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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张守刚
那时候我不够红吗？
多年之前，作家麦琪曾愤愤不平地说：“严歌苓不红，简直天理难容。”再次听到这话，严歌苓大笑道：“啊？当时难道我不红吗？我的作品在台湾得了9个奖，而且都是那么大的奖。”
谈笑间，梅兰芳一个女人的史诗等最新影视剧的风头，已经湮没了早期天浴少女小渔那种小众化的荣光。
已经习惯了严歌苓的改变。这一次，长篇小说寄居者让人感到陌生，也算是在情理之内。如果剥去了沉重的社会历史背景，单纯从男女情感关系的角度来说，寄居者中的女子寻找真爱的过程像极了一部流行的韩剧。主人公may(玫)，以为自己喜欢未婚夫彼得，一直抵触另一个男人杰克布，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后者是自己的最爱。
这一点上，严歌苓似乎跟所有女人的体验都雷同：女人会抵触某种男人，他们或者邋遢不够绅士，或者粗鲁不够文雅。女人自己会说，我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于是，越喜欢，越抵制。在之前的长篇扶桑中，她也用一位妓女的口吻讲述了这种欲罢不能的爱情。
这次，在寄居者中，她试图找到一种别样的语调：一位老妇人在回忆很多年前自己策划实施的一起善恶参半的事件。may起初诱惑杰克布的目的，仅仅是想偷到他的护照，帮助自己的犹太人未婚夫彼得逃离将成魔窟的上海。
她个人的形象扑朔迷离，她的写作也一直在变。从军营作家到海外作家，用“华丽转身”形容绝不为过。如果非要寻出她一以贯之的原则，那就是两个字：经济。能去掉的“的”、“了”都要去掉，她力图在其中找到古文的那种精炼。还有，除了自传性很强的有个女孩叫穗子，她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听来的，来源五花八门，比如她前任丈夫李克威(作家李准之子)的故乡。
原始的冲动。她被一种写字的“激动”驱使着。她用铅笔写小说，写到自己不能把握人物命运的时候，她才开始感到兴奋，感到刺激。“知道吗？我为什么也用英文来写小说？因为使我感到缺乏把握。未知的东西才有意思，才好玩！”
因为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上海，她近来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会成为另一个张爱玲吗？她会冷冷地回答：张爱玲只会有一个。“我的上海比较脏、臭，比较像地狱，以后我还会写上海，那也还是我的上海，不是张爱玲的。”
私密的另一条命
一直在变的不仅是她的小说，严歌苓自己也一直在变，在决裂。从去美国的1989年开始，她就生活在“另一条命”里。
12岁当兵学舞蹈，20岁做中越战争前线的战地记者。从军13年，她最大的收获是“胸襟”采访过她的媒体记者在杂志上写，严歌苓是多么优雅的女人啊，听到这个，她会有点爽朗地笑出声来，她自称很有军人气质“粗线条的，不婆婆妈妈，也不细腻”军队的烙印深深打在她身上，比如三个人走在马路上，不能横着走，要竖着走成一排。
“那是一个非常粗糙的集体，发现一点细腻的东西，它都会扼杀你。从人性角度来讲，我确实做了一些反思。”她出言稍显谨慎，不过她的作品早表达了她的立场。穗子物语、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都是军队题材的作品，用人性的挣扎来展示世界的真相。以知青群体为主题的天浴中，她写文秀为了回到成都，一次次将肉体献给陌生的男人——你会感到背后的严歌苓，嘴角含着隐忍之冷。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跟她合作梅兰芳的陈凯歌为什么把她引为知己。在看了她的作品后，陈凯歌一语点破：“她的小说中潜在的，或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我觉得，那就是个人自由。”这意味着，他们对共同经历过的“文革”荒诞时代的否定。
她的另一条自由的命，肇始于1989年。一场不圆满的婚姻之后，那一年她赴美学习，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开始了她的海外生涯。从英语的每一个单词，从叉子西餐简单的生活技巧，这位30岁的女人，开始了自己“返老还童”的痛苦历程。
