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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宇
“我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美国生活20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回到国内我也有找不着位置的感觉。”电话中，刚刚在台湾家中跑步机上下来的作家严歌苓有点气喘吁吁地表达出了这样的观点。
就在上个月，严歌苓在新星出版社推出她的新作寄居者，这也是她继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后又一部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
“听”来的寄居者——
一直到前年，我突然想到，可以借用柏林的故事来作为串联大背景
一直读到全书倒数第二页，寄居者一直是笼罩在头上的乌云，低低的压抑的乌云。
故事发生在1939年的乱世上海。美籍华人女孩may爱上一个刚刚逃离集中营上岸的犹太男子彼得。那时赶上臭名昭著的“终极解决方案”就要实施，为让彼得逃脱屠杀，may把一位爱上她的美国青年勾引至上海，让彼得用他的护照与自己一起逃往美国爱情与信仰，忠义与背叛，自我追寻与自我迷失，都在其中。
与此前很多书的故事来源一样，这部小说依旧是严歌苓“听”来的。故事的原型来自柏林墙。1993年，严歌苓和丈夫去柏林旅游时，知道了这个像小说的真实事件。一对年轻人在东柏林订婚后，小伙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爱着未婚妻，几年后仍无法忘怀。偶然中，他在欧洲见到一个像他未婚妻的女孩子，他勾引了她，把她带到东柏林，让未婚妻用欧洲女孩的护照到了西柏林。
这个故事中人性的东西让严歌苓念念不忘，但她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把它写出来。1999年的时候，她跟陈冲对犹太难民在二战期间被上海接纳的事件非常感兴趣“我们做了一阶段的资料研究，但苦于找不到一个比较集中的故事来反映。一直到前年，我突然想到，可以借用柏林的故事来作为串联大背景。”
飘忽的寄居者——
他们全然忘记了我的身份与唐人街的关系，忘记了这样开玩笑是在伤害我
对“寄居者”这种身份的探索，严歌苓曾经在扶桑和其他移民故事里有过表露，但不像寄居者这样集中、直接，并且远远不局限于华人的寄居状态，而是从华人本身的寄居状态探索其他种族的寄居状态。而对这种寄居状态产生共鸣的，也许是不分种族地域的每一个人。
严歌苓坦率地表示，自己和may都是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寄居国如此，在自己的祖国亦如此，夹在两者之间，自己总有飘忽的感觉。
“在美国生活20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就是那种边缘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主流的感觉。因为无论怎样，西方文化都是我半路出家学习来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感到他们的文化优越感。”她对记者举例说，自己和美国朋友在一起聊天时，他们有时会肆无忌惮地嘲笑唐人街里公交车上广州人的口音，会嫌恶地说起唐人街里的蟑螂“他们全然忘记了我的身份与唐人街的关系，忘记了这样开玩笑是在伤害我。”
而另一方面，当她回到自己的祖国感觉自己也是一个边缘人“祖国的人在我缺席的20年里，改变非常大，很多人的感情和文化都变化了。回到国内我也有找不着位置的感觉。”她说，大家都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年建设自身生活的时间，现在都迎头赶上，很忙碌。“我过去回国，是把公事放第二位，把与好友们的见面放第一位。我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但朋友们仍处在正常的工作中，不觉得你老远从国外回来，就应该如何如何。他们没办法把友谊放在第一位。有时我也觉得很失落，那些可都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
乐观的寄居者——
这个人物靠我很近，我俩都是那种看起来特蔫，但不定什么时候就干出什么大事来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严歌苓表示，寄居者的身份也有好的一面，自己是个乐观的寄居者。“很多东西都是比较出来的。寄居者这种角度给了我新鲜的感觉，使我更沉静。对什么都不认为理所当然，都会玩味，品评，不由自主地把祖国和寄居国做比较，社会、观念、情感表达方式、语言、食品一切。比得最多的当然还是语言。”
她就是在这种比较中，越发感觉出... -->>
