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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寻找一个人。他究竟是谁我无法知道；相貌、年龄、职业，我全不知道。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里，否则我不可能与他亲近起来。我是在半年前发现这个人的，就是说我与他逐步了解、亲近已有半年。所以现在我非得找他了，非得搞清楚他是谁。此之前，我得让你们知道我是谁。
我是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刚拿到艺术学位，这座五十层的公寓楼上没人认得我。一个占据最小一隅的、出出进进挂着谁也不惹的微笑的东方女人。我教一点书，时而到餐馆打打工，还在美术用品商店干半个售货员。我的收入五花八门，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钱。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分辛劳与寂寞，抑或还有点独享的快乐。
此外，我还是个晚期失眠症患者。三十岁这年，我不仅是患者，而且晚期了。原以为到美国来这个症不会跟我来。像是净光一个人来的，跟从娘的产道里爬出来一样净光，没钱、没履历，一切好的恶的附属全被丢在海关狭狭的甬道那边。到美国的第一觉我睡得熟透、我便以为失眠也被成功地遗弃在海关那头了。
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脸，看见一大摊黑色在白床单上。我不认识我的头发，但我认识我的失眠。就是这个情形，我的无数辗转惊扰了它们，它们逐渐爬上我的肩我的脖子，它们开始勒我。
那夜我知道我完了，跟癌症一样，它回来了就不会再走。这个回归，就是晚期。辗转越来越急促，我得频繁地扯开渐渐绞紧的黑发。之后我开开灯，对了，就从那夜，我必须睡在明明白白的灯光里，不想那些漆黑的头发再往我颈子上爬。
凌晨三点，我放弃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温存和耐性，离开了床。床的一步开外是窗子，打开来，捂在我脸上浓稠的冷中有异国的陌生。还有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敏感。我发觉了它——挺远一座楼上，在与我相仿的高度，有口窗亮着。接下去的一些夜，在我辗转得疯狂和疲惫都到极致时，我会突然想：哎，去看看那个窗，还亮不亮着。它亮着，一夜夜亮下去了。我开始想，这是个不平凡的对称，一个秘密的与我的对称。
如果我把它讲给任何人听，讲到此，人不会再听下去。人会躲开一个无聊透顶的女人远些。包括我曾经的室友们。半年前，我即兴给自己找到了这个独房公寓，在五十层楼顶，月租五百。就那么突然地，我不想再忍受淋浴声、摇滚、国语肥皂剧、煎炸食物的“咝啦咝啦”以及厨房里的蟑螂。按亮灯的一刹，我听得见它们一哄而散。还有地板上的霉斑，它们蔓延到桌腿、床腿和人腿上。每个人都没意识到自己在翘脚，因为翘脚是在完成功课、看肥皂剧甚至吃饭中进行的。搬家前，我告诉同胞们我睡不着觉。听说我花五百块去买觉，我的同胞对此示出温和的蔑视。他们来美留学有些年数了，已形成一个阶级，我的行为，是种阶级背叛。从大陆中国来的人，都懂得它的严重。
“现在你睡着觉了？”李海澜在校门口碰到我问。李海澜是我的男的朋友，不是男朋友。他也学艺术，先我入学一年，却到现在还没毕业。过去他一直劝我别毕业，一毕业就是失业。奖学金好歹管一口饭。“搬到那么贵的房子里，该睡得跟尸首一样了吧？那么高，什么还吵得着你？”