一边刷盘子，一边写字，写作依然是她谋生的手段。她写很多短篇小说，投到台湾的报刊，挣美金。她没觉得那时候为了赚钱的作品，写的不如现在，相反，她甚至觉得那时候写的比现在好。
在陌生的国度里，生长出另一个严歌苓。“好像多出一条命来，是脱胎换骨的一种。”那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你自然可以想象“敏感而痛苦。”就像她喜欢的美国黑人歌曲，那是用肉嗓子唱出来的乐与痛。
半路出家学来的西方文化，让她没有归宿感。“基督教文化是强势的，美国人的救世思想也很普遍，而像我自己就是边缘人。”心底清楚，她自己逃脱不了寄居者的身份。
3月的这几天，不折不扣的“寄居者”严歌苓短暂回到北京，等待她的，是她已经缺席了20年的北京。“变了，变得很厉害。”她叹息说“要好好补课。”
有主意，但也可以算了
她的生活是与世隔绝，也享受这种隔绝。她的生活永远都是从清晨的一杯咖啡开始，然后写作。在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她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结婚。再婚生活非常幸福，因为丈夫的工作关系，每两三年，他们都要换一个国家或地区居住。从2006年的9月份到现在，他们一直居住在台湾。“刚去非洲的时候很不适应，适应了不想走了，但又必须走。”她说，等老了，她希望回到之前在美国居住的伯克莱，那里有一座对着海湾的美丽房子。
家庭生活幸福得令人妒忌。所以被问到任何关于家庭的问题，她都一脸幸福，笑语晏晏。不过，国家不幸诗人幸——美满的家庭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幸运吗？
50岁的严歌苓回答说，写作跟家庭幸福不幸福没有关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释迦牟尼出家前也是一个生活幸福的人，他离开那个世界源于一种敏感。一个人能否写作，看有没有这种敏感。对人家的快乐和痛苦，能不能感同身受。”
她的父母居住北京，... -->>
南都周刊张守刚
那时候我不够红吗？
多年之前，作家麦琪曾愤愤不平地说：“严歌苓不红，简直天理难容。”再次听到这话，严歌苓大笑道：“啊？当时难道我不红吗？我的作品在台湾得了9个奖，而且都是那么大的奖。”
谈笑间，梅兰芳一个女人的史诗等最新影视剧的风头，已经湮没了早期天浴少女小渔那种小众化的荣光。
已经习惯了严歌苓的改变。这一次，长篇小说寄居者让人感到陌生，也算是在情理之内。如果剥去了沉重的社会历史背景，单纯从男女情感关系的角度来说，寄居者中的女子寻找真爱的过程像极了一部流行的韩剧。主人公may(玫)，以为自己喜欢未婚夫彼得，一直抵触另一个男人杰克布，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后者是自己的最爱。
这一点上，严歌苓似乎跟所有女人的体验都雷同：女人会抵触某种男人，他们或者邋遢不够绅士，或者粗鲁不够文雅。女人自己会说，我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于是，越喜欢，越抵制。在之前的长篇扶桑中，她也用一位妓女的口吻讲述了这种欲罢不能的爱情。
这次，在寄居者中，她试图找到一种别样的语调：一位老妇人在回忆很多年前自己策划实施的一起善恶参半的事件。may起初诱惑杰克布的目的，仅仅是想偷到他的护照，帮助自己的犹太人未婚夫彼得逃离将成魔窟的上海。
她个人的形象扑朔迷离，她的写作也一直在变。从军营作家到海外作家，用“华丽转身”形容绝不为过。如果非要寻出她一以贯之的原则，那就是两个字：经济。能去掉的“的”、“了”都要去掉，她力图在其中找到古文的那种精炼。还有，除了自传性很强的有个女孩叫穗子，她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听来的，来源五花八门，比如她前任丈夫李克威(作家李准之子)的故乡。
原始的冲动。她被一种写字的“激动”驱使着。她用铅笔写小说，写到自己不能把握人物命运的时候，她才开始感到兴奋，感到刺激。“知道吗？我为什么也用英文来写小说？因为使我感到缺乏把握。未知的东西才有意思，才好玩！”
