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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希望痛苦，也不希望耻辱！”相反，在整个过程中，我却充分暴露了我的性格弱点，极其优柔寡断，沉湎在对自己感情的无休止的自我分析之中。两年过去了，她学徒期满，有较长的假期，我们终于商定春节她来资源结婚。可是，在结婚前夕，我的弱点竟然来了一个大爆发。
1972年12月底，我正在中峰公社下乡，地区文工团来这里体验生活了。有一天，团里几个人在公社客房里闲聊，我也加入其中。有一个女演员正在刻钢板，她身材小巧，梳两根短辫，扎着红头绳，穿一件朴素的花布罩衫，一对大眼睛温柔而有表情。我发现她常常停下手中的工作，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一会儿，她完全放下了工作，心不在焉地听大家聊天，突然向我借钢笔，在一张报纸上涂写，然后又突然还给我。接着，我们结群去礼堂看公社业余会演，她说她要赶任务，不去了。可是，在礼堂里坐下不久，我发现她坐在台上一侧的椅子上，正凝望着我。
若干天后，贝珍走进我住的客房来取火种，对我说：“我可能先回桂林，明天走。”门外有人声，她匆匆走了。一会儿，我出屋子，正要进公社办公室，见她迎面走来，走过我身边，飞快地递给我一张纸条，头不回地径直走了。我的心砰砰乱跳，走到街上无人处看纸条，上面写的是：“在即将离别之前，才感觉到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尤其是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在一间大客房里，文工团的人在烤火，她在油印。我靠在角落里一张床上，注视着她，心里七上八下，她也不时朝我窥看。我做出两个决定，第一立即给敏子发电报，让她暂时不来资源，第二把我和敏子的事情告诉贝珍。晚上，我和贝珍在乡村公路上散步。听说我已经有了未婚妻，她一怔，显然感到意外。她告诉我，虽然她不乏追求者，可是她对别人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情。
次日，我回县里开会，四五天里，我们通了好几封信。在当时的我看来，毁弃婚约是极严重的事，基本否决了，但又十分舍不得她。她也劝我维持婚约，同时又对我一往情深。1972年的最后一天，我借口要买香菇，跑到中峰，当然真正的目的是想见她一面。回县前，她来找我，说已经请假，要去县里买东西。后来我知道，她的借口是去买天麻，文工团的人因此给我们两人起了绰号，称她为香菇，称我为天麻。我们同车到达县城，她下午去办事，晚上来我的房间叙谈，当夜住在县文艺队的宿舍里。
按照常情判断，两个彼此爱恋的年轻人关门处于一室，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事。事实却不然，那时候的我，说单纯也好，说迂腐也好，对于一个我不能娶的姑娘，哪怕动一下亲吻的念头也会觉得罪恶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们规矩地坐着说话的时候，中峰那里已经炸开了锅。正是阳历除夕，文工团的人聚餐，有人问贝珍哪里去了，响起了一片嘻笑：“县革委会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真厉害，把我们团的姑娘拐走了！”“多少人攻不下，他盯她看一会儿，一下子就带走了”在场的地区政工组一个副组长闻言勃然大怒，当即宣布要把我放到最苦的公社去。当天夜里，文工团不断地往县里打电话找人，并调查贝珍睡在何处。第二天，从清晨起就派人在公路上守候，贝珍一到达，立即被隔离了起来。第三天，我去中峰，无法再见到她，只得到了别人转交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表示不再与我见面。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粗暴地压制恋爱自由无疑是对人权的侵犯，可是，在当时，两个年轻人哪里有力量对抗握有一切权力的组织。若干个月后，文工团一位老演员到资源出差，她是贝珍的老师，我从她那里知道了较多的实情。那个政工组副组长掌管文工团，他宠爱一个男演员，而那个男演员看上了贝珍，他就一直在利用职权从中撮合。在他看来，我不啻是闯入了他的禁地，搅乱了他一心想包办的婚事，难怪要恼羞成怒了。中峰风波后，他和那个男演员对贝珍进一步施加压力，仍以失败告终。贝珍的老师告诉我，贝珍始终为我辩护，说她是主动的。她对老师说：“一般男的往往头脑简单，感情僵硬，我长这么大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男人。”贝珍的老师还谈了她的一些近况，例如在阳朔拍电影漓江春早，别人抢镜头，她却很淡漠，躲在树阴下绣花。听了这些，我心里越发难过，觉得贝珍可贵，格外想念她了。
