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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听着邝和大妈谈了半个晚上，我是早就睡意矇眬了，她却好像兴致越来越好。
洛基开了一辆浑身是毛病的厢式货车送我们回长鸣，大妈那蜷缩的遗体被放在车后面的长凳上。每到十字路口，货车都会在停车时发出咳嗽般的声音，然后熄火。这时洛基就会跳下车去，打开引擎盖，在里面东摸西碰地捣鼓一番，嘴里还不停地骂着：“操你祖奶奶，你这个懒虫。”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这些咒语每每有效，特别是在我们表示焦急或排在后面的汽车鸣号催促时。车内冷得像冰箱，不知是不是出于对大妈遗体保存方面的考虑，洛基始终不肯把空调的暖风打开。看看窗外，薄雾正从远处的河岸徐徐升起，峰峦已在雾霭中浑浊不辨了。看上去这对一天来说不算是个好兆头。
邝坐在车后面，冲着大妈大声地谈论著，好像是两个在上学路上交谈的姑娘，我坐在另一张长凳上、酉蒙则坐在洛基后面的座位上，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我想他是害怕洛基又有什么危险之举。当天早晨，当我们在喜来登饭店往车上装行李时，我曾对西蒙说：“感谢上帝，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坐洛基的车了。”邝很反感地瞪了我一眼说：“嘿！别提‘最后’，这词不吉利。”吉利不吉利先不管它，至少我们不用再一天到晚地往返在长鸣的路上了。我们将在村子里住上两个星期，按大妈的好意，我们不用付租金。用邝的话说“是她邀请我们去住的。这在她死前就定好的。”
伴着汽车丁丁当当的金属撞击声，邝不停地向大妈絮叨着：“你看这件汗衫，像不像是全毛的？可它是丙烯的，可以机洗。”她用自己的方言翻译著“丙烯”、“机洗”之类的英语，然后又解释起在美国司法制度中洗衣机与干衣机的事情来。“在加利福尼亚，你是不能在阳台和窗户外晾晒衣服的，否则你的邻居会叫警察来让你难堪。美国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自由，很多事情都被禁止的，你甚至都不会相信。当然，我觉得有些规矩是订得好的，你除了在监狱里就不能吸烟，你不能随地乱丢橘子皮，你不让孩子在路边上大小便，可有一些就太可笑了，在影剧院里你不许交谈，你不许吃太多高脂肪的食物”
洛基把车开上了一条颠簸不平的小路，这使我在对邝的精神状态担心不已的同时，还要提防着大妈的尸体不要滚到地板上。
“而且你还不许让你的孩子干活。”邝仍然在自说自话地讲着。“我说的可全是真的，你还记得小时候让我去拾柴火吗？我可是全记得，大冬天的我不得不满世界地找，东南西北，上下左右，我的手指全都冻僵了，可你只管把这些柴火卖掉，钱都归你自己了，不，我并不是在诅咒你，现在也不。那个时代每个人都必须拼命地干活，可是在美国，你如果这样对我，他们就要把你关进监狱。还有，你打了我那么多次耳光，还用你的尖指甲掐我的脸，你不记得了？看看这两个伤疤，像兔唇一样留在这里。现在我想起来了，我要再告诉你一次，我没有用米糕去喂猪，现在我没理由再撒谎了，和我原来说的一样，是吴三表妹偷去的，我亲眼看到她干的，你可以去问她自己。她现在应该也死了，问问她为什么撒谎而且还诬陷我。”
接下来的十分钟里邝出奇地平静，我想她也许在和大妈用中国方式彼此默默地在交流着。突然，邝用英语向我大喊起来：“利比—阿，大妈问我，你能否为她拍照片，她说她活到现在还没有一张好照片。”没等我回话，邝又讲了一大堆阴语：“今天下午，她认为是拍照的最佳时间，等她穿上最好的衣服，最好的鞋。”邝冲着大妈；声笑着，然后对我说：“大妈说，她为家里有这样著名的摄影师而感到自豪。”
