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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进行例行心理治疗的讨论时，他建议将白天的日程换到晚上进行，因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要求的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
麦克默菲说：“小小的改变没有害处。”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麦克默菲说：“这可是世界棒球赛，比赛结束以后，还可以改过来。”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让步了：“这样吧，我们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麦克默菲十分赞成：“好极了！”他第一个高高地举起了手。切斯威克也举起了手。泰伯也想举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马上把手缩了回来；马蒂尼手刚举起，就停留在头顶，装着抓痒；塞夫尔手放在胸前，两眼看着周围，等着大多数人举手，他也举。
大家都想看球赛，但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只有三票。对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见办。”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
麦克默菲说：“这就是你们的作息制度？我可要进城去看棒球赛。谁愿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麦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麦克默菲指着屋子中间那个花岗岩的洗脸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
比利还是不相信：“你举不起它。”
麦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赌，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我总算试过了，起码我试过了！”
郝劲松打贏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在“新闻调査”我采访过一个人。他帮农民反映征地的事，在网上发帖提及当地领导，用了一个比较激烈的词，被判诽谤罪，人狱两年。我在监狱采访他，那时他已经服了一年多的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那篇文章叫什么叫什么屈服”
“我只是讨厌屈服。”我说。他带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哎对，过了一会儿，说：“在那篇文章里，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他说权利不用来伸张的话，就只是一张纸。”这个人相信了这些写在纸上的话，然后穿着蓝白相间竖条纹的狱服，满脸胡须，坐在这里看着我。他进监狱后，厂子倒了，离了婚，监狱离他的家两千里，没人给他送生活费，村里的人去看他，拾破烂的老人给了他五十块钱，老汉戴着塌得稀软的蓝布帽子，对我说：“把他换出来，把我关进去吧，我老了。”
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对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说几句话。我说好。文·冇·人·冇·书·冇·屋
他说：“等一下。”低了一会儿头，腮帮子紧紧地咬得绷着，抬起来，带着笑容对着镜头：“儿子”扭头冲我解释“我管我女儿叫儿子。”
“儿子，你不要为爸爸担心，要好好帮助妈妈千活”他的嘴都抽起来了，但他还是笑着“你要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爸爸不是坏人。”
采访的时间到了，我站起身，说：“保重身体，来日方长。”
他脸上的肉都在抖，但他笑着说，好。
狱警押着他，转身走了。走到十儿米快要拐角的地方，一声尖利的哀号传来，我扭头看，他两只手被铐着，不能擦泪，只能仰头向天，号啕痛哭，那是从胸腔里爆炸出来的哭声。已经看不见他了，监狱曲折的走廊尽是回声。
回来后，我们赶了一天一夜的片子。审片的时候，还来不及配音，老郝拿着稿子对着画面念解说。
有一段是我采访他：“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他说“因为我付出过。”
“你还相信法律吗？”
“不。”他说“我信仰法律。”底下该是解说了，但没有声音，我转头看老郝，她拿纸遮住脸克制着。张洁和我也红了眼睛。袁总看了我们三个一会儿，对张洁说：“你做了这么多年新闻，还是这么感性么？”
转回头对着屏幕：“往下看。”
片子说到农民为反映征地问题，静坐的时候被抓了十几个人。
“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危害到了社会公共秩序，为什么要抓人呢？”我问公安局长。
“我们预见到了，所以它没有发生。”公安局长说。
我问他：“没有发生为什么要抓人呢？”
他说：“为了稳定。”
“可是稳定的前提不是法治秩序吗？”
对方沉默，这个段落结束。
袁总说“停。”转头对我说：“你应该再往下问这样的结果能带来稳定吗？”
有一天晚上，郝劲松给我打电话，说他有点沮丧。
我给他讲了这件事，说：“你是这个人的榜样。”我差点脱口而出“你没有权利放弃”顿了一下，这个想法是错的，他当然有权利放弃，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人的，我改口成“你判断要不要放弃”
之后不久，他去了上海，成为上海黑车钓鱼执法案的公民代理人。我又一次采访他，节目中提到了他向铁道部提起法律诉讼的往事。没多久，采访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车上他的同事问我：“你们为什么要采访这么个刺头，他是反政府吧？”
