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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显然在大发雷霆,刘队长脸涨得通红,在听这位年轻上司的训斥。话筒里传出频率很高的嘈杂之声,可以想象他脾气有多大。要是当天晚上徐北方真对他抠了枪板机,刘队长后来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他就不会来搞这么场兴师动众的整顿,宣传队也不会面临解散。要是徐北方一个月前真的结果了他,未必不是件快事。但那时刘队长可不敢轻薄他,虽然他在电话里训得老队长两眼发黑,也不敢把电话扔掉,看得出,他是真想扔。
刘队长一边应付着电话,一边向徐北方打手势,让他快走。而糟就糟在这里:他完全傻了,平时那么个机灵人这会儿却傻得没治,推都推不醒疮。
“可是,”刘队长对着话筒说:“您的命令下得太迟了”他对徐北方更猛烈地打着手势:“他人已经走了!”
那蠢货还傻在原地,团支书恨不得当胸给他一拳。大概那边说:不可能!工作组今天还看见他!刘队长忙说:“他就是今天走的!我记不清了,大概半小时前!”说到这里,刘队长冲徐北方急得直顿足,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扔过来。这是他的自行车钥匙,他的意思是让他骑车走,因为这年头公共汽车压根没把握。
“可能他已经上了火车!也许车已经开了!”刘队长喊着。
可话筒里还在叽叽哇哇吵个不停。
团支书想不起他当时哪来的那么大劲,使自行车速度达到极限,并在沿途毫不减速。车后坐着徐北方,他扔掉了所有行李,惟一抱着那幅画。为躲避所有交通警,他们便穿小巷小街。等他俩满怀安全到达彼岸的喜悦跳下车时,一辆军用吉普已等在那里。
然后就不用废话了。
徐北方上吉普车之前突然郑重地跟团支书紧紧握手。这动作在此时显得又多余又滑稽。
而团支书却感到,他和这个人交往那么多年,到这时才算刚认识。只有这回,他目光里充满信任和依赖,而不像过去,他只能在他脸上看见嘲讽和恶意。他叫他“山里人”、“乡下佬”、“窝窝头”而这次他一双眼睛如此温和,他感动极了。他们刚刚成为朋友,他就背叛了这情谊——几天后,这家伙瞒着他,决心要闯场大祸。不过也怪年轻的副主任做得太过火,逼得他走投无路。
副主任亲自诱导他,说画了那样罪恶的画又毁灭了罪证,这个情节就太恶劣了。要上美术学院也可以.但有个条件:必须把那幅画恢复原样。团支书偷偷对他说:“千万别承认!你要承认画了那种下流画,啥前途都完了。”他这时已完全没了自己的意志,快被攻垮了。他对年轻首长说:“我希望您说话算数——”
“我从来不讲不算数的话。只要你把画恢复原样,我还可以考虑你去上美术学院的。”
“可我没法把它恢复原样了。”
“为什么?”
“因为原来的画被涂抹之后,我突然发现它更深的主题”他便对着这位首长推心置腹地大谈起什么主题思想来。因为他迫切地需要人来理解,竟对这位首长发生了错觉。
“很好,这样谈很好。你必须把画那幅画的经过详细写出来,交给我,然后”
“你就让我去美术学院报到了,是吗?”
“那要看你写得怎样。你要老老实实地写,毫无隐瞒地写。能不能上大学完全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等他开夜车把它写完,交上去,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早在几天前,年轻的首长已代表组织给学校发了公函,让校方除了他的名。徐北方这才明白上了当,那样可悲地被戏弄了。
他对团支书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我?”
他十分同情他,又无能为力,那套做思想工作的言词在此刻一句也用不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一个人?”整整一天,他嘴里就念叨这一句话。等他听说他写的东西已送去打印,将发遍各单位,将组织人们参观他“肮脏的灵魂”时,他仍直着眼辩:“为什么要耍弄我?!”
当晚,他偷偷溜进库房。演习的枪支还没上交。他撬开箱子,取出一支冲锋枪。当团支书发现这一切,马上意识到这家伙去断送自己了!