“我可一点儿不著名。”
“别和大妈抬扛，对她来说，你是著名的，就这么回事。”
西蒙起身坐到我旁边，轻语道：“你不会为死尸拍照吧，嗯？”
“你让我说什么呢？‘对不起？我不给死人拍照，不过我可以为你推荐一个人’？”
“她并不太适合拍照。”
“别孩子气了。”
“你知道拍照是邝的愿望，并非大妈的。”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废话呢？”
“你要想想，我们是在中国，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接连发生，可我们到这儿才第二天。”
车到长鸣后，四个中年妇女帮我们搬行李，我们表示自己来，被她们笑着拒绝了，她们声称任选一人都要比我们三人加在一起还有力气。我们空着手走上一条铺着石头的迷宫般的小道，穿过狭窄的走廊七弯八转来到大妈的屋子。在整个村子里，这栋房子是非常独特的，是用土砖砌成的小平房。邝打开木门，西蒙和我跨进了门槛进入院子中央，一位瘦小的老妇正在用手泵向一只桶里压水。看到我们，她先是面露惊愕，继而满脸放光地招呼起邝。她一开口就从嘴里冒出一股雾气。她的一只眼睛眯成一条缝，而另一只眼睛却向外暴突着，很像是盯着猎物的蛙眼。邝和这妇人拥抱了一下，彼此在腰际拍打着，然后则是一大串的长鸣方言。这妇人冲着一段残破的墙垣作着手势，像是在发泄着无以名状的火气。她祈求邝对房屋残破的现状以及她未能就我们的到来准备一次晚宴和管弦乐的欢迎仪式表示原谅。
“这是杜丽丽，是我家的世交。”邝用英语对我和西蒙说，昨天她到山脚下去采蘑菇去了，回来时才知道我来过又走了。
杜丽丽的脸上呈出一副极为痛苦的表情，好像是理解了邝的话，我们冲她点了点头。
邝接着说：“很久以前，我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你们可以讲普通话，她听得懂的。”邝又转向她的朋友替我们介绍。“我的小妹，利比—阿，她会说怪怪的普通话，美国味的，她的思想和句子都有点过时，你会发现的。这位是她的先生西蒙，他像个聋子，只会说英文。当然，他们只有一半中国血统。”
“啊！”杜丽丽的声调听上去既惊讶又厌恶。“只有一半！那么他们之间说什么话？”
“说英语。”邝说。
“啊！”又是一声怪异的惊叹，杜丽丽盯着我的脸打量着，好像我脸上的那些中国痕迹会转瞬即逝一样。
“你能听懂一点儿，是吗？”她用官话慢慢地问我，我点了点头，她旋即加快了语速：“你太瘦了，怎么会这么瘦呢？啧！啧！我一直以为美国人是很能吃的。你是不是体质不佳？邝，你怎么不照顾好你的小妹？”
“我当然做了。”邝抗议道“可她不肯多吃！美国女孩以瘦为美。”
接着杜丽丽又打量了一下西蒙：“噢，这人像个电影明星。”她踮起脚尖，以便看得更仔细些。
西蒙冲着我耸了耸眉毛：“请告诉我她在说什么？”
“她说你可以做她的好女婿。”我向邝眨眨眼，装作一本正经地说。
西蒙的眼睛都瞪圆了。这是我们早先同居时常玩的把戏，我给他一个错误的翻译。然后我们就为此瞎折腾一番，直到其中一人败兴为止。
杜丽丽拉着西蒙的手向屋内走去“请进来，我要请你们看样东西。”
邝和我也跟了进去“她先要检查一下你的牙齿，”我对西蒙说“这是订婚仪式前的惯例。”我们来到了一个二十码见方的厅堂，杜丽丽称这是中堂，屋里很黑，空荡荡的只有两条长凳和一张木桌，还散放着一些罐罐坛坛。屋顶没装天花板，房梁上挂着干肉、胡椒和篮子，没有装吊灯。地是用粘土夯实的。杜丽丽指了指靠后墙的白木桌上摆着的祭坛，招呼西蒙站到她的身边。
