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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还动什么手术呀，动了也活不到五年。”
“动了手术也是不死不活，你们有的是罪受，那时候想不要也不成了。”
她们说，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到这地步还不死心。有的家长来就诊，把孩子扔在门诊处，自己一走了之。有的家长把病孩送到乡下，花钱雇人照看和送终。她们劝我们也采取类似办法，以免受精神折磨。
我喃喃说：“我们要自己承受。”
既然她们力主放弃手术，我们正好顺水推舟，当天下午就叫出租车回家。断了动手术的念，心里反而平静了，并无悲剧感，倒有喜剧感。妞妞精神也很好，一路上笑声不断。
可是你的平静多么短暂呵，因为你无法摆脱那深入骨髓的悔恨。手术越是不可能，你就越是后悔没有及早手术。
是的，怀着这深深的悔恨，我给眼科主任写了一封信，请她最后一次认真考虑手术的可能性。她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说，她与眼科病理专家商量，结论是：“现在即使右眼做眶内容剜出的大手术，亦难避免转移而丧生，并不能延长生命，因此不主张手术。”几乎与此同时，我曾托朋友请教天津一位眼眶内肿瘤权威，答复也来了：“百分之百不能救活，无必要动手术。”
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注定要遗恨终生。
接踵而来的一个消息在悔恨的天平上加了最后一个沉重的砝码。拖延了整整一年的遗传学检查结果终于揭晓了，在妞妞和我们身上均未发现基因异常。当初不敢下决心手术，不正是怕妞妞的病是遗传所致，因而后患无穷。不说了，不说了，一步步由不得我，一步步全是我自己走出。妞妞的生存权利被一系列偶然因素剥夺了，而使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正是我自己。
妞妞死后，我在报纸上读到，上海那个十九岁的女孩已经顺利地赴美国留学。
公共汽车上，一个双目失明的青年男子站在车门口，微仰着脸，仿佛正在凝望远方。尽管他的眼窝深陷，但是鼻梁轮廓端正，嘴唇线条细腻，神态十分高雅。雨儿示意我看他，悄声赞道：“真美！”
下车后，我说：“妞妞要是能长他这么大，一定也很美。”
雨儿忽然坚决地说：“不能让她长大！”她提起做放疗的那个穿粉红色长裙的姑娘，接着说∶“妞妞长大了会比这姑娘更惨，她是个瞎子，完全不能自理。现在她小，有我们的爱护，长大了不定怎么受欺负呢。”
在妞妞由生到死的整个过程中，雨儿所经历的苦难决不比我少，但她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并不像我陷于反复的犹豫和悔恨之中。
那么，悔恨是否一种源于性格弱点的情感，而这种弱点在男人身上更为常见？
我确实发现，在面临人生灾难和重大抉择的时刻，女人往往比男人理智。她们同样悲痛难当，但她们能够不让感情蒙蔽理智。这也许是因为，男人的理智是逻辑，与感情异质，容易在感情的冲击下溃散；女人的理智是直觉，与感情同质，所以能够在感情的汹涌中保持完好无损。
也许可以说，男人站得高些，视野宽些，所以容易瞻前顾后，追悔往事，忧虑未来。但是，女人的状态是更健康的，她们更贴近生命的自然之道。当男人为亲人的去世痛心疾首时，女人嘹亮地抚尸恸哭，然后利索地替尸体洗浴更衣，送亲人踏上通往天国的路。
四
在孩子生下来之前，要是有人对我说：“你将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女儿。”我一定会喊道：“不要，一万个不要！”
孩子生下来了，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这双眼睛注定要瞎。我多么爱她，但我心中仍有一个冷静的声音在劝导我：“这孩子不能留。”