保卫科来找团支书,让他写份书面材料,详细说明徐北方作案的情形。材料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关于那支枪。当时,枪是团支书从他手里夺下的,因此他有义务证明这枪里有无实弹。他犹豫不决,不知该怎样写。他不想撒谎也不想不撒谎。在他正直的人生经验中,欺瞒组织和坑害朋友都是绝不应该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无论他偏向哪边,都会在他诚实清白的品德上留下污点。
保卫科在审讯徐北方时,启发他说:“你并没有杀人动机,只是持枪威胁,是不是?”
他回答得特别干脆:“我当然想杀了他!”
“可你的枪里并没压子弹!”
“废话!我当然压了。”
“你冷静些。事实上你并没压子弹!”
“你放心,我不会不压子弹的!”
保卫干事们认为这小子八成是疯了。从来没有谁把自己的罪行往大说的。审讯就此没了进展。当时保卫科的人赶到现场,把枪缴过来,发现枪里是空的,一颗子弹也没有。他们需要团支书王掖生证明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枪里究竟有无子弹。这个问题一证实,就能给这案子定性了。
徐北方被关的禁闭室在警卫连宿舍的地下。一天,他突然听见看守管他叫“徐老师”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四个死不长进的徒弟之一。徒弟倒认为老师长进颇大:过去连情敌都不敢打,如今却差点儿把一位首长给结果掉。只差一点,那个名气很大的、以“反潮流”闻名全军、而被老首长们私下叫做“机会主义分子”、“火箭干部”的首长就被敲掉了。从此徐北方在四个徒弟心目中陡然有了地位,尤其他一口咬定他的枪里有子弹、决不是拿把没子弹的枪吓吓人的松包时,他们开始用景仰的目光看他。私下里他们议论:徐老师宁死不屈,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够棒的。每到食堂吃肉包子,他们就偷偷给他送来。
有次他们还偷偷给他送来个姑娘,孙煤。
他愣住了。他差不多快把她忘了,因为他认为去过幸福生活的人都不必怀念。
“你来干什么?”
她脸色苍白,一个劲流泪。当徒弟告诉他,有个女兵要进来见他,他满心希望是陶小童。
禁闭生活使他有足够时间来审视自己。他发现自己并不像原先估计的那样好,也并非像素来表现得那样超脱。在对待个人成功的问题上,他甚至嗅到浑身一股子浓厚的俗气。这些新发现使他心情舒畅,认为禁闭并没白关。因此他不需要一个姑娘来对他的处境洒眼泪。他用轻松的语调对孙煤说:“啊呀呀呀,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孙煤狂热地摇头,接着就扑到他怀里。跟她比起来,陶小童淡泊含蓄,像一汪清水。而此刻,那清水未免冷得令人寒心了。他费很大力气,才从她怀抱里挣扎出来。
“快走吧,高力要知道非杀了你不可!”
她平静了一会儿说:“你还不知道啊?”
“知道什么?”
“我不演电影了。”
“噢。”
“高力和我吹了。”
“噢。”
“你怎么想?”
“真滑稽,我现在这鬼样儿还敢怎么想?”
她又扑上来,把头钻到他怀里。
“他把你画我裸体的事,到处讲!我在摄制组没脸待下去,你明白吗?”
“这么说,咱俩命运就连到一块喽?”
孙煤看看他,肯定地说:“对!”
徐北方突然发出无声的大笑。他那龇牙咧嘴的样子吓得孙煤夺路而逃。
小半拉儿失踪了。全队人跑遍了所有大街小巷,跑遍所有大大小小派出所,连难民收容所都去察看了,甚至把那些被拘留的小扒手,小毛贼都查问一遍,还是没下落。
刘队长已是一副不堪一击的样子。几天来,隐隐的不安和内疚在这个集体出现了。这些天他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大伙像拆白党一样,把日子当世界末日来过。而当年,为保全这个集体,老队长放弃了可靠的职位,放弃合家团聚的可能,放弃了安居乐业的一切条件,和大家共度那风雨飘摇的日子。现在可好,他成了孤家寡人,连成天给队解闷的小半拉儿都撇下了他。世上的事怎么会这样不公平、不地道?