我们走进学校咖啡室，他从一只塑料袋里掏了一大钢精锅冷面，吃起来，一点也不怕吓着这些美国学生。有人对他瞪眼，他就将锅作出去：“来点吧？请？”李海澜什么都不怕，在课堂翘着脚发的宏论使他在教授眼里形象优异，思想也优异，因此拿最高奖学金。
“我已经”趁他的脸在钢精锅上俯仰，我翻着小日历卡，数那些被红笔圈住的数字。有二十八个红圈。“整整二十八天没睡觉了。”彻底无眠的二十八个昼夜，李海澜认为称得上个事件了。他听说连续五十天无睡眠，人一定会死，我晚期晚得不剩几天了。
“你不睡你干什么？”李海澜问我。他要是能够不睡他一定开卡车去，都说开卡车开得阔。要不他就画五十元一张的水彩花卉。他的花卉俗得合宜，在每个社会阶层都有销路。“你写小说？”我摇头。写小说跟画花卉不一样，不是你拿了笔，铺上纸它就出得来的。状态不对。那种状态下去写会把天下人都得罪。“不写你干什么呢？”
“就那样你说我能干什么，大半夜的？”我不知我在斜起嘴笑，但李海澜说我在冷嘲。我脸虚肿，眼袋低垂，我还能有劲去冷嘲谁。
“你就是太孤独了！”他把钢精锅“当郎”一声扔进塑料袋，他的课要开始了。“听我的，找个男朋友。日子就是太孤独了，不然我也不会和声声（他女朋友）搬到一块儿。你到最拥挤的地铁上看看，每张脸都被孤独弄得一模一样！”他站起身：“我们是这样的紧密相处，却又彼此孤独得要死。哪个诗人这样说的。”他走走又回来告诉我：“找个男朋友！”
结果李海澜把事情想得这么通俗。他根本不懂我对他暗示的那口窗：一个物体一种感觉的存在不会绝对孤立，说不定哪儿就暗暗有个对称。一个长明的窗对称另一个长明的窗，一个无眠的夜对称另一个无眠的夜。
我得去找这个人。
“电话，姓名，邮政编码都没有？”厕所里碰到个女警察，漆黑脸蛋，血红肥厚的嘴唇，真夸张得漂亮极了。她告诉我地址、电话、姓名都没有，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坐在马桶上换下教书的窄裙，套上餐馆的长裤、红制服。女警察在外面说：“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吗？”
我“哗”一下拉开马桶隔间的门，清醒而坚定地说：“有这个人的。”
怎么会没这个人呢？一夜、两夜，三夜，芝加哥那么多窗泯了燃，燃了泯，它却始终亮在那儿。亮得并不肯定，像灵性和知觉。
我不想和人再讲起它。好比我从不把我最爱的书借给人，人若不懂，书就糟蹋了。我受不了人不懂它。我得认真地悄悄地去寻找，首先要紧的是电话号码。在某个凌晨，我拨通电话，淡说一个：“哈罗”都会在那一霎感动：原来连孤独自身都不是孤立的，总有一分对称、相伴的孤独。
电话公司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没有邮政编号、姓名，就等于什么也没有。
星期日早上，我用厚粉底遮掉真脸色，步子快乐地下楼去。
我向守门的老爷子问起一幢高度与这座相仿的公寓楼。
“附近？据我所知，这一带没有第二幢这样高的公寓。要么是办公楼？”老爷子说。
我肯定它是公寓楼，说完我推开死沉的玻璃门。
“那一定不是附近！”老爷子在我身后抬杠道。
我朝我认定的方向找。街截止了，却没见那楼。它是比想象的远许多。芝加哥的初秋是淡灰的，绿树都旧了。茸似的雨有点呛人，我怕走坏这双好牌子网球鞋，决定乘几站街车。车上只有七八个乘客，其中一个居然还叫得出我名字。
“不认识我啦？我是虹虹啊，我们在陈老板店里一块做过啊！来，坐啊！”我记起虹虹来。这个腹上鼓了半只球的孕妇曾经不这么丑，一个傻胖傻胖的墨西哥厨房伙计说她的美是头等，任何残羹他都捞出渣儿攒在一起给她带回家。后来虹虹开始向他借钱，再后来饭店丢了一大笔钱，我们都被拉去做测谎试验。终于来了呜呜叫的警车，那个年轻的墨西哥老乡闪手将一勺滚油泼在自己脚上。他被架上警车时，虹虹在厕所里化妆。