“她要看看神是否接受你，”我边说，邝边捂住嘴巴，我忙向她眨眼睛。桌子上方贴着一些粉红色的纸，上面的字已经褪色了。中间是毛泽东的画像，头像上挂着一条黄色的带子。左边是个破旧的镀金镜框，里面放着耶稣像，手上举着一束金光。右边则是杜丽丽要让西蒙看的：这是一张旧挂历上的照片，里面是一个很像布鲁斯李的人，穿着古代武士的服装，喝着绿色的苏打水。“看到这个明星了吗？”杜丽丽说“你和他很像，黑头发，尖利的眼睛，嘴唇轮廓分明，简直一模一样，太潇洒了。”
我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西蒙，他正等着我的翻译“她说你和这个全国通缉的要犯长得很像。结婚是不可能了，她想把你出卖给警方，可以得到一千元的赏金。”
西蒙指了指照片，又指了指自己，张着大嘴说：“我？”他拼命摇着头，用英语提出抗议：“不，不，认错人了。我是美国人，大好人。这是坏人，完全不一样。”
我实在忍不住，一下大笑了起来。
“我赢了，”西蒙非常得意，邝向杜丽丽解释着我们的闹剧，我和西蒙则相视而笑，很长时间以来这是我们之间头一次这样开心，不知何时，我们之间调情的挑逗，已经变成了彼此的挖苦。
“事实上，杜丽丽说你和这个影星一样英俊。”
西蒙双手合起作作揖状向杜丽丽表示感谢，她也回敬他，并为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恭维而高兴。
“你知道吗，”我说“由于某些原因，比如这样的光线，你看上去的确不同，很漂亮。”
“唔，真的吗？”他的眉毛一跳一跳的。
我感到有点尴尬，脸也发烧起来“噢，也许吧，可能你看上去更像中国人的原因。”我转过身装作在看毛泽东的画像。
“你知道人们对结过婚的人是如何评说的，我们相处得越久，彼此就越像。”
我眼睛盯着墙上，心中却不明白西蒙这话的意思。“你看，把耶稣像挂在毛泽东的旁边，这在中国违法吗？”
“杜丽丽可能根本不知道谁是耶稣，她没准也把他当成明星挂着罢了。”
我正想问问杜丽丽这张耶稣的画像，邝突然转过身去，冲着门廊光亮处的黑影叫了起来：“进来！进来！”她好像一下变得忙碌不堪。“西蒙，利比—阿，帮他们搬搬行李。”我们那些年长的侍者把我们推到一边，搬进了一堆我们的提箱和拎包，箱底好像已沾了些粘土。
“把你的手袋打开。”邝对我说，还没等我去做，她已抢先把手伸了进去。我想她是要拿钱去付小费，谁知她却拿出了一包万宝路香烟给了这些老太太，妇人们高兴地依次把香烟拿走，随之抽了起来，一阵烟升雾腾之后，她们都走了。
邝把她的行李搬到右边一间黑洞洞的房间里，冲我示意道：“我们住在这里。”我猜想这间卧室一定非常简陋，而且一定不会有什么装饰。可是当邝打开窗户，让上午的阳光洒进房间时，我简直惊呆了，一张华丽的镂花双人床，上面挂着带幔帘的蚊帐，实在精美绝伦，甚至让我联想起我在联合大街的一家商店里梦寐以求的那张床。床上收拾得和邝平时一样，床单铺在床垫上，枕头放在叠好的被子上，端置在床脚。“大妈从哪儿弄到的？”我赞叹道。
西蒙抚摸着一只大理石贴面的梳妆台，台上的镜面银光闪烁：“我想这一定是他们从历次浩劫中留下的一件帝王遗物吧？”
“这都是些旧货，”邝不屑地挥挥手，露出得意神态“在我们家放了很久了，‘文革’的时候，大妈把它们藏在草垛里，所以才都保存了下来。”
“保存？”我不解地说“可最早我们家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最早，是一个女传教士给我母亲的祖父的，为此还欠了一大笔债。”
“一大笔债？”
“说来话长了，这事总有一百年了”
“我们等会儿再谈这事吧，”西蒙插话道“我该到其他房间去安顿一下。”
邝作出了一个嘲弄的表情。
“什么？”西蒙似乎悟出了什么“你是说没有其他卧室了？”
“还有一个卧室是杜丽丽的，是个很小的房间。”
“那我们睡在哪里？”我试图在房间里找到其他的床褥和垫子。
邝无动于衷地冲着这张大床努了努嘴，西蒙冲我一笑，作出一副表示理解的表情，可这分明是不真诚的。