于是人们越来越辛勤地为刘队长跑腿。只有团支书认为这种忙乱会使情况更糟。他和大伙在城里仔细兜完第一个圈子后,认为完全没必要再兜第二圈。当人们又去兜第三个圈子时,他便长时间地拿起大顶来。这办法最能使他镇静。颠倒的视野中,刘队长的块头似乎缩小了,并和小半拉那么相像。这么倒着看,才看出队长几年来操劳的痕迹——他是个真正的老头了。工作组也在忙。他们把宣传队整顿的情况写成材料,把材料送给上级审阅；上级审阅的批示,再由他们拿到宣传队讨论；然后再把讨论搜集起来,编写成材料,呈报上级；上级的批示又拿回宣传队讨论。他们也开始兜第三个圈子。光这一件事,就够他们辛辛苦苦干一辈子。他们在宣传队吃饭,使伙食账大大超支。吴太宽伤心到极点:他从来没使伙食超到这种丢脸的地步。有天那个险些成了大学生的炊事兵鬼头鬼脑对他吃吃直笑。吴太宽连忙向:.“你又在菜里放了什么了?”
“我是照你的话办的啊!”“我的话?”
“你唠唠叨叨,埋怨我不该在那时候放媒油和石膏!”
“你当然不该放!”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现在放。”
“啊?!”吴太宽跳起来“你放了煤油还是石膏?”
他往后退,迟到吴太宽打不着他的地方:“两样都放了点!”
“你这狗日的!”吴太宽痛心到极点。可更令他痛心的是这顿饭工作组并没少吃,没人说菜有怪味；他最最痛心的是,谁也没闹肚子。后来听说要地震,工作组才撤走。
团支书拿着大顶,看工作组来来回回搬文件和材料,一双双脚慌张地挪动,十分富有表情。小半拉儿到地震前还没找到。刘队长已灰心丧气,不抱什么希望了。经过长时间拿大顶,团支书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小半拉儿的情景。他跟团支书学会了拿大顶。那天他久久地拿着大顶对他说:“老子要当演员啦!”
“当什么?”
“演员啊!老子本来就是要当演员!”他头向下,自鸣得意地笑起来。然后他收了顶,说:“不相信?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啦!”
然后一蹦一蹦地跑了,一边喊:“老子要当演员!妈的,等着瞧!”
想到这里,团支书满怀信心地跑去找刘队长,说小半拉儿决不会不活着。刘队长麻木地点头,表示领情。这两天,他听到无论好消息、坏消息都一律这样点头,表示领情。他在布置预防地震的事。因为这天傍晚天上出现几朵狰狞的云彩,工作组说是地震预兆,便全跑了。
果然,午夜时分街上有人敲锣,一刹那间,整个城市都响起锣声。蔡玲跑出来抱紧那棵枇杷树蹲着,一旦乾坤颠倒好有个抓挠。不知蹲了多久,一点动静也没有,她才发现有人蹲在她对面。又过了半天,她终于认出这人是伊农。
在这之前,每人都准备了干粮和水壶,放在床边。可一听锣声,没一个人顾得上它们。只有炊事班长吴太宽十分尽职。大家后来在一节水泥管道里找到他。他东西带得特别全:账本、笔墨、算盘、钱粮,还背了足足一面粉口袋的馒头,只是忘了穿衣服,一丝不挂。
这次是“街道防震哨”闹的误会。两个值班员其中一个从瞌睡中惊醒,便连忙推醒另一个:“喂,是震了吗?”
“啊?!地震了!”.,
“原来真是震了!”
“这可是真的了!我们敲锣吧?”
“我这不是在敲吗?!”
一时间,全城锣声大作。然后他们就说:“你看你看,当真是震了!”全城的锣响了有一刻钟。很紧张的气氛里带着喜庆味道,因为后来鼓也加进来,渐渐敲出了节奏。使人联想到这些年常在深更半夜进行的“报喜”锣鼓一响。电闸便拉了。一个多钟头后,查清误会,宣传队才从各个角落钻出来,集合时一清查人数,发现少了两个。这时来电了,院子里顿时大亮,把紧搂在一起的一对男女给暴露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伊农和蔡玲。像所有灾难中的情侣一样,他们的幸福格外楚楚动人。
后来知道,真正的地震的确发生了。发生在边远的山区。然后轰轰烈烈的“扰震救灾”便开始了。到处是捐衣捐款,蔡玲献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百元!她攒这笔钱为买块手表,现在表有了,她便用这笔钱来改变自己的形象。自打献出这笔巨款,她似乎脱了俗,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起来；豪迈得不得了,好像这世上再没有使她牵挂的事。有人提醒大家注意:从她献出钱,便迅速消瘦下去。一度吃独食发起的大脸蛋眨眼工夫就小了。
在赴灾区之前,团支书无论如何要把那份有关徐北方案子的材料写好。有天他去给他送那幅画,因为每当他徒弟看守他时,他便能画几笔。他要在小黑屋里把这画完成。徐北方托他带给陶小童一张纸条。
“他很想你去看看他”
她不吱声,显出沉思默想的样子。
“你去吗?”团支书说“我不跟人家讲。”
结果她没去。她古怪地盯了团支书一眼,好像说:你怎么啦?有多少大事要干,难道还要在这种个人问题上缠来缠去?总之她没去,积极报名参加“抗震救灾”
他必须写这份材料,拖是甭想拖过去。他努力回忆当时的情景——
他发现少了支冲锋枪,又到寝室,发现抽屉里五颗子弹不见了。这是演习中余下的子弹。
他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追赶上他时已晚了。徐北方已撞开会议室的门。团支书蹑手蹑足接近他。会议室空荡荡的,从里面小套间传来年轻首长慷慨激昂的说话卢。
“把枪放下!”团支书突然发出低吼。他回头,猛吃一惊:“滚!”