“我先生星期日还上班！有挣钱的时间，没花钱的时间！”虹虹两手插在胳肢窝下，胳膊搁在大腹形成的平台上。我想虹虹千万别抽出手，亮个大钻石出来，偏偏就是颗大钻石；随虹虹手势，它划来划去像颗流星。我又想，虹虹千万别迫不及待炫示自己住什么价房子，开什么牌子车。马上地，虹虹叹气说她家房太大、院太大，像住深山老林。我还想，虹虹千万别一掷千金请我一顿，我却果然被拽进一家豪华馆子。最后我想，虹虹你饶了我，千万别提“上你那儿看看。”
“你住哪儿。”虹虹在付账后问。
“离这儿挺远。”
“走，我叫辆计程车送你回去，顺便上你那儿看看。”
看了一遭，虹虹的锐气被挫掉不少，我的屋穷归穷，并不如她预期的狼狈。电话闲许久了，偶尔铃响，我扑上去，会先呛一口灰尘。里面越来越少传出我熟悉的声音：亲热的骂，有关买到一件便宜东西的叨叨。谁也不明白每个人怎么就变得孤寡了，不易取悦了，尽管一有人主张聚会，仍是翻天覆地的闹。就像现在，虹虹和我都咋咋呼呼地开心，但我看不出我生活里干吗得有个虹虹。我会在我实在睡不着时打个电话找她解闷吗？我不会。到美国长了，每个人的苦楚早分歧成千差万别，虹虹的苦楚是对洋菜馆的仇恨，若我与她互吐苦衷，一定像聋子的对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
“你这窗外，要是有树就棒了。”虹虹评论。
我讪讪说，这是五十层，有这么高的树吗？我希望虹虹千万别留意窗台上一副微型望远镜。虹虹的眼已经叼住了它们。她向我斜起眼笑，那么一轻挑，意思说，我还以为只有男单身汉才玩这勾当。虹虹端起望远镜，脸作着怪。这时天黑了，雨尖里几乎所有灯都亮着。
望远镜从未帮我把那口窗看清晰些。我想证实那盏灯下并非拱着一帮牌鬼子，八只表情复杂的手从东西南北伸来，桌角撂着来路清白的钞票——他们有的是力气血汗，赚钱不比抢钱难。他们一天天活着，每天都是个开始，每天也都是末日。其中也有像我和虹虹这样，从遥远的国度傻乎乎，高高兴兴地就来了。像虹虹和我，手指掐住一个地图上的街名，扎进一家家餐馆，拿准备在舌尖上的英语问：“您这儿要人吗？”
听到个“要”字时，顿时想，什么什么都有了着落。而等我拿着艺术学位走出最艰辛的日子，我发觉自己的一点天赋早已死了。或许天赋是必须死的东西，它的死换来了多种多样的生。我甚至打根上就怀疑我伏在案上，让笔在无数格子上爬的手艺是天赋。
虹虹在十点左右离开的。我送她到楼下，在计程车驶来的瞬间，我一把揪住她胳膊。
“怎么办？我在找一个人！”
“啊？！”虹虹说。
“我失眠整整三十九天了！”
虹虹想了一会，坚决地对我说：“决不要吃安眠药！”然后车把这个虹虹带走了。
李海澜押着我到了学校的学生咨询中心。每星期三是健康、心理咨询。李海澜说二者我都急需。我病得很不轻了，不找医生，却上天入地一样找“一个人”在李海澜看，得好好治了。李海澜有四年没看牙医了，起码起码，我想。在他豁大了嘴笑时，你看得见他萎缩到牙根发黑的牙龈。又萎缩得不统一，参差着，牙更是长长短短。我们都不能再穷困下去了。李海澜嘴角还翘着牙签，对丰衣足食、定时看牙医的美国学生和教授来说，他穷出了风格、样式；穷出了自我宣言，这些正是搞艺术者顶要追求的。
李海澜走后，我发现了他。他也在等着咨询什么。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名字，一年前他就告诉了我。那时他领我办入学登记手续。一年中他给我买过两杯咖啡，教我使用图书馆的藏书显微机，赞美过我的英语、外套、头发，还有其他。
我们都没问过对方的年龄。
“你来做什么？”我问。
“你呢？”他看我笑。
我们同时发觉各自的咨询挺见鬼的。他约我出去走走。傍黑了，去哪儿呢。我喜欢他在过街时下意识地拉拉我手，过后又有意识地赶紧松开。我还喜欢他在一遇到乞丐时用身子把我隔到另一边。再就是他的一点点神经质。温雅、无侵略性。
“你咨询什么？”他问。我们坐在我打工的餐馆，工友们见我和个“鬼子”一块都装不认识我，也不给我名分下百分之三十的折扣，眼光却充满恭禧。
“我想问问，怎么找到个人，没有姓名、邮电编号。”
“电话呢？”
“也没有。”
“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失... -->>