“这张床睡两个人是够大了，”我对邝说“你和我睡在这里，但我们还得给西蒙找一张床。”
“到哪去找闲着的床呢？”邝眼睛看着屋顶，双手不停地摩搓，好像一张床会从天上变出来一样。
我觉得喉咙有些发紧：“可总该有人有富余的床垫被褥之类吧？”
她去问杜丽丽，后者也在那儿摩搓手“看到了，”她说“是没有。”
“没关系，我可以睡在地板上。”西蒙说。
邝把这话翻译给杜丽丽时，引出一阵窃笑“你难道要和蟑螂同床共枕吗？”邝说“毒蜘蛛？大蚂蚁？这里可是有很多蚂蚁，会咬掉你的手指的，”她边说边作出咀嚼的声音“你喜欢这样吗？噢，只有一个办法，我们三个人睡一张床，不管怎么说，只有两个星期。”
“不能这样。”我抗议道。
杜丽丽看上去神情关注，她向邝耳语了几句，邝又跟她耳语，只见她转头看看我和西蒙，随后就拼命摇着头，说出一连串的“不”她挽住我的手，又拉过西蒙，把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拉在一起，说：“你们这两个急性子，这里可没有为你们准备好美国的豪华设备，听你大妈的，睡在一张床上，到明天一早你们一定会觉得又暖和又新鲜。”
“你不明白。”我说。
“不——不——不。”杜丽丽毫不理会我的意见。
西蒙有点被激怒了：“我想我还是去散散步，好让你们把事情定下来，三个人睡一起也好，在地上喂蟑螂也好，我都没意见，你们决定好了。”
他是不是由于我的坚持而生气呢？我想说出来，这是我不好。西蒙刚走出，杜丽丽也跟了出去，用中文在训斥他：“如果有麻烦，你应该解决它。你是丈夫，她要听你的，但你要做得体贴和宽容。一对夫妻不睡在一起，这像什么话。”
我看看邝，问：“这都是你设计好的吗？”
邝好像不高兴地说：“这不是设计，这是在中国。”
我们沉默了几分钟，我没好气地说：“洗手间在哪儿，我要方便。”
“沿着过道走，然后向左转，你会看到一个小棚子，”
“你是说房间里没有洗手间？”
“我怎么告诉你的，”邝有点得意地说“这是在中国。”
我们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只有大米和咸水黄豆，邝坚持让杜丽丽把一些剩菜热热吃掉算了。饭后，邝到村礼堂去忙大妈的画像的事，我和西蒙兵分两路在村里转转。我选择的是一条铺着碎石的小路，远处，一群鸭子在摇摇摆摆地走过，中国的鸭子是否要比美国的更驯顺呢？它们有些什么不同，我拍下几张照片，以便提醒自己此时的所思所想。
回到房间时，杜丽丽对我说，大妈的画像最起码还要等大半个小时。我们一起向山脚走去，杜丽丽挽着我的手，说着官话：“你姐姐和我过去常在那边的稻田里玩水，喏，就在那儿。”
我想杜丽丽一定在回忆着邝的少年时代。
“我们有时抓蝌蚪，”她像个小姑娘一样喜形于色“用头巾当网，就像这样，”她一边说一边示范“那些日子，我们村里的干部正在向育龄妇女宣传，吃蝌蚪有利于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我们当时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可你姐姐说，‘杜丽丽，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她让我把那些黑色的小生灵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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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听着邝和大妈谈了半个晚上，我是早就睡意矇眬了，她却好像兴致越来越好。