我说：“他挺较劲，也许也有虚荣心，不过我没觉得他是反政府。他谈的都是法律问题，您要觉得他谈的不对，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批驳他。”
坐在车前座的王勇平转过头说：“他是剌头，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我采访过一个政府官员，他在当地拆迁时，拿一个小马扎，坐在居民楼下，坐了十几天，两边煎熬，费尽唇舌为居民去争取哪怕多一点点的利益。
“这是个公共用地拆迁，从现行法律来说，你可以贴一张告示就拆，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做？”我问。他想了想，说“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我也是一个老百姓。”
一九四六年，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
我初看不明白。
他解释：“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朿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北京郊区曾经发生过政府与居民的剧烈冲突，这里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居民认为一定会产生严重污染，双方座谈时，脸都扭到一边“剑拔弩张”
“沟通不可能么？”我问。
居民代表黄小山说：“政府就要建，我们就不让建。不管是谁，总说这个‘就’字，‘就’要怎么怎么着，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
他组织居民举牌子在博览会门口示威，站在第一排，他头发是朋克式的，两边秃着，头上一丛染得像个鸡冠花，很好认。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就是那个黄毛”他在雨里浑身都抖“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在里面待了一夜，出来他换种方式，把“论垃圾为什么不能焚烧”的材料不停向各级政府递交，电视台组织辩论场场到。
政府的专家在辩论赛上认识他之后，请他参加去日本的考察团“这个人，路上见着姑娘漂亮就使劲看，目不转睛。他很真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高兴的时候就骂。‘真’的人好交往，没有偏激和成见。”
日本国土面积小，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焚烧，东京的厂子就建在市中心，进去参观要换拖鞋，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重要的不是烧不烧，而是烧什么，怎么烧。”但小区居民在镜头里骂他‘说他“叛变”了’向着政府说话。
他有点儿像小鱼，热锅上两边煎，但他说对抗不代表独立“谁也不信谁，不买账，这不行，不能光服从，也不能光对抗，那只是个姿态。得有理由，有科学依据。批评政府，这事咱理直气壮，但也得反思自己，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也该反思我们自己应当做点什么。”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垃圾焚烧，而是中国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湿垃圾，焚烧时如果达不到足够高温，就会释放二恶英。填埋也会严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他自己花钱开始研究“垃圾甩干机”想用这个技术来过滤垃圾的水分。“我是个混子德性，本来打算移民，现在我怎么也不走了，这是我的地儿，我就留在这儿，死磕了。说句抒情的话吧，我在哪儿，哪儿就是中国。”
做这些节目时，常常会有人说：“不要往下做了吧，中国乱不起啊。”我理解这样的担忧，老郝和我在北京美丽园小区，曾见到过激烈的冲突。进小区时我吓了一跳，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整个小区挂满了红色标语和支持双方的不同颜色的旗子。很晚了，马路上都是人，挥着拳头，打着标语，有人喊：“杀死雷霞。”
这些人都是住在这里的业主，雷霞是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她刚打赢了官司，让业主少掏物业费，但物业公司不执行法院判决，突然撤走，停电停水。有一部分业主说是业委会打官司才造成这个后果。他们围在马路上，向雷霞叫嚷。电视镜头一对着，几十人就围上来，把手里拿的纸几乎挥到雷霞的脸上，大声喊：“剥下他们的画皮。”
雷霞不说话，手没有架在胸前，也没有放在兜里，站着听。
面向她站在最前头的中年男子说：“你们凭什么打这个官司影响我们生活？我们愿意交这个钱，交得起，这是民意。”
雷说：“这是一个集体，大多数人作出来的决定，少数人是要保留一点来服从的。这是一个公理。当时票箱表达的意见就是只有十票反对。九百多户投票，八百多户赞成，这不代表民意吗？”
中年男子说他们当时没有投票，因为想让业主大会达不到半数而无效，人数最终过半后业委会官司打赢了，这些没投过票的人在马路上喊“打倒业委会”业委会的杜平说：“真正的民主是在票箱里表达你的意见，而不是站在马路上。”
但是，马路上的声音太大了。在我们的镜头里，反对业委会的人打支持者的耳光，有人下跪，有人游行，有人拉标语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会怎么收场，不知道理性会不会在拳头面前落败。
后来我发现，最终起作用的，是那些住在小区里，没有投过票，也没有反对过投票，原本与这两方都毫无瓜葛的人。
他们被马路上的声音吵醒，渐渐加入议论，在家门口挂上支持其中一方的旗帜，聚在一起开会，建立小区论坛，在公告栏里，贴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人，是以前并不关心公共事务，不想为两块钱的物业费花私人时间的人。