我在寻找一个人。他究竟是谁我无法知道；相貌、年龄、职业，我全不知道。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里，否则我不可能与他亲近起来。我是在半年前发现这个人的，就是说我与他逐步了解、亲近已有半年。所以现在我非得找他了，非得搞清楚他是谁。此之前，我得让你们知道我是谁。
我是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刚拿到艺术学位，这座五十层的公寓楼上没人认得我。一个占据最小一隅的、出出进进挂着谁也不惹的微笑的东方女人。我教一点书，时而到餐馆打打工，还在美术用品商店干半个售货员。我的收入五花八门，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钱。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分辛劳与寂寞，抑或还有点独享的快乐。
此外，我还是个晚期失眠症患者。三十岁这年，我不仅是患者，而且晚期了。原以为到美国来这个症不会跟我来。像是净光一个人来的，跟从娘的产道里爬出来一样净光，没钱、没履历，一切好的恶的附属全被丢在海关狭狭的甬道那边。到美国的第一觉我睡得熟透、我便以为失眠也被成功地遗弃在海关那头了。
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脸，看见一大摊黑色在白床单上。我不认识我的头发，但我认识我的失眠。就是这个情形，我的无数辗转惊扰了它们，它们逐渐爬上我的肩我的脖子，它们开始勒我。
那夜我知道我完了，跟癌症一样，它回来了就不会再走。这个回归，就是晚期。辗转越来越急促，我得频繁地扯开渐渐绞紧的黑发。之后我开开灯，对了，就从那夜，我必须睡在明明白白的灯光里，不想那些漆黑的头发再往我颈子上爬。
凌晨三点，我放弃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温存和耐性，离开了床。床的一步开外是窗子，打开来，捂在我脸上浓稠的冷中有异国的陌生。还有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敏感。我发觉了它——挺远一座楼上，在与我相仿的高度，有口窗亮着。接下去的一些夜，在我辗转得疯狂和疲惫都到极致时，我会突然想：哎，去看看那个窗，还亮不亮着。它亮着，一夜夜亮下去了。我开始想，这是个不平凡的对称，一个秘密的与我的对称。
如果我把它讲给任何人听，讲到此，人不会再听下去。人会躲开一个无聊透顶的女人远些。包括我曾经的室友们。半年前，我即兴给自己找到了这个独房公寓，在五十层楼顶，月租五百。就那么突然地，我不想再忍受淋浴声、摇滚、国语肥皂剧、煎炸食物的“咝啦咝啦”以及厨房里的蟑螂。按亮灯的一刹，我听得见它们一哄而散。还有地板上的霉斑，它们蔓延到桌腿、床腿和人腿上。每个人都没意识到自己在翘脚，因为翘脚是在完成功课、看肥皂剧甚至吃饭中进行的。搬家前，我告诉同胞们我睡不着觉。听说我花五百块去买觉，我的同胞对此示出温和的蔑视。他们来美留学有些年数了，已形成一个阶级，我的行为，是种阶级背叛。从大陆中国来的人，都懂得它的严重。
“现在你睡着觉了？”李海澜在校门口碰到我问。李海澜是我的男的朋友，不是男朋友。他也学艺术，先我入学一年，却到现在还没毕业。过去他一直劝我别毕业，一毕业就是失业。奖学金好歹管一口饭。“搬到那么贵的房子里，该睡得跟尸首一样了吧？那么高，什么还吵得着你？”
我们走进学校咖啡室，他从一只塑料袋里掏了一大钢精锅冷面，吃起来，一点也不怕吓着这些美国学生。有人对他瞪眼，他就将锅作出去：“来点吧？请？”李海澜什么都不怕，在课堂翘着脚发的宏论使他在教授眼里形象优异，思想也优异，因此拿最高奖学金。