“你想想后果!你这个笨蛋——值吗?!”
“滚!蠢猪!”
“你才是蠢猪!”团支书迎着枪口一扑,把他连枪带人—把抱住:“你自私!不想想别人吗?想想你这么干对她会怎样?!”
拼打和争吵声惊动了里屋的人。门打开了,年轻首长第一眼看见的是乌黑的枪,枪口在俩人撕扭的缝隙里时隐时现。虽然徐北方回回打靶都不及格,但这回要及格是太容易了。枪口离那具装满“反潮流”大事的脑瓜只有几尺远。
“怎么回事?!”首长惊问道。
“你快跑!快走开!”团支书叫道。
“你敢跑!”徐北方拼命挣扎。年轻首长及工作组人员全都逃出门,仍听见他在歇斯底里地叫骂:“你敢跑。我非毙了你!你这王八蛋!没命往上爬的货!”
团支书一拳打上去,他倒了,这才缴了他的械。五颗子弹现在还在他衣兜里,当时他动作快得不可思议但他还没想好,怎样写这份旁证材料。
那边显然在大发雷霆,刘队长脸涨得通红,在听这位年轻上司的训斥。话筒里传出频率很高的嘈杂之声,可以想象他脾气有多大。要是当天晚上徐北方真对他抠了枪板机,刘队长后来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他就不会来搞这么场兴师动众的整顿,宣传队也不会面临解散。要是徐北方一个月前真的结果了他,未必不是件快事。但那时刘队长可不敢轻薄他,虽然他在电话里训得老队长两眼发黑,也不敢把电话扔掉,看得出,他是真想扔。
刘队长一边应付着电话,一边向徐北方打手势,让他快走。而糟就糟在这里:他完全傻了,平时那么个机灵人这会儿却傻得没治,推都推不醒疮。
“可是,”刘队长对着话筒说:“您的命令下得太迟了”他对徐北方更猛烈地打着手势:“他人已经走了!”
那蠢货还傻在原地,团支书恨不得当胸给他一拳。大概那边说:不可能!工作组今天还看见他!刘队长忙说:“他就是今天走的!我记不清了,大概半小时前!”说到这里,刘队长冲徐北方急得直顿足,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扔过来。这是他的自行车钥匙,他的意思是让他骑车走,因为这年头公共汽车压根没把握。
“可能他已经上了火车!也许车已经开了!”刘队长喊着。
可话筒里还在叽叽哇哇吵个不停。
团支书想不起他当时哪来的那么大劲,使自行车速度达到极限,并在沿途毫不减速。车后坐着徐北方,他扔掉了所有行李,惟一抱着那幅画。为躲避所有交通警,他们便穿小巷小街。等他俩满怀安全到达彼岸的喜悦跳下车时,一辆军用吉普已等在那里。
然后就不用废话了。
徐北方上吉普车之前突然郑重地跟团支书紧紧握手。这动作在此时显得又多余又滑稽。
而团支书却感到,他和这个人交往那么多年,到这时才算刚认识。只有这回,他目光里充满信任和依赖,而不像过去,他只能在他脸上看见嘲讽和恶意。他叫他“山里人”、“乡下佬”、“窝窝头”而这次他一双眼睛如此温和,他感动极了。他们刚刚成为朋友,他就背叛了这情谊——几天后,这家伙瞒着他,决心要闯场大祸。不过也怪年轻的副主任做得太过火,逼得他走投无路。
副主任亲自诱导他,说画了那样罪恶的画又毁灭了罪证,这个情节就太恶劣了。要上美术学院也可以.但有个条件:必须把那幅画恢复原样。团支书偷偷对他说:“千万别承认!你要承认画了那种下流画,啥前途都完了。”他这时已完全没了自己的意志,快被攻垮了。他对年轻首长说:“我希望您说话算数——”
“我从来不讲不算数的话。只要你把画恢复原样,我还可以考虑你去上美术学院的。”
“可我没法把它恢复原样了。”
“为什么?”