现在，孩子已经双目失明。可是，如果再有人对我说：“这个盲女将跟随你一辈子，你要终身照看她，伺候她，为她牺牲你的一切享乐和事业。”我该如何喜出望外，毫不迟疑地回答：“愿意，一万个愿意！”
孩子出生前，我想要一个十全十美的宁馨儿，我的所求是抽象的，只是一串形容词。孩子刚出生时，我的态度还多少是客观的，实际上把她看作我可能有的孩子中的一个，一个普通名词。只是到了现在，她对于我才真正成了不可代替的专有名词，不管她怎样残疾，我要的就是这一个。爱她爱得刻骨铭心了，就无论如何要救活她，绝对不能坐视她走向死亡。爱把我们的生命融为了一体，我不是为她考虑，她就是我，她的求生本能在我的躯体里发出了不容置疑的呼喊。
总是在同一个地点停住。然而，场景已经改变，岔路渐渐重合，选择越来越没有意义了。
让她瞎，还是让她死？
事实上，无论摘不摘除眼睛，她都必定失明。无论动不动手术，她都难保性命。
死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我们人人都难逃一死。可是，我不能想象我的女儿被剜去双眼，仍不免受尽病魔摧残，最后悲惨地死去。与其让这种特殊的厄运渐渐展示，还不如一下子接受人所共有的命运。
不，我已经适应她的残疾，却不能适应她的死，那万劫不复的永别。
可是，她必瞎，她必死。
既然上帝蓄意要夺去她的眼睛，就让上帝自己动手吧，无需医生代劳。既然医生不能挽救她的生命，就让医生休息吧，且待上帝动作。
再坚持一下，一切终将过去，连同我自己。
五
死亡如同一个卑鄙的阴谋，一步步向妞妞收紧罗网。人人知道这一点，惟独妞妞自己不知道。看她如此毫无戒心，我时常会产生一种罪恶感。也许，从发现疾病那一天起，我一直无所作为，坐视疾病一点点夺去她的生命，实际上是充当了这场阴谋的同谋犯？
是的，你是同谋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权替别人决定生死，哪怕那是自己的孩子。你面临的情况有些特殊，妞妞太小，她自己不能选择，这个决定只好由她的父母来作。可是，你真有这个代她选择的权利吗？
我知道我没有这个权利，但她自己又不能选择，决定究竟由谁来作呢？
尽一切可能挽救她，让她活下去，活到她自己能作选择的年龄。这是你义不容辞的义务。如果她长大了，有一天不堪目盲或疾病之苦，决定自杀，那是她的事情。这个决定应当留待她在经历了一番人生之后由她自己来作，你无权提前推断。
不，那岂不更加残忍？让她在豆蔻年华遭遇死亡，其痛苦远甚于幼年夭折！
但是，死在浑然不知之时，死就不是不幸了吗？或者说，与清醒的死相比，糊涂的死就是较小的不幸吗？我们人人都注定要在某一天死去，并且多半不是无疾而终，而是病死，在病后死前将经历一番肉体和精神的磨难。然而，有谁因此宁愿趁早在睡梦中被不知不觉地杀死呢？
再说，疾病的最后发作，婴儿和成人一样要遭受肉体上的痛苦。而且，我们没有理由不设想，精神上的痛苦，那濒死的恐惧，生命解体时突然坠入深渊的恐怖，婴儿同样会感受到，只是说不出来而已，——成人也说不出来。
最后，即使晚死要经受更多的痛苦，也不能得出晚死更加不幸的结论。用大限的眼光看，活长活短当然是一回事。但是这眼光在衡量一个具体生命时未免大而无当。站在一个具体生命的立场上看，早死总是更大的不幸。就算妞妞动了手术也活不长，譬如说只能活二十年，你有什么权利不让她活满这二十年，而是只让她活一年半呢？难道活到青春岁月不比幼年夭折更是一种人生？
那个健壮的东北汉子躺在手术台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上手术台。医生打开他的腹腔，把他的脾脏切下五分之四，移植到了他的儿子腹中。他的九岁的儿子从生下来就受着血友病的折磨，身体各个部位经常流血不止，九年来一直靠输进这位父亲的血活着。他不肯听从医生的劝告，放弃对患有不治之症的儿子的治疗。现在，儿子生命垂危，唯一的希望寄于这个活体亲属脾移植手术。这是一个双重的冒险，很可能他的儿子并不能因此获救，而他自己却死于手术引起的大出血。但是，他毅然躺到了手术台上。
结果怎么样呢？十天后，他的胃发生大出血，被切除三分之一。一个月后，他的儿子死去。