我不希望痛苦，也不希望耻辱！”相反，在整个过程中，我却充分暴露了我的性格弱点，极其优柔寡断，沉湎在对自己感情的无休止的自我分析之中。两年过去了，她学徒期满，有较长的假期，我们终于商定春节她来资源结婚。可是，在结婚前夕，我的弱点竟然来了一个大爆发。
1972年12月底，我正在中峰公社下乡，地区文工团来这里体验生活了。有一天，团里几个人在公社客房里闲聊，我也加入其中。有一个女演员正在刻钢板，她身材小巧，梳两根短辫，扎着红头绳，穿一件朴素的花布罩衫，一对大眼睛温柔而有表情。我发现她常常停下手中的工作，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一会儿，她完全放下了工作，心不在焉地听大家聊天，突然向我借钢笔，在一张报纸上涂写，然后又突然还给我。接着，我们结群去礼堂看公社业余会演，她说她要赶任务，不去了。可是，在礼堂里坐下不久，我发现她坐在台上一侧的椅子上，正凝望着我。
若干天后，贝珍走进我住的客房来取火种，对我说：“我可能先回桂林，明天走。”门外有人声，她匆匆走了。一会儿，我出屋子，正要进公社办公室，见她迎面走来，走过我身边，飞快地递给我一张纸条，头不回地径直走了。我的心砰砰乱跳，走到街上无人处看纸条，上面写的是：“在即将离别之前，才感觉到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尤其是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在一间大客房里，文工团的人在烤火，她在油印。我靠在角落里一张床上，注视着她，心里七上八下，她也不时朝我窥看。我做出两个决定，第一立即给敏子发电报，让她暂时不来资源，第二把我和敏子的事情告诉贝珍。晚上，我和贝珍在乡村公路上散步。听说我已经有了未婚妻，她一怔，显然感到意外。她告诉我，虽然她不乏追求者，可是她对别人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情。
次日，我回县里开会，四五天里，我们通了好几封信。在当时的我看来，毁弃婚约是极严重的事，基本否决了，但又十分舍不得她。她也劝我维持婚约，同时又对我一往情深。1972年的最后一天，我借口要买香菇，跑到中峰，当然真正的目的是想见她一面。回县前，她来找我，说已经请假，要去县里买东西。后来我知道，她的借口是去买天麻，文工团的人因此给我们两人起了绰号，称她为香菇，称我为天麻。我们同车到达县城，她下午去办事，晚上来我的房间叙谈，当夜住在县文艺队的宿舍里。
按照常情判断，两个彼此爱恋的年轻人关门处于一室，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事。事实却不然，那时候的我，说单纯也好，说迂腐也好，对于一个我不能娶的姑娘，哪怕动一下亲吻的念头也会觉得罪恶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们规矩地坐着说话的时候，中峰那里已经炸开了锅。正是阳历除夕，文工团的人聚餐，有人问贝珍哪里去了，响起了一片嘻笑：“县革委会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真厉害，把我们团的姑娘拐走了！”“多少人攻不下，他盯她看一会儿，一下子就带走了”在场的地区政工组一个副组长闻言勃然大怒，当即宣布要把我放到最苦的公社去。当天夜里，文工团不断地往县里打电话找人，并调查贝珍睡在何处。第二天，从清晨起就派人在公路上守候，贝珍一到达，立即被隔离了起来。第三天，我去中峰，无法再见到她，只得到了别人转交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表示不再与我见面。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粗暴地压制恋爱自由无疑是对人权的侵犯，可是，在当时，两个年轻人哪里有力量对抗握有一切权力的组织。若干个月后，文工团一位老演员到资源出差，她是贝珍的老师，我从她那里知道了较多的实情。那个政工组副组长掌管文工团，他宠爱一个男演员，而那个男演员看上了贝珍，他就一直在利用职权从中撮合。在他看来，我不啻是闯入了他的禁地，搅乱了他一心想包办的婚事，难怪要恼羞成怒了。中峰风波后，他和那个男演员对贝珍进一步施加压力，仍以失败告终。贝珍的老师告诉我，贝珍始终为我辩护，说她是主动的。她对老师说：“一般男的往往头脑简单，感情僵硬，我长这么大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男人。”贝珍的老师还谈了她的一些近况，例如在阳朔拍电影漓江春早，别人抢镜头，她却很淡漠，躲在树阴下绣花。听了这些，我心里越发难过，觉得贝珍可贵，格外想念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