我们采访了其中之一，他说：“以前不太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次一方面是觉得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感受比较深，也比较惭愧。我觉得不能再做沉默者，不去搭顺风车，大家都站出来表示自己的意见，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二〇〇六年的十月二十八号，美丽园进行了第五次业主代表大会的选举，一千三百七十八户，一千零九十四户投票，拄项决议的结果都是六百多对四百多票，最终决定业委会留任，用招投标程序选择新的物业公司，不再续聘原物业。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很多人看来，徒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它唤醒的东西，带来了马路上最终的安宁。
二〇〇八年，我在美国，正是他们总统大选前夜。华盛顿博物馆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记者时，突然说：“等一下。”他飞跑着拿了张报纸给我看：“看，黑人新郎被白人警察枪杀，我们要去游行。”
“你们要求什么？”
“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
我目瞪口呆：“不会吧？”他看我不信，说“你等等”大街上随手叫了三组人，一个年轻的家庭，两个挂着耳机线的女孩，一对老年夫妻，都是黑人“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想建立属于黑人的国家？”
“当然。”六个人连迟疑都没有“你可以到我们的街区去看一看，美国仍然是白人的国家，不是我们的。”
“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
“他的脑子是白的。”老黑人说。
那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说着说着居然哭了，他说他的街区警察的对讲机里，黑人的代码，是“nonhumanbeing”
在这之前，我以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民权法已经顺利地把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了，奥巴马一旦上台更是黑人的狂欢这都是我的想象和从书中看来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
我问这个老黑人：“你们会选择暴力吗？”他说不会。“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智慧能。”
“愤怒不也是一种力量吗？”
“是，但是一种危险的力量。”
“那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力量？”
“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他说“我们有法律。”
我们也有。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不肯。进行例行心理治疗的讨论时，他建议将白天的日程换到晚上进行，因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要求的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
麦克默菲说：“小小的改变没有害处。”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麦克默菲说：“这可是世界棒球赛，比赛结束以后，还可以改过来。”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让步了：“这样吧，我们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麦克默菲十分赞成：“好极了！”他第一个高高地举起了手。切斯威克也举起了手。泰伯也想举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马上把手缩了回来；马蒂尼手刚举起，就停留在头顶，装着抓痒；塞夫尔手放在胸前，两眼看着周围，等着大多数人举手，他也举。
大家都想看球赛，但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只有三票。对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见办。”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
麦克默菲说：“这就是你们的作息制度？我可要进城去看棒球赛。谁愿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麦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麦克默菲指着屋子中间那个花岗岩的洗脸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
比利还是不相信：“你举不起它。”
麦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赌，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我总算试过了，起码我试过了！”
郝劲松打贏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在“新闻调査”我采访过一个人。他帮农民反映征地的事，在网上发帖提及当地领导，用了一个比较激烈的词，被判诽谤罪，人狱两年。我在监狱采访他，那时他已经服了一年多的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那篇文章叫什么叫什么屈服”