可是，他不后悔，因为他与死亡作了宁死不屈的斗争，而没有做死亡的同谋犯。
我是在妞妞死后读到这个故事的。
面对死亡同谋犯的指控，我无言可辩。
六
人生有种种选择。对于幸运儿来说，选择是面对诸多机会的主动进取。对于冒险家来说，选择是孤注一掷的赌博。对于苦难者来说，选择却是不可自拔的困境。
山谷里的路分成几股，每一股都通往一座宝山，区别只在于宝藏的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我选路时也许颇费斟酌，也许不假思索，我的心情也许兴奋，也许放松，都谈不上选择的困境。
我站在悬崖上，对面是一座宝山，中间隔着无底深渊。悬崖离宝山只有一箭步之遥，如果纵身一跃，可能跳上宝山，也可能跌下深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许冒险一试，也许转身走开，仍然谈不上选择的困境。如果背后有追兵断了我的退路，我不跳必死，跳有一半希望跃上对面的山头获救，则我多半会跳。这已是一种困境，但不甚严重，选择毕竟是容易的。
我仍然站在悬崖上，背后是追兵，面前是深渊，但并无可供我冒险一跳的另一座山。我要逃避追兵，就只有葬身深渊。我若拒绝跳崖，就只有死于追兵之手。这时我才真正陷入了两难之境。
由此可见，选择的困境包含两个要素：第一，选择不可逃避；第二，可供选择的方案均不能接受。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既不能逃避又无法进行的选择。欲作选择，进退维谷，欲不作选择，又骑虎难下。由于诸方案在同等程度上不可接受，使选择失去了实际意义。然而，不作选择则意味着诸方案之一仍将自动实现。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命运的概念便油然而生。由于选择的权利是虚假的，人们就拒绝承担选择的义务，听天由命，把选择的困境还原为一种命定的厄运了。苦难者不再摆出选择的夸张姿势，宁愿神情麻木地站在受难的高冈上，因为麻木就是他的本来面目。
大卫王获罪上苍，耶和华便命他在饥荒、瘟疫、战祸三种灾难中选择一种。仁慈的耶和华并不直接降灾于他，而是先把选择作为一种更严厉的惩罚强加于他。选择意味着责任，耶和华藉此把本该由他自己承担的责任转嫁给无辜的人类了。聪明的大卫王拒绝承担这个责任，他说：“我很为难。我宁肯落在耶和华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不愿落在人手里。”他用谦卑的奉顺堵住了耶和华的嘴，巧妙地把选择之球抛回给了耶和华，即抛回给了冥冥中的命运之神。于是，有着丰盛的怜悯的耶和华便降瘟疫于以色列国，使七万人死于非命。当然，这七万冤魂是没有理由责备他们的国王的，因为这灾祸乃是天命，而非大卫王的选择。
事实上，大卫王还是作了某种选择，他不愿落在人手里，从而排除了战祸。圣经以此讽刺人类的残忍往往要超过无常的大自然。一个恰当的例子是苏菲的选择。法西斯匪徒抓住了一个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决定当着她的面杀死两个孩子。在行刑前最后一刻，匪徒突然允许她留下其中一个孩子，命她作出选择。她当然无法选择。但这个选择是不允许拒绝的，如果拒绝，两个孩子都要被杀死。于是，选择转换成了这样的形式：是丧失一个孩子，还是丧失两个孩子？对于任何一个有清醒理智的人来说，在这两者之中作出选择都并不困难，保存一子总比两子皆死要好一点。可是，选择丧失一子的前提是必须决定丧失哪一个孩子，问题又回到了前面的那个两难选择。这位母亲出于本能死死抓住两个孩子的小手，一个也不肯放弃。枪响了，两个孩子应声倒毙。可以想象，这位母亲事后会悔恨不已，懊悔自己当时不够冷静，否则至少可以保住一个孩子了。事过境迁，她忘记了那个绝对无法选择的困境。
让妞妞瞎，还是让她死？一个父亲的本能的反应是：不，都不！他紧紧搂住他的女儿，既不肯交出她的眼睛，也不肯交出她的生命，结果是两者俱失。他的确极不明智，可是让我原谅为人父母者在这种情境中唯一可理解的态度吧。苦难者有权拒绝荒谬的选择。
