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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封信，信中说：“你寄来的诗，我都看过。写得好，有生活内容。我写不出来，你不到农场去也是写不出来的。”由于我在给他们的信中曾经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他还写道：“认真说，我倒真正羡慕你们。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想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脱胎换骨”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彻底改造。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郭老借此曲折地表达了对四人帮时期政治现状的绝望，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只能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回过头看写于同期的他给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扎根”视为“真正的道路”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而“扎穿地球扎到老”也就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是一句豪言壮语，其实是一句无比沉痛的嘱咐。同样，当他摘抄世英日记中的那句话——“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时，他心中想必是在与政治的肮脏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泥巴的“干净”的。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当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觉醒，世英正是文革时期政治的一个牺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当初让世英从农场回来的做法。郭民英死后的一天，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全体要员来到郭家慰问，周恩来对世英说：“世英不错嘛，在农场劳动了一年，自己又主动延长了一年。”陈伯达马上说：“要是不回来就更好了。”陈这么说也许是唱革命高调，但客观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证实的预言。世英死后两年，周恩来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说：“世英的信（一封只写了半页、没有写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里，不说这事，我很难过，看不下去。怪我有旧思想，让他上大学，从农场回来了。孩子们的事，我们都有责任，我更有责任。”事实上，世英自己的确曾想永远留在农场，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他的正确本能，这个本能告诉他必须远离当时的政治。如果这个决定实施，惨剧很可能不会发生。诗人和庄稼汉都是自然之子，而那些聚众剿杀异端的小知识分子却是社会的怪胎。当诗人的灵魂虔诚地把农场当做涤罪所的时候，实际上向往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休憩的避难所。
过一封信，信中说：“你寄来的诗，我都看过。写得好，有生活内容。我写不出来，你不到农场去也是写不出来的。”由于我在给他们的信中曾经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他还写道：“认真说，我倒真正羡慕你们。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想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脱胎换骨”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彻底改造。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郭老借此曲折地表达了对四人帮时期政治现状的绝望，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只能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回过头看写于同期的他给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扎根”视为“真正的道路”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而“扎穿地球扎到老”也就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是一句豪言壮语，其实是一句无比沉痛的嘱咐。同样，当他摘抄世英日记中的那句话——“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时，他心中想必是在与政治的肮脏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泥巴的“干净”的。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当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觉醒，世英正是文革时期政治的一个牺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当初让世英从农场回来的做法。郭民英死后的一天，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全体要员来到郭家慰问，周恩来对世英说：“世英不错嘛，在农场劳动了一年，自己又主动延长了一年。”陈伯达马上说：“要是不回来就更好了。”陈这么说也许是唱革命高调，但客观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证实的预言。世英死后两年，周恩来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说：“世英的信（一封只写了半页、没有写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里，不说这事，我很难过，看不下去。怪我有旧思想，让他上大学，从农场回来了。孩子们的事，我们都有责任，我更有责任。”事实上，世英自己的确曾想永远留在农场，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他的正确本能，这个本能告诉他必须远离当时的政治。如果这个决定实施，惨剧很可能不会发生。诗人和庄稼汉都是自然之子，而那些聚众剿杀异端的小知识分子却是社会的怪胎。当诗人的灵魂虔诚地把农场当做涤罪所的时候，实际上向往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休憩的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