“我只是讨厌屈服。”我说。他带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哎对，过了一会儿，说：“在那篇文章里，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他说权利不用来伸张的话，就只是一张纸。”这个人相信了这些写在纸上的话，然后穿着蓝白相间竖条纹的狱服，满脸胡须，坐在这里看着我。他进监狱后，厂子倒了，离了婚，监狱离他的家两千里，没人给他送生活费，村里的人去看他，拾破烂的老人给了他五十块钱，老汉戴着塌得稀软的蓝布帽子，对我说：“把他换出来，把我关进去吧，我老了。”
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对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说几句话。我说好。文·冇·人·冇·书·冇·屋
他说：“等一下。”低了一会儿头，腮帮子紧紧地咬得绷着，抬起来，带着笑容对着镜头：“儿子”扭头冲我解释“我管我女儿叫儿子。”
“儿子，你不要为爸爸担心，要好好帮助妈妈千活”他的嘴都抽起来了，但他还是笑着“你要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爸爸不是坏人。”
采访的时间到了，我站起身，说：“保重身体，来日方长。”
他脸上的肉都在抖，但他笑着说，好。
狱警押着他，转身走了。走到十儿米快要拐角的地方，一声尖利的哀号传来，我扭头看，他两只手被铐着，不能擦泪，只能仰头向天，号啕痛哭，那是从胸腔里爆炸出来的哭声。已经看不见他了，监狱曲折的走廊尽是回声。
回来后，我们赶了一天一夜的片子。审片的时候，还来不及配音，老郝拿着稿子对着画面念解说。
有一段是我采访他：“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他说“因为我付出过。”
“你还相信法律吗？”
“不。”他说“我信仰法律。”底下该是解说了，但没有声音，我转头看老郝，她拿纸遮住脸克制着。张洁和我也红了眼睛。袁总看了我们三个一会儿，对张洁说：“你做了这么多年新闻，还是这么感性么？”
转回头对着屏幕：“往下看。”
片子说到农民为反映征地问题，静坐的时候被抓了十几个人。
“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危害到了社会公共秩序，为什么要抓人呢？”我问公安局长。
“我们预见到了，所以它没有发生。”公安局长说。
我问他：“没有发生为什么要抓人呢？”
他说：“为了稳定。”
“可是稳定的前提不是法治秩序吗？”
对方沉默，这个段落结束。
袁总说“停。”转头对我说：“你应该再往下问这样的结果能带来稳定吗？”
有一天晚上，郝劲松给我打电话，说他有点沮丧。
我给他讲了这件事，说：“你是这个人的榜样。”我差点脱口而出“你没有权利放弃”顿了一下，这个想法是错的，他当然有权利放弃，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人的，我改口成“你判断要不要放弃”
之后不久，他去了上海，成为上海黑车钓鱼执法案的公民代理人。我又一次采访他，节目中提到了他向铁道部提起法律诉讼的往事。没多久，采访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车上他的同事问我：“你们为什么要采访这么个刺头，他是反政府吧？”
我说：“他挺较劲，也许也有虚荣心，不过我没觉得他是反政府。他谈的都是法律问题，您要觉得他谈的不对，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批驳他。”
坐在车前座的王勇平转过头说：“他是剌头，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我采访过一个政府官员，他在当地拆迁时，拿一个小马扎，坐在居民楼下，坐了十几天，两边煎熬，费尽唇舌为居民去争取哪怕多一点点的利益。
“这是个公共用地拆迁，从现行法律来说，你可以贴一张告示就拆，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做？”我问。他想了想，说“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我也是一个老百姓。”
一九四六年，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
我初看不明白。
他解释：“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朿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北京郊区曾经发生过政府与居民的剧烈冲突，这里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居民认为一定会产生严重污染，双方座谈时，脸都扭到一边“剑拔弩张”
“沟通不可能么？”我问。
居民代表黄小山说：“政府就要建，我们就不让建。不管是谁，总说这个‘就’字，‘就’要怎么怎么着，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
他组织居民举牌子在博览会门口示威，站在第一排，他头发是朋克式的，两边秃着，头上一丛染得像个鸡冠花，很好认。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就是那个黄毛”他在雨里浑身都抖“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在里面待了一夜，出来他换种方式，把“论垃圾为什么不能焚烧”的材料不停向各级政府递交，电视台组织辩论场场到。
政府的专家在辩论赛上认识他之后，请他参加去日本的考察团“这个人，路上见着姑娘漂亮就使劲看，目不转睛。他很真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高兴的时候就骂。‘真’的人好交往，没有偏激和成见。”
日本国土面积小，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焚烧，东京的厂子就建在市中心，进去参观要换拖鞋，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重要的不是烧不烧，而是烧什么，怎么烧。”但小区居民在镜头里骂他‘说他“叛变”了’向着政府说话。