“因为原来的画被涂抹之后,我突然发现它更深的主题”他便对着这位首长推心置腹地大谈起什么主题思想来。因为他迫切地需要人来理解,竟对这位首长发生了错觉。
“很好,这样谈很好。你必须把画那幅画的经过详细写出来,交给我,然后”
“你就让我去美术学院报到了,是吗?”
“那要看你写得怎样。你要老老实实地写,毫无隐瞒地写。能不能上大学完全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等他开夜车把它写完,交上去,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早在几天前,年轻的首长已代表组织给学校发了公函,让校方除了他的名。徐北方这才明白上了当,那样可悲地被戏弄了。
他对团支书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我?”
他十分同情他,又无能为力,那套做思想工作的言词在此刻一句也用不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一个人?”整整一天,他嘴里就念叨这一句话。等他听说他写的东西已送去打印,将发遍各单位,将组织人们参观他“肮脏的灵魂”时,他仍直着眼辩:“为什么要耍弄我?!”
当晚,他偷偷溜进库房。演习的枪支还没上交。他撬开箱子,取出一支冲锋枪。当团支书发现这一切,马上意识到这家伙去断送自己了!
保卫科来找团支书,让他写份书面材料,详细说明徐北方作案的情形。材料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关于那支枪。当时,枪是团支书从他手里夺下的,因此他有义务证明这枪里有无实弹。他犹豫不决,不知该怎样写。他不想撒谎也不想不撒谎。在他正直的人生经验中,欺瞒组织和坑害朋友都是绝不应该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无论他偏向哪边,都会在他诚实清白的品德上留下污点。
保卫科在审讯徐北方时,启发他说:“你并没有杀人动机,只是持枪威胁,是不是?”
他回答得特别干脆:“我当然想杀了他!”
“可你的枪里并没压子弹!”
“废话!我当然压了。”
“你冷静些。事实上你并没压子弹!”
“你放心,我不会不压子弹的!”
保卫干事们认为这小子八成是疯了。从来没有谁把自己的罪行往大说的。审讯就此没了进展。当时保卫科的人赶到现场,把枪缴过来,发现枪里是空的,一颗子弹也没有。他们需要团支书王掖生证明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枪里究竟有无子弹。这个问题一证实,就能给这案子定性了。
徐北方被关的禁闭室在警卫连宿舍的地下。一天,他突然听见看守管他叫“徐老师”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四个死不长进的徒弟之一。徒弟倒认为老师长进颇大:过去连情敌都不敢打,如今却差点儿把一位首长给结果掉。只差一点,那个名气很大的、以“反潮流”闻名全军、而被老首长们私下叫做“机会主义分子”、“火箭干部”的首长就被敲掉了。从此徐北方在四个徒弟心目中陡然有了地位,尤其他一口咬定他的枪里有子弹、决不是拿把没子弹的枪吓吓人的松包时,他们开始用景仰的目光看他。私下里他们议论:徐老师宁死不屈,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够棒的。每到食堂吃肉包子,他们就偷偷给他送来。
有次他们还偷偷给他送来个姑娘,孙煤。
他愣住了。他差不多快把她忘了,因为他认为去过幸福生活的人都不必怀念。
“你来干什么?”