洛基开了一辆浑身是毛病的厢式货车送我们回长鸣，大妈那蜷缩的遗体被放在车后面的长凳上。每到十字路口，货车都会在停车时发出咳嗽般的声音，然后熄火。这时洛基就会跳下车去，打开引擎盖，在里面东摸西碰地捣鼓一番，嘴里还不停地骂着：“操你祖奶奶，你这个懒虫。”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这些咒语每每有效，特别是在我们表示焦急或排在后面的汽车鸣号催促时。车内冷得像冰箱，不知是不是出于对大妈遗体保存方面的考虑，洛基始终不肯把空调的暖风打开。看看窗外，薄雾正从远处的河岸徐徐升起，峰峦已在雾霭中浑浊不辨了。看上去这对一天来说不算是个好兆头。
邝坐在车后面，冲着大妈大声地谈论著，好像是两个在上学路上交谈的姑娘，我坐在另一张长凳上、酉蒙则坐在洛基后面的座位上，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我想他是害怕洛基又有什么危险之举。当天早晨，当我们在喜来登饭店往车上装行李时，我曾对西蒙说：“感谢上帝，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坐洛基的车了。”邝很反感地瞪了我一眼说：“嘿！别提‘最后’，这词不吉利。”吉利不吉利先不管它，至少我们不用再一天到晚地往返在长鸣的路上了。我们将在村子里住上两个星期，按大妈的好意，我们不用付租金。用邝的话说“是她邀请我们去住的。这在她死前就定好的。”
伴着汽车丁丁当当的金属撞击声，邝不停地向大妈絮叨着：“你看这件汗衫，像不像是全毛的？可它是丙烯的，可以机洗。”她用自己的方言翻译著“丙烯”、“机洗”之类的英语，然后又解释起在美国司法制度中洗衣机与干衣机的事情来。“在加利福尼亚，你是不能在阳台和窗户外晾晒衣服的，否则你的邻居会叫警察来让你难堪。美国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自由，很多事情都被禁止的，你甚至都不会相信。当然，我觉得有些规矩是订得好的，你除了在监狱里就不能吸烟，你不能随地乱丢橘子皮，你不让孩子在路边上大小便，可有一些就太可笑了，在影剧院里你不许交谈，你不许吃太多高脂肪的食物”
洛基把车开上了一条颠簸不平的小路，这使我在对邝的精神状态担心不已的同时，还要提防着大妈的尸体不要滚到地板上。
“而且你还不许让你的孩子干活。”邝仍然在自说自话地讲着。“我说的可全是真的，你还记得小时候让我去拾柴火吗？我可是全记得，大冬天的我不得不满世界地找，东南西北，上下左右，我的手指全都冻僵了，可你只管把这些柴火卖掉，钱都归你自己了，不，我并不是在诅咒你，现在也不。那个时代每个人都必须拼命地干活，可是在美国，你如果这样对我，他们就要把你关进监狱。还有，你打了我那么多次耳光，还用你的尖指甲掐我的脸，你不记得了？看看这两个伤疤，像兔唇一样留在这里。现在我想起来了，我要再告诉你一次，我没有用米糕去喂猪，现在我没理由再撒谎了，和我原来说的一样，是吴三表妹偷去的，我亲眼看到她干的，你可以去问她自己。她现在应该也死了，问问她为什么撒谎而且还诬陷我。”
接下来的十分钟里邝出奇地平静，我想她也许在和大妈用中国方式彼此默默地在交流着。突然，邝用英语向我大喊起来：“利比—阿，大妈问我，你能否为她拍照片，她说她活到现在还没有一张好照片。”没等我回话，邝又讲了一大堆阴语：“今天下午，她认为是拍照的最佳时间，等她穿上最好的衣服，最好的鞋。”邝冲着大妈；声笑着，然后对我说：“大妈说，她为家里有这样著名的摄影师而感到自豪。”
“我可一点儿不著名。”
“别和大妈抬扛，对她来说，你是著名的，就这么回事。”
西蒙起身坐到我旁边，轻语道：“你不会为死尸拍照吧，嗯？”
“你让我说什么呢？‘对不起？我不给死人拍照，不过我可以为你推荐一个人’？”
“她并不太适合拍照。”
“别孩子气了。”