赵明宇
“我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美国生活20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回到国内我也有找不着位置的感觉。”电话中，刚刚在台湾家中跑步机上下来的作家严歌苓有点气喘吁吁地表达出了这样的观点。
就在上个月，严歌苓在新星出版社推出她的新作寄居者，这也是她继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后又一部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
“听”来的寄居者——
一直到前年，我突然想到，可以借用柏林的故事来作为串联大背景
一直读到全书倒数第二页，寄居者一直是笼罩在头上的乌云，低低的压抑的乌云。
故事发生在1939年的乱世上海。美籍华人女孩may爱上一个刚刚逃离集中营上岸的犹太男子彼得。那时赶上臭名昭著的“终极解决方案”就要实施，为让彼得逃脱屠杀，may把一位爱上她的美国青年勾引至上海，让彼得用他的护照与自己一起逃往美国爱情与信仰，忠义与背叛，自我追寻与自我迷失，都在其中。
与此前很多书的故事来源一样，这部小说依旧是严歌苓“听”来的。故事的原型来自柏林墙。1993年，严歌苓和丈夫去柏林旅游时，知道了这个像小说的真实事件。一对年轻人在东柏林订婚后，小伙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爱着未婚妻，几年后仍无法忘怀。偶然中，他在欧洲见到一个像他未婚妻的女孩子，他勾引了她，把她带到东柏林，让未婚妻用欧洲女孩的护照到了西柏林。
这个故事中人性的东西让严歌苓念念不忘，但她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把它写出来。1999年的时候，她跟陈冲对犹太难民在二战期间被上海接纳的事件非常感兴趣“我们做了一阶段的资料研究，但苦于找不到一个比较集中的故事来反映。一直到前年，我突然想到，可以借用柏林的故事来作为串联大背景。”
飘忽的寄居者——
他们全然忘记了我的身份与唐人街的关系，忘记了这样开玩笑是在伤害我
对“寄居者”这种身份的探索，严歌苓曾经在扶桑和其他移民故事里有过表露，但不像寄居者这样集中、直接，并且远远不局限于华人的寄居状态，而是从华人本身的寄居状态探索其他种族的寄居状态。而对这种寄居状态产生共鸣的，也许是不分种族地域的每一个人。
严歌苓坦率地表示，自己和may都是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寄居国如此，在自己的祖国亦如此，夹在两者之间，自己总有飘忽的感觉。
“在美国生活20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就是那种边缘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主流的感觉。因为无论怎样，西方文化都是我半路出家学习来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感到他们的文化优越感。”她对记者举例说，自己和美国朋友在一起聊天时，他们有时会肆无忌惮地嘲笑唐人街里公交车上广州人的口音，会嫌恶地说起唐人街里的蟑螂“他们全然忘记了我的身份与唐人街的关系，忘记了这样开玩笑是在伤害我。”
而另一方面，当她回到自己的祖国感觉自己也是一个边缘人“祖国的人在我缺席的20年里，改变非常大，很多人的感情和文化都变化了。回到国内我也有找不着位置的感觉。”她说，大家都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年建设自身生活的时间，现在都迎头赶上，很忙碌。“我过去回国，是把公事放第二位，把与好友们的见面放第一位。我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但朋友们仍处在正常的工作中，不觉得你老远从国外回来，就应该如何如何。他们没办法把友谊放在第一位。有时我也觉得很失落，那些可都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
乐观的寄居者——
这个人物靠我很近，我俩都是那种看起来特蔫，但不定什么时候就干出什么大事来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严歌苓表示，寄居者的身份也有好的一面，自己是个乐观的寄居者。“很多东西都是比较出来的。寄居者这种角度给了我新鲜的感觉，使我更沉静。对什么都不认为理所当然，都会玩味，品评，不由自主地把祖国和寄居国做比较，社会、观念、情感表达方式、语言、食品一切。比得最多的当然还是语言。”
她就是在这种比较中，越发感觉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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