她脸色苍白,一个劲流泪。当徒弟告诉他,有个女兵要进来见他,他满心希望是陶小童。
禁闭生活使他有足够时间来审视自己。他发现自己并不像原先估计的那样好,也并非像素来表现得那样超脱。在对待个人成功的问题上,他甚至嗅到浑身一股子浓厚的俗气。这些新发现使他心情舒畅,认为禁闭并没白关。因此他不需要一个姑娘来对他的处境洒眼泪。他用轻松的语调对孙煤说:“啊呀呀呀,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孙煤狂热地摇头,接着就扑到他怀里。跟她比起来,陶小童淡泊含蓄,像一汪清水。而此刻,那清水未免冷得令人寒心了。他费很大力气,才从她怀抱里挣扎出来。
“快走吧,高力要知道非杀了你不可!”
她平静了一会儿说:“你还不知道啊?”
“知道什么?”
“我不演电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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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力和我吹了。”
“噢。”
“你怎么想?”
“真滑稽,我现在这鬼样儿还敢怎么想?”
她又扑上来,把头钻到他怀里。
“他把你画我裸体的事,到处讲!我在摄制组没脸待下去,你明白吗?”
“这么说,咱俩命运就连到一块喽?”
孙煤看看他,肯定地说:“对!”
徐北方突然发出无声的大笑。他那龇牙咧嘴的样子吓得孙煤夺路而逃。
小半拉儿失踪了。全队人跑遍了所有大街小巷,跑遍所有大大小小派出所,连难民收容所都去察看了,甚至把那些被拘留的小扒手,小毛贼都查问一遍,还是没下落。
刘队长已是一副不堪一击的样子。几天来,隐隐的不安和内疚在这个集体出现了。这些天他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大伙像拆白党一样,把日子当世界末日来过。而当年,为保全这个集体,老队长放弃了可靠的职位,放弃合家团聚的可能,放弃了安居乐业的一切条件,和大家共度那风雨飘摇的日子。现在可好,他成了孤家寡人,连成天给队解闷的小半拉儿都撇下了他。世上的事怎么会这样不公平、不地道?
于是人们越来越辛勤地为刘队长跑腿。只有团支书认为这种忙乱会使情况更糟。他和大伙在城里仔细兜完第一个圈子后,认为完全没必要再兜第二圈。当人们又去兜第三个圈子时,他便长时间地拿起大顶来。这办法最能使他镇静。颠倒的视野中,刘队长的块头似乎缩小了,并和小半拉那么相像。这么倒着看,才看出队长几年来操劳的痕迹——他是个真正的老头了。工作组也在忙。他们把宣传队整顿的情况写成材料,把材料送给上级审阅；上级审阅的批示,再由他们拿到宣传队讨论；然后再把讨论搜集起来,编写成材料,呈报上级；上级的批示又拿回宣传队讨论。他们也开始兜第三个圈子。光这一件事,就够他们辛辛苦苦干一辈子。他们在宣传队吃饭,使伙食账大大超支。吴太宽伤心到极点:他从来没使伙食超到这种丢脸的地步。有天那个险些成了大学生的炊事兵鬼头鬼脑对他吃吃直笑。吴太宽连忙向:.“你又在菜里放了什么了?”
“我是照你的话办的啊!”“我的话?”
“你唠唠叨叨,埋怨我不该在那时候放媒油和石膏!”
“你当然不该放!”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现在放。”
“啊?!”吴太宽跳起来“你放了煤油还是石膏?”
他往后退,迟到吴太宽打不着他的地方:“两样都放了点!”
“你这狗日的!”吴太宽痛心到极点。可更令他痛心的是这顿饭工作组并没少吃,没人说菜有怪味；他最最痛心的是,谁也没闹肚子。后来听说要地震,工作组才撤走。
团支书拿着大顶,看工作组来来回回搬文件和材料,一双双脚慌张地挪动,十分富有表情。小半拉儿到地震前还没找到。刘队长已灰心丧气,不抱什么希望了。经过长时间拿大顶,团支书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小半拉儿的情景。他跟团支书学会了拿大顶。那天他久久地拿着大顶对他说:“老子要当演员啦!”
“当什么?”
“演员啊!老子本来就是要当演员!”他头向下,自鸣得意地笑起来。然后他收了顶,说:“不相信?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啦!”
然后一蹦一蹦地跑了,一边喊:“老子要当演员!妈的,等着瞧!”