了，还动什么手术呀，动了也活不到五年。”
“动了手术也是不死不活，你们有的是罪受，那时候想不要也不成了。”
她们说，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到这地步还不死心。有的家长来就诊，把孩子扔在门诊处，自己一走了之。有的家长把病孩送到乡下，花钱雇人照看和送终。她们劝我们也采取类似办法，以免受精神折磨。
我喃喃说：“我们要自己承受。”
既然她们力主放弃手术，我们正好顺水推舟，当天下午就叫出租车回家。断了动手术的念，心里反而平静了，并无悲剧感，倒有喜剧感。妞妞精神也很好，一路上笑声不断。
可是你的平静多么短暂呵，因为你无法摆脱那深入骨髓的悔恨。手术越是不可能，你就越是后悔没有及早手术。
是的，怀着这深深的悔恨，我给眼科主任写了一封信，请她最后一次认真考虑手术的可能性。她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说，她与眼科病理专家商量，结论是：“现在即使右眼做眶内容剜出的大手术，亦难避免转移而丧生，并不能延长生命，因此不主张手术。”几乎与此同时，我曾托朋友请教天津一位眼眶内肿瘤权威，答复也来了：“百分之百不能救活，无必要动手术。”
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注定要遗恨终生。
接踵而来的一个消息在悔恨的天平上加了最后一个沉重的砝码。拖延了整整一年的遗传学检查结果终于揭晓了，在妞妞和我们身上均未发现基因异常。当初不敢下决心手术，不正是怕妞妞的病是遗传所致，因而后患无穷。不说了，不说了，一步步由不得我，一步步全是我自己走出。妞妞的生存权利被一系列偶然因素剥夺了，而使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正是我自己。
妞妞死后，我在报纸上读到，上海那个十九岁的女孩已经顺利地赴美国留学。
公共汽车上，一个双目失明的青年男子站在车门口，微仰着脸，仿佛正在凝望远方。尽管他的眼窝深陷，但是鼻梁轮廓端正，嘴唇线条细腻，神态十分高雅。雨儿示意我看他，悄声赞道：“真美！”
下车后，我说：“妞妞要是能长他这么大，一定也很美。”
雨儿忽然坚决地说：“不能让她长大！”她提起做放疗的那个穿粉红色长裙的姑娘，接着说∶“妞妞长大了会比这姑娘更惨，她是个瞎子，完全不能自理。现在她小，有我们的爱护，长大了不定怎么受欺负呢。”
在妞妞由生到死的整个过程中，雨儿所经历的苦难决不比我少，但她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并不像我陷于反复的犹豫和悔恨之中。
那么，悔恨是否一种源于性格弱点的情感，而这种弱点在男人身上更为常见？
我确实发现，在面临人生灾难和重大抉择的时刻，女人往往比男人理智。她们同样悲痛难当，但她们能够不让感情蒙蔽理智。这也许是因为，男人的理智是逻辑，与感情异质，容易在感情的冲击下溃散；女人的理智是直觉，与感情同质，所以能够在感情的汹涌中保持完好无损。
也许可以说，男人站得高些，视野宽些，所以容易瞻前顾后，追悔往事，忧虑未来。但是，女人的状态是更健康的，她们更贴近生命的自然之道。当男人为亲人的去世痛心疾首时，女人嘹亮地抚尸恸哭，然后利索地替尸体洗浴更衣，送亲人踏上通往天国的路。
四
在孩子生下来之前，要是有人对我说：“你将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女儿。”我一定会喊道：“不要，一万个不要！”
孩子生下来了，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这双眼睛注定要瞎。我多么爱她，但我心中仍有一个冷静的声音在劝导我：“这孩子不能留。”
现在，孩子已经双目失明。可是，如果再有人对我说：“这个盲女将跟随你一辈子，你要终身照看她，伺候她，为她牺牲你的一切享乐和事业。”我该如何喜出望外，毫不迟疑地回答：“愿意，一万个愿意！”