“你知道拍照是邝的愿望，并非大妈的。”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废话呢？”
“你要想想，我们是在中国，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接连发生，可我们到这儿才第二天。”
车到长鸣后，四个中年妇女帮我们搬行李，我们表示自己来，被她们笑着拒绝了，她们声称任选一人都要比我们三人加在一起还有力气。我们空着手走上一条铺着石头的迷宫般的小道，穿过狭窄的走廊七弯八转来到大妈的屋子。在整个村子里，这栋房子是非常独特的，是用土砖砌成的小平房。邝打开木门，西蒙和我跨进了门槛进入院子中央，一位瘦小的老妇正在用手泵向一只桶里压水。看到我们，她先是面露惊愕，继而满脸放光地招呼起邝。她一开口就从嘴里冒出一股雾气。她的一只眼睛眯成一条缝，而另一只眼睛却向外暴突着，很像是盯着猎物的蛙眼。邝和这妇人拥抱了一下，彼此在腰际拍打着，然后则是一大串的长鸣方言。这妇人冲着一段残破的墙垣作着手势，像是在发泄着无以名状的火气。她祈求邝对房屋残破的现状以及她未能就我们的到来准备一次晚宴和管弦乐的欢迎仪式表示原谅。
“这是杜丽丽，是我家的世交。”邝用英语对我和西蒙说，昨天她到山脚下去采蘑菇去了，回来时才知道我来过又走了。
杜丽丽的脸上呈出一副极为痛苦的表情，好像是理解了邝的话，我们冲她点了点头。
邝接着说：“很久以前，我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你们可以讲普通话，她听得懂的。”邝又转向她的朋友替我们介绍。“我的小妹，利比—阿，她会说怪怪的普通话，美国味的，她的思想和句子都有点过时，你会发现的。这位是她的先生西蒙，他像个聋子，只会说英文。当然，他们只有一半中国血统。”
“啊！”杜丽丽的声调听上去既惊讶又厌恶。“只有一半！那么他们之间说什么话？”
“说英语。”邝说。
“啊！”又是一声怪异的惊叹，杜丽丽盯着我的脸打量着，好像我脸上的那些中国痕迹会转瞬即逝一样。
“你能听懂一点儿，是吗？”她用官话慢慢地问我，我点了点头，她旋即加快了语速：“你太瘦了，怎么会这么瘦呢？啧！啧！我一直以为美国人是很能吃的。你是不是体质不佳？邝，你怎么不照顾好你的小妹？”
“我当然做了。”邝抗议道“可她不肯多吃！美国女孩以瘦为美。”
接着杜丽丽又打量了一下西蒙：“噢，这人像个电影明星。”她踮起脚尖，以便看得更仔细些。
西蒙冲着我耸了耸眉毛：“请告诉我她在说什么？”
“她说你可以做她的好女婿。”我向邝眨眨眼，装作一本正经地说。
西蒙的眼睛都瞪圆了。这是我们早先同居时常玩的把戏，我给他一个错误的翻译。然后我们就为此瞎折腾一番，直到其中一人败兴为止。
杜丽丽拉着西蒙的手向屋内走去“请进来，我要请你们看样东西。”
邝和我也跟了进去“她先要检查一下你的牙齿，”我对西蒙说“这是订婚仪式前的惯例。”我们来到了一个二十码见方的厅堂，杜丽丽称这是中堂，屋里很黑，空荡荡的只有两条长凳和一张木桌，还散放着一些罐罐坛坛。屋顶没装天花板，房梁上挂着干肉、胡椒和篮子，没有装吊灯。地是用粘土夯实的。杜丽丽指了指靠后墙的白木桌上摆着的祭坛，招呼西蒙站到她的身边。
“她要看看神是否接受你，”我边说，邝边捂住嘴巴，我忙向她眨眼睛。桌子上方贴着一些粉红色的纸，上面的字已经褪色了。中间是毛泽东的画像，头像上挂着一条黄色的带子。左边是个破旧的镀金镜框，里面放着耶稣像，手上举着一束金光。右边则是杜丽丽要让西蒙看的：这是一张旧挂历上的照片，里面是一个很像布鲁斯李的人，穿着古代武士的服装，喝着绿色的苏打水。“看到这个明星了吗？”杜丽丽说“你和他很像，黑头发，尖利的眼睛，嘴唇轮廓分明，简直一模一样，太潇洒了。”