他有点儿像小鱼，热锅上两边煎，但他说对抗不代表独立“谁也不信谁，不买账，这不行，不能光服从，也不能光对抗，那只是个姿态。得有理由，有科学依据。批评政府，这事咱理直气壮，但也得反思自己，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也该反思我们自己应当做点什么。”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垃圾焚烧，而是中国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湿垃圾，焚烧时如果达不到足够高温，就会释放二恶英。填埋也会严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他自己花钱开始研究“垃圾甩干机”想用这个技术来过滤垃圾的水分。“我是个混子德性，本来打算移民，现在我怎么也不走了，这是我的地儿，我就留在这儿，死磕了。说句抒情的话吧，我在哪儿，哪儿就是中国。”
做这些节目时，常常会有人说：“不要往下做了吧，中国乱不起啊。”我理解这样的担忧，老郝和我在北京美丽园小区，曾见到过激烈的冲突。进小区时我吓了一跳，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整个小区挂满了红色标语和支持双方的不同颜色的旗子。很晚了，马路上都是人，挥着拳头，打着标语，有人喊：“杀死雷霞。”
这些人都是住在这里的业主，雷霞是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她刚打赢了官司，让业主少掏物业费，但物业公司不执行法院判决，突然撤走，停电停水。有一部分业主说是业委会打官司才造成这个后果。他们围在马路上，向雷霞叫嚷。电视镜头一对着，几十人就围上来，把手里拿的纸几乎挥到雷霞的脸上，大声喊：“剥下他们的画皮。”
雷霞不说话，手没有架在胸前，也没有放在兜里，站着听。
面向她站在最前头的中年男子说：“你们凭什么打这个官司影响我们生活？我们愿意交这个钱，交得起，这是民意。”
雷说：“这是一个集体，大多数人作出来的决定，少数人是要保留一点来服从的。这是一个公理。当时票箱表达的意见就是只有十票反对。九百多户投票，八百多户赞成，这不代表民意吗？”
中年男子说他们当时没有投票，因为想让业主大会达不到半数而无效，人数最终过半后业委会官司打赢了，这些没投过票的人在马路上喊“打倒业委会”业委会的杜平说：“真正的民主是在票箱里表达你的意见，而不是站在马路上。”
但是，马路上的声音太大了。在我们的镜头里，反对业委会的人打支持者的耳光，有人下跪，有人游行，有人拉标语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会怎么收场，不知道理性会不会在拳头面前落败。
后来我发现，最终起作用的，是那些住在小区里，没有投过票，也没有反对过投票，原本与这两方都毫无瓜葛的人。
他们被马路上的声音吵醒，渐渐加入议论，在家门口挂上支持其中一方的旗帜，聚在一起开会，建立小区论坛，在公告栏里，贴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人，是以前并不关心公共事务，不想为两块钱的物业费花私人时间的人。
我们采访了其中之一，他说：“以前不太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次一方面是觉得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感受比较深，也比较惭愧。我觉得不能再做沉默者，不去搭顺风车，大家都站出来表示自己的意见，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二〇〇六年的十月二十八号，美丽园进行了第五次业主代表大会的选举，一千三百七十八户，一千零九十四户投票，拄项决议的结果都是六百多对四百多票，最终决定业委会留任，用招投标程序选择新的物业公司，不再续聘原物业。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很多人看来，徒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它唤醒的东西，带来了马路上最终的安宁。
二〇〇八年，我在美国，正是他们总统大选前夜。华盛顿博物馆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记者时，突然说：“等一下。”他飞跑着拿了张报纸给我看：“看，黑人新郎被白人警察枪杀，我们要去游行。”
“你们要求什么？”
“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
我目瞪口呆：“不会吧？”他看我不信，说“你等等”大街上随手叫了三组人，一个年轻的家庭，两个挂着耳机线的女孩，一对老年夫妻，都是黑人“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想建立属于黑人的国家？”
“当然。”六个人连迟疑都没有“你可以到我们的街区去看一看，美国仍然是白人的国家，不是我们的。”
“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
“他的脑子是白的。”老黑人说。
那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说着说着居然哭了，他说他的街区警察的对讲机里，黑人的代码，是“nonhumanbeing”
在这之前，我以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民权法已经顺利地把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了，奥巴马一旦上台更是黑人的狂欢这都是我的想象和从书中看来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
我问这个老黑人：“你们会选择暴力吗？”他说不会。“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智慧能。”
“愤怒不也是一种力量吗？”
“是，但是一种危险的力量。”
“那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力量？”
“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他说“我们有法律。”
我们也有。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