“我已经”趁他的脸在钢精锅上俯仰，我翻着小日历卡，数那些被红笔圈住的数字。有二十八个红圈。“整整二十八天没睡觉了。”彻底无眠的二十八个昼夜，李海澜认为称得上个事件了。他听说连续五十天无睡眠，人一定会死，我晚期晚得不剩几天了。
“你不睡你干什么？”李海澜问我。他要是能够不睡他一定开卡车去，都说开卡车开得阔。要不他就画五十元一张的水彩花卉。他的花卉俗得合宜，在每个社会阶层都有销路。“你写小说？”我摇头。写小说跟画花卉不一样，不是你拿了笔，铺上纸它就出得来的。状态不对。那种状态下去写会把天下人都得罪。“不写你干什么呢？”
“就那样你说我能干什么，大半夜的？”我不知我在斜起嘴笑，但李海澜说我在冷嘲。我脸虚肿，眼袋低垂，我还能有劲去冷嘲谁。
“你就是太孤独了！”他把钢精锅“当郎”一声扔进塑料袋，他的课要开始了。“听我的，找个男朋友。日子就是太孤独了，不然我也不会和声声（他女朋友）搬到一块儿。你到最拥挤的地铁上看看，每张脸都被孤独弄得一模一样！”他站起身：“我们是这样的紧密相处，却又彼此孤独得要死。哪个诗人这样说的。”他走走又回来告诉我：“找个男朋友！”
结果李海澜把事情想得这么通俗。他根本不懂我对他暗示的那口窗：一个物体一种感觉的存在不会绝对孤立，说不定哪儿就暗暗有个对称。一个长明的窗对称另一个长明的窗，一个无眠的夜对称另一个无眠的夜。
我得去找这个人。
“电话，姓名，邮政编码都没有？”厕所里碰到个女警察，漆黑脸蛋，血红肥厚的嘴唇，真夸张得漂亮极了。她告诉我地址、电话、姓名都没有，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坐在马桶上换下教书的窄裙，套上餐馆的长裤、红制服。女警察在外面说：“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吗？”
我“哗”一下拉开马桶隔间的门，清醒而坚定地说：“有这个人的。”
怎么会没这个人呢？一夜、两夜，三夜，芝加哥那么多窗泯了燃，燃了泯，它却始终亮在那儿。亮得并不肯定，像灵性和知觉。
我不想和人再讲起它。好比我从不把我最爱的书借给人，人若不懂，书就糟蹋了。我受不了人不懂它。我得认真地悄悄地去寻找，首先要紧的是电话号码。在某个凌晨，我拨通电话，淡说一个：“哈罗”都会在那一霎感动：原来连孤独自身都不是孤立的，总有一分对称、相伴的孤独。
电话公司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没有邮政编号、姓名，就等于什么也没有。
星期日早上，我用厚粉底遮掉真脸色，步子快乐地下楼去。
我向守门的老爷子问起一幢高度与这座相仿的公寓楼。
“附近？据我所知，这一带没有第二幢这样高的公寓。要么是办公楼？”老爷子说。
我肯定它是公寓楼，说完我推开死沉的玻璃门。
“那一定不是附近！”老爷子在我身后抬杠道。
我朝我认定的方向找。街截止了，却没见那楼。它是比想象的远许多。芝加哥的初秋是淡灰的，绿树都旧了。茸似的雨有点呛人，我怕走坏这双好牌子网球鞋，决定乘几站街车。车上只有七八个乘客，其中一个居然还叫得出我名字。
“不认识我啦？我是虹虹啊，我们在陈老板店里一块做过啊！来，坐啊！”我记起虹虹来。这个腹上鼓了半只球的孕妇曾经不这么丑，一个傻胖傻胖的墨西哥厨房伙计说她的美是头等，任何残羹他都捞出渣儿攒在一起给她带回家。后来虹虹开始向他借钱，再后来饭店丢了一大笔钱，我们都被拉去做测谎试验。终于来了呜呜叫的警车，那个年轻的墨西哥老乡闪手将一勺滚油泼在自己脚上。他被架上警车时，虹虹在厕所里化妆。
“我先生星期日还上班！有挣钱的时间，没花钱的时间！”虹虹两手插在胳肢窝下，胳膊搁在大腹形成的平台上。我想虹虹千万别抽出手，亮个大钻石出来，偏偏就是颗大钻石；随虹虹手势，它划来划去像颗流星。我又想，虹虹千万别迫不及待炫示自己住什么价房子，开什么牌子车。马上地，虹虹叹气说她家房太大、院太大，像住深山老林。我还想，虹虹千万别一掷千金请我一顿，我却果然被拽进一家豪华馆子。最后我想，虹虹你饶了我，千万别提“上你那儿看看。”