因为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上海，她近来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会成为另一个张爱玲吗？她会冷冷地回答：张爱玲只会有一个。“我的上海比较脏、臭，比较像地狱，以后我还会写上海，那也还是我的上海，不是张爱玲的。”
私密的另一条命
一直在变的不仅是她的小说，严歌苓自己也一直在变，在决裂。从去美国的1989年开始，她就生活在“另一条命”里。
12岁当兵学舞蹈，20岁做中越战争前线的战地记者。从军13年，她最大的收获是“胸襟”采访过她的媒体记者在杂志上写，严歌苓是多么优雅的女人啊，听到这个，她会有点爽朗地笑出声来，她自称很有军人气质“粗线条的，不婆婆妈妈，也不细腻”军队的烙印深深打在她身上，比如三个人走在马路上，不能横着走，要竖着走成一排。
“那是一个非常粗糙的集体，发现一点细腻的东西，它都会扼杀你。从人性角度来讲，我确实做了一些反思。”她出言稍显谨慎，不过她的作品早表达了她的立场。穗子物语、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都是军队题材的作品，用人性的挣扎来展示世界的真相。以知青群体为主题的天浴中，她写文秀为了回到成都，一次次将肉体献给陌生的男人——你会感到背后的严歌苓，嘴角含着隐忍之冷。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跟她合作梅兰芳的陈凯歌为什么把她引为知己。在看了她的作品后，陈凯歌一语点破：“她的小说中潜在的，或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我觉得，那就是个人自由。”这意味着，他们对共同经历过的“文革”荒诞时代的否定。
她的另一条自由的命，肇始于1989年。一场不圆满的婚姻之后，那一年她赴美学习，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开始了她的海外生涯。从英语的每一个单词，从叉子西餐简单的生活技巧，这位30岁的女人，开始了自己“返老还童”的痛苦历程。
一边刷盘子，一边写字，写作依然是她谋生的手段。她写很多短篇小说，投到台湾的报刊，挣美金。她没觉得那时候为了赚钱的作品，写的不如现在，相反，她甚至觉得那时候写的比现在好。
在陌生的国度里，生长出另一个严歌苓。“好像多出一条命来，是脱胎换骨的一种。”那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你自然可以想象“敏感而痛苦。”就像她喜欢的美国黑人歌曲，那是用肉嗓子唱出来的乐与痛。
半路出家学来的西方文化，让她没有归宿感。“基督教文化是强势的，美国人的救世思想也很普遍，而像我自己就是边缘人。”心底清楚，她自己逃脱不了寄居者的身份。
3月的这几天，不折不扣的“寄居者”严歌苓短暂回到北京，等待她的，是她已经缺席了20年的北京。“变了，变得很厉害。”她叹息说“要好好补课。”
有主意，但也可以算了
她的生活是与世隔绝，也享受这种隔绝。她的生活永远都是从清晨的一杯咖啡开始，然后写作。在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她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结婚。再婚生活非常幸福，因为丈夫的工作关系，每两三年，他们都要换一个国家或地区居住。从2006年的9月份到现在，他们一直居住在台湾。“刚去非洲的时候很不适应，适应了不想走了，但又必须走。”她说，等老了，她希望回到之前在美国居住的伯克莱，那里有一座对着海湾的美丽房子。
家庭生活幸福得令人妒忌。所以被问到任何关于家庭的问题，她都一脸幸福，笑语晏晏。不过，国家不幸诗人幸——美满的家庭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幸运吗？
50岁的严歌苓回答说，写作跟家庭幸福不幸福没有关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释迦牟尼出家前也是一个生活幸福的人，他离开那个世界源于一种敏感。一个人能否写作，看有没有这种敏感。对人家的快乐和痛苦，能不能感同身受。”
她的父母居住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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