孩子出生前，我想要一个十全十美的宁馨儿，我的所求是抽象的，只是一串形容词。孩子刚出生时，我的态度还多少是客观的，实际上把她看作我可能有的孩子中的一个，一个普通名词。只是到了现在，她对于我才真正成了不可代替的专有名词，不管她怎样残疾，我要的就是这一个。爱她爱得刻骨铭心了，就无论如何要救活她，绝对不能坐视她走向死亡。爱把我们的生命融为了一体，我不是为她考虑，她就是我，她的求生本能在我的躯体里发出了不容置疑的呼喊。
总是在同一个地点停住。然而，场景已经改变，岔路渐渐重合，选择越来越没有意义了。
让她瞎，还是让她死？
事实上，无论摘不摘除眼睛，她都必定失明。无论动不动手术，她都难保性命。
死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我们人人都难逃一死。可是，我不能想象我的女儿被剜去双眼，仍不免受尽病魔摧残，最后悲惨地死去。与其让这种特殊的厄运渐渐展示，还不如一下子接受人所共有的命运。
不，我已经适应她的残疾，却不能适应她的死，那万劫不复的永别。
可是，她必瞎，她必死。
既然上帝蓄意要夺去她的眼睛，就让上帝自己动手吧，无需医生代劳。既然医生不能挽救她的生命，就让医生休息吧，且待上帝动作。
再坚持一下，一切终将过去，连同我自己。
五
死亡如同一个卑鄙的阴谋，一步步向妞妞收紧罗网。人人知道这一点，惟独妞妞自己不知道。看她如此毫无戒心，我时常会产生一种罪恶感。也许，从发现疾病那一天起，我一直无所作为，坐视疾病一点点夺去她的生命，实际上是充当了这场阴谋的同谋犯？
是的，你是同谋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权替别人决定生死，哪怕那是自己的孩子。你面临的情况有些特殊，妞妞太小，她自己不能选择，这个决定只好由她的父母来作。可是，你真有这个代她选择的权利吗？
我知道我没有这个权利，但她自己又不能选择，决定究竟由谁来作呢？
尽一切可能挽救她，让她活下去，活到她自己能作选择的年龄。这是你义不容辞的义务。如果她长大了，有一天不堪目盲或疾病之苦，决定自杀，那是她的事情。这个决定应当留待她在经历了一番人生之后由她自己来作，你无权提前推断。
不，那岂不更加残忍？让她在豆蔻年华遭遇死亡，其痛苦远甚于幼年夭折！
但是，死在浑然不知之时，死就不是不幸了吗？或者说，与清醒的死相比，糊涂的死就是较小的不幸吗？我们人人都注定要在某一天死去，并且多半不是无疾而终，而是病死，在病后死前将经历一番肉体和精神的磨难。然而，有谁因此宁愿趁早在睡梦中被不知不觉地杀死呢？
再说，疾病的最后发作，婴儿和成人一样要遭受肉体上的痛苦。而且，我们没有理由不设想，精神上的痛苦，那濒死的恐惧，生命解体时突然坠入深渊的恐怖，婴儿同样会感受到，只是说不出来而已，——成人也说不出来。
最后，即使晚死要经受更多的痛苦，也不能得出晚死更加不幸的结论。用大限的眼光看，活长活短当然是一回事。但是这眼光在衡量一个具体生命时未免大而无当。站在一个具体生命的立场上看，早死总是更大的不幸。就算妞妞动了手术也活不长，譬如说只能活二十年，你有什么权利不让她活满这二十年，而是只让她活一年半呢？难道活到青春岁月不比幼年夭折更是一种人生？
那个健壮的东北汉子躺在手术台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上手术台。医生打开他的腹腔，把他的脾脏切下五分之四，移植到了他的儿子腹中。他的九岁的儿子从生下来就受着血友病的折磨，身体各个部位经常流血不止，九年来一直靠输进这位父亲的血活着。他不肯听从医生的劝告，放弃对患有不治之症的儿子的治疗。现在，儿子生命垂危，唯一的希望寄于这个活体亲属脾移植手术。这是一个双重的冒险，很可能他的儿子并不能因此获救，而他自己却死于手术引起的大出血。但是，他毅然躺到了手术台上。
结果怎么样呢？十天后，他的胃发生大出血，被切除三分之一。一个月后，他的儿子死去。
可是，他不后悔，因为他与死亡作了宁死不屈的斗争，而没有做死亡的同谋犯。
我是在妞妞死后读到这个故事的。
面对死亡同谋犯的指控，我无言可辩。