想到这里,团支书满怀信心地跑去找刘队长,说小半拉儿决不会不活着。刘队长麻木地点头,表示领情。这两天,他听到无论好消息、坏消息都一律这样点头,表示领情。他在布置预防地震的事。因为这天傍晚天上出现几朵狰狞的云彩,工作组说是地震预兆,便全跑了。
果然,午夜时分街上有人敲锣,一刹那间,整个城市都响起锣声。蔡玲跑出来抱紧那棵枇杷树蹲着,一旦乾坤颠倒好有个抓挠。不知蹲了多久,一点动静也没有,她才发现有人蹲在她对面。又过了半天,她终于认出这人是伊农。
在这之前,每人都准备了干粮和水壶,放在床边。可一听锣声,没一个人顾得上它们。只有炊事班长吴太宽十分尽职。大家后来在一节水泥管道里找到他。他东西带得特别全:账本、笔墨、算盘、钱粮,还背了足足一面粉口袋的馒头,只是忘了穿衣服,一丝不挂。
这次是“街道防震哨”闹的误会。两个值班员其中一个从瞌睡中惊醒,便连忙推醒另一个:“喂,是震了吗?”
“啊?!地震了!”.,
“原来真是震了!”
“这可是真的了!我们敲锣吧?”
“我这不是在敲吗?!”
一时间,全城锣声大作。然后他们就说:“你看你看,当真是震了!”全城的锣响了有一刻钟。很紧张的气氛里带着喜庆味道,因为后来鼓也加进来,渐渐敲出了节奏。使人联想到这些年常在深更半夜进行的“报喜”锣鼓一响。电闸便拉了。一个多钟头后,查清误会,宣传队才从各个角落钻出来,集合时一清查人数,发现少了两个。这时来电了,院子里顿时大亮,把紧搂在一起的一对男女给暴露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伊农和蔡玲。像所有灾难中的情侣一样,他们的幸福格外楚楚动人。
后来知道,真正的地震的确发生了。发生在边远的山区。然后轰轰烈烈的“扰震救灾”便开始了。到处是捐衣捐款,蔡玲献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百元!她攒这笔钱为买块手表,现在表有了,她便用这笔钱来改变自己的形象。自打献出这笔巨款,她似乎脱了俗,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起来；豪迈得不得了,好像这世上再没有使她牵挂的事。有人提醒大家注意:从她献出钱,便迅速消瘦下去。一度吃独食发起的大脸蛋眨眼工夫就小了。
在赴灾区之前,团支书无论如何要把那份有关徐北方案子的材料写好。有天他去给他送那幅画,因为每当他徒弟看守他时,他便能画几笔。他要在小黑屋里把这画完成。徐北方托他带给陶小童一张纸条。
“他很想你去看看他”
她不吱声,显出沉思默想的样子。
“你去吗?”团支书说“我不跟人家讲。”
结果她没去。她古怪地盯了团支书一眼,好像说:你怎么啦?有多少大事要干,难道还要在这种个人问题上缠来缠去?总之她没去,积极报名参加“抗震救灾”
他必须写这份材料,拖是甭想拖过去。他努力回忆当时的情景——
他发现少了支冲锋枪,又到寝室,发现抽屉里五颗子弹不见了。这是演习中余下的子弹。
他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追赶上他时已晚了。徐北方已撞开会议室的门。团支书蹑手蹑足接近他。会议室空荡荡的,从里面小套间传来年轻首长慷慨激昂的说话卢。
“把枪放下!”团支书突然发出低吼。他回头,猛吃一惊:“滚!”
“你想想后果!你这个笨蛋——值吗?!”
“滚!蠢猪!”
“你才是蠢猪!”团支书迎着枪口一扑,把他连枪带人—把抱住:“你自私!不想想别人吗?想想你这么干对她会怎样?!”
拼打和争吵声惊动了里屋的人。门打开了,年轻首长第一眼看见的是乌黑的枪,枪口在俩人撕扭的缝隙里时隐时现。虽然徐北方回回打靶都不及格,但这回要及格是太容易了。枪口离那具装满“反潮流”大事的脑瓜只有几尺远。
“怎么回事?!”首长惊问道。
“你快跑!快走开!”团支书叫道。
“你敢跑!”徐北方拼命挣扎。年轻首长及工作组人员全都逃出门,仍听见他在歇斯底里地叫骂:“你敢跑。我非毙了你!你这王八蛋!没命往上爬的货!”
团支书一拳打上去,他倒了,这才缴了他的械。五颗子弹现在还在他衣兜里,当时他动作快得不可思议但他还没想好,怎样写这份旁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