里又笑又闹，接着警觉到自己的失态，便大声问道：“尽管我很同情她，但我还是感到高兴，我不应该吗？”
可怜的女人，当然不应该。不幸者理应互相同情，要不你们还能从哪里获取同情呢？何况别人的苦难并不能消除你的苦难，她的孩子死了，你的孩子难道能因此复活？
不对，即使杀死她的孩子就能救活我的孩子，我也决不肯这样做。但我说不清为什么，就是感到高兴。我是一个坏女人吗？
你不是坏女人。我明白了，不幸者需要同伴。当我们独自受难时，我们会感到不能忍受命运的不公正甚于不能忍受苦难的命运本身。相反，受难者人数的增加仿佛减轻了不公正的程度。我们对于个别人死于非命总是惋叹良久，对于成批杀人的战争却往往无动于衷。仔细分析起来，同病相怜的实质未必是不幸者的彼此同情，而更是不幸者各以他人的不幸为自己的安慰，亦即幸灾乐祸。这当然是愚蠢的。不过，无可告慰的不幸者有权得到安慰，哪怕是愚蠢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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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羞愧地躲开那些遭了不幸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悲伤不该受到搅扰，也因为一旦相见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对于我来说，没有比向不幸者说同情话更难堪的了。
现在，我自己遭到了不幸，那些和我性情相似的人也躲开了我。在这小心翼翼的回避背后，我能感觉到那一份体贴和窘迫。
有一天，我把他们请到家里。
“什么也不用说，或者随便说些什么。”我微笑着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渐渐活跃起来，说着平时关心的种种话题。
送走他们后，我感到一阵轻松。我终于把他们在沉默中分担的我的不幸全部收归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