六
人生有种种选择。对于幸运儿来说，选择是面对诸多机会的主动进取。对于冒险家来说，选择是孤注一掷的赌博。对于苦难者来说，选择却是不可自拔的困境。
山谷里的路分成几股，每一股都通往一座宝山，区别只在于宝藏的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我选路时也许颇费斟酌，也许不假思索，我的心情也许兴奋，也许放松，都谈不上选择的困境。
我站在悬崖上，对面是一座宝山，中间隔着无底深渊。悬崖离宝山只有一箭步之遥，如果纵身一跃，可能跳上宝山，也可能跌下深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许冒险一试，也许转身走开，仍然谈不上选择的困境。如果背后有追兵断了我的退路，我不跳必死，跳有一半希望跃上对面的山头获救，则我多半会跳。这已是一种困境，但不甚严重，选择毕竟是容易的。
我仍然站在悬崖上，背后是追兵，面前是深渊，但并无可供我冒险一跳的另一座山。我要逃避追兵，就只有葬身深渊。我若拒绝跳崖，就只有死于追兵之手。这时我才真正陷入了两难之境。
由此可见，选择的困境包含两个要素：第一，选择不可逃避；第二，可供选择的方案均不能接受。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既不能逃避又无法进行的选择。欲作选择，进退维谷，欲不作选择，又骑虎难下。由于诸方案在同等程度上不可接受，使选择失去了实际意义。然而，不作选择则意味着诸方案之一仍将自动实现。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命运的概念便油然而生。由于选择的权利是虚假的，人们就拒绝承担选择的义务，听天由命，把选择的困境还原为一种命定的厄运了。苦难者不再摆出选择的夸张姿势，宁愿神情麻木地站在受难的高冈上，因为麻木就是他的本来面目。
大卫王获罪上苍，耶和华便命他在饥荒、瘟疫、战祸三种灾难中选择一种。仁慈的耶和华并不直接降灾于他，而是先把选择作为一种更严厉的惩罚强加于他。选择意味着责任，耶和华藉此把本该由他自己承担的责任转嫁给无辜的人类了。聪明的大卫王拒绝承担这个责任，他说：“我很为难。我宁肯落在耶和华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不愿落在人手里。”他用谦卑的奉顺堵住了耶和华的嘴，巧妙地把选择之球抛回给了耶和华，即抛回给了冥冥中的命运之神。于是，有着丰盛的怜悯的耶和华便降瘟疫于以色列国，使七万人死于非命。当然，这七万冤魂是没有理由责备他们的国王的，因为这灾祸乃是天命，而非大卫王的选择。
事实上，大卫王还是作了某种选择，他不愿落在人手里，从而排除了战祸。圣经以此讽刺人类的残忍往往要超过无常的大自然。一个恰当的例子是苏菲的选择。法西斯匪徒抓住了一个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决定当着她的面杀死两个孩子。在行刑前最后一刻，匪徒突然允许她留下其中一个孩子，命她作出选择。她当然无法选择。但这个选择是不允许拒绝的，如果拒绝，两个孩子都要被杀死。于是，选择转换成了这样的形式：是丧失一个孩子，还是丧失两个孩子？对于任何一个有清醒理智的人来说，在这两者之中作出选择都并不困难，保存一子总比两子皆死要好一点。可是，选择丧失一子的前提是必须决定丧失哪一个孩子，问题又回到了前面的那个两难选择。这位母亲出于本能死死抓住两个孩子的小手，一个也不肯放弃。枪响了，两个孩子应声倒毙。可以想象，这位母亲事后会悔恨不已，懊悔自己当时不够冷静，否则至少可以保住一个孩子了。事过境迁，她忘记了那个绝对无法选择的困境。
让妞妞瞎，还是让她死？一个父亲的本能的反应是：不，都不！他紧紧搂住他的女儿，既不肯交出她的眼睛，也不肯交出她的生命，结果是两者俱失。他的确极不明智，可是让我原谅为人父母者在这种情境中唯一可理解的态度吧。苦难者有权拒绝荒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