“你住哪儿。”虹虹在付账后问。
“离这儿挺远。”
“走，我叫辆计程车送你回去，顺便上你那儿看看。”
看了一遭，虹虹的锐气被挫掉不少，我的屋穷归穷，并不如她预期的狼狈。电话闲许久了，偶尔铃响，我扑上去，会先呛一口灰尘。里面越来越少传出我熟悉的声音：亲热的骂，有关买到一件便宜东西的叨叨。谁也不明白每个人怎么就变得孤寡了，不易取悦了，尽管一有人主张聚会，仍是翻天覆地的闹。就像现在，虹虹和我都咋咋呼呼地开心，但我看不出我生活里干吗得有个虹虹。我会在我实在睡不着时打个电话找她解闷吗？我不会。到美国长了，每个人的苦楚早分歧成千差万别，虹虹的苦楚是对洋菜馆的仇恨，若我与她互吐苦衷，一定像聋子的对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
“你这窗外，要是有树就棒了。”虹虹评论。
我讪讪说，这是五十层，有这么高的树吗？我希望虹虹千万别留意窗台上一副微型望远镜。虹虹的眼已经叼住了它们。她向我斜起眼笑，那么一轻挑，意思说，我还以为只有男单身汉才玩这勾当。虹虹端起望远镜，脸作着怪。这时天黑了，雨尖里几乎所有灯都亮着。
望远镜从未帮我把那口窗看清晰些。我想证实那盏灯下并非拱着一帮牌鬼子，八只表情复杂的手从东西南北伸来，桌角撂着来路清白的钞票——他们有的是力气血汗，赚钱不比抢钱难。他们一天天活着，每天都是个开始，每天也都是末日。其中也有像我和虹虹这样，从遥远的国度傻乎乎，高高兴兴地就来了。像虹虹和我，手指掐住一个地图上的街名，扎进一家家餐馆，拿准备在舌尖上的英语问：“您这儿要人吗？”
听到个“要”字时，顿时想，什么什么都有了着落。而等我拿着艺术学位走出最艰辛的日子，我发觉自己的一点天赋早已死了。或许天赋是必须死的东西，它的死换来了多种多样的生。我甚至打根上就怀疑我伏在案上，让笔在无数格子上爬的手艺是天赋。
虹虹在十点左右离开的。我送她到楼下，在计程车驶来的瞬间，我一把揪住她胳膊。
“怎么办？我在找一个人！”
“啊？！”虹虹说。
“我失眠整整三十九天了！”
虹虹想了一会，坚决地对我说：“决不要吃安眠药！”然后车把这个虹虹带走了。
李海澜押着我到了学校的学生咨询中心。每星期三是健康、心理咨询。李海澜说二者我都急需。我病得很不轻了，不找医生，却上天入地一样找“一个人”在李海澜看，得好好治了。李海澜有四年没看牙医了，起码起码，我想。在他豁大了嘴笑时，你看得见他萎缩到牙根发黑的牙龈。又萎缩得不统一，参差着，牙更是长长短短。我们都不能再穷困下去了。李海澜嘴角还翘着牙签，对丰衣足食、定时看牙医的美国学生和教授来说，他穷出了风格、样式；穷出了自我宣言，这些正是搞艺术者顶要追求的。
李海澜走后，我发现了他。他也在等着咨询什么。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名字，一年前他就告诉了我。那时他领我办入学登记手续。一年中他给我买过两杯咖啡，教我使用图书馆的藏书显微机，赞美过我的英语、外套、头发，还有其他。
我们都没问过对方的年龄。
“你来做什么？”我问。
“你呢？”他看我笑。
我们同时发觉各自的咨询挺见鬼的。他约我出去走走。傍黑了，去哪儿呢。我喜欢他在过街时下意识地拉拉我手，过后又有意识地赶紧松开。我还喜欢他在一遇到乞丐时用身子把我隔到另一边。再就是他的一点点神经质。温雅、无侵略性。
“你咨询什么？”他问。我们坐在我打工的餐馆，工友们见我和个“鬼子”一块都装不认识我，也不给我名分下百分之三十的折扣，眼光却充满恭禧。
“我想问问，怎么找到个人，没有姓名、邮电编号。”
“电话呢？”
“也没有。”
“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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