我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西蒙，他正等着我的翻译“她说你和这个全国通缉的要犯长得很像。结婚是不可能了，她想把你出卖给警方，可以得到一千元的赏金。”
西蒙指了指照片，又指了指自己，张着大嘴说：“我？”他拼命摇着头，用英语提出抗议：“不，不，认错人了。我是美国人，大好人。这是坏人，完全不一样。”
我实在忍不住，一下大笑了起来。
“我赢了，”西蒙非常得意，邝向杜丽丽解释着我们的闹剧，我和西蒙则相视而笑，很长时间以来这是我们之间头一次这样开心，不知何时，我们之间调情的挑逗，已经变成了彼此的挖苦。
“事实上，杜丽丽说你和这个影星一样英俊。”
西蒙双手合起作作揖状向杜丽丽表示感谢，她也回敬他，并为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恭维而高兴。
“你知道吗，”我说“由于某些原因，比如这样的光线，你看上去的确不同，很漂亮。”
“唔，真的吗？”他的眉毛一跳一跳的。
我感到有点尴尬，脸也发烧起来“噢，也许吧，可能你看上去更像中国人的原因。”我转过身装作在看毛泽东的画像。
“你知道人们对结过婚的人是如何评说的，我们相处得越久，彼此就越像。”
我眼睛盯着墙上，心中却不明白西蒙这话的意思。“你看，把耶稣像挂在毛泽东的旁边，这在中国违法吗？”
“杜丽丽可能根本不知道谁是耶稣，她没准也把他当成明星挂着罢了。”
我正想问问杜丽丽这张耶稣的画像，邝突然转过身去，冲着门廊光亮处的黑影叫了起来：“进来！进来！”她好像一下变得忙碌不堪。“西蒙，利比—阿，帮他们搬搬行李。”我们那些年长的侍者把我们推到一边，搬进了一堆我们的提箱和拎包，箱底好像已沾了些粘土。
“把你的手袋打开。”邝对我说，还没等我去做，她已抢先把手伸了进去。我想她是要拿钱去付小费，谁知她却拿出了一包万宝路香烟给了这些老太太，妇人们高兴地依次把香烟拿走，随之抽了起来，一阵烟升雾腾之后，她们都走了。
邝把她的行李搬到右边一间黑洞洞的房间里，冲我示意道：“我们住在这里。”我猜想这间卧室一定非常简陋，而且一定不会有什么装饰。可是当邝打开窗户，让上午的阳光洒进房间时，我简直惊呆了，一张华丽的镂花双人床，上面挂着带幔帘的蚊帐，实在精美绝伦，甚至让我联想起我在联合大街的一家商店里梦寐以求的那张床。床上收拾得和邝平时一样，床单铺在床垫上，枕头放在叠好的被子上，端置在床脚。“大妈从哪儿弄到的？”我赞叹道。
西蒙抚摸着一只大理石贴面的梳妆台，台上的镜面银光闪烁：“我想这一定是他们从历次浩劫中留下的一件帝王遗物吧？”
“这都是些旧货，”邝不屑地挥挥手，露出得意神态“在我们家放了很久了，‘文革’的时候，大妈把它们藏在草垛里，所以才都保存了下来。”
“保存？”我不解地说“可最早我们家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最早，是一个女传教士给我母亲的祖父的，为此还欠了一大笔债。”
“一大笔债？”
“说来话长了，这事总有一百年了”
“我们等会儿再谈这事吧，”西蒙插话道“我该到其他房间去安顿一下。”
邝作出了一个嘲弄的表情。
“什么？”西蒙似乎悟出了什么“你是说没有其他卧室了？”
“还有一个卧室是杜丽丽的，是个很小的房间。”
“那我们睡在哪里？”我试图在房间里找到其他的床褥和垫子。
邝无动于衷地冲着这张大床努了努嘴，西蒙冲我一笑，作出一副表示理解的表情，可这分明是不真诚的。
“这张床睡两个人是够大了，”我对邝说“你和我睡在这里，但我们还得给西蒙找一张床。”
“到哪去找闲着的床呢？”邝眼睛看着屋顶，双手不停地摩搓，好像一张床会从天上变出来一样。
我觉得喉咙有些发紧：“可总该有人有富余的床垫被褥之类吧？”
她去问杜丽丽，后者也在那儿摩搓手“看到了，”她说“是没有。”
“没关系，我可以睡在地板上。”西蒙说。
邝把这话翻译给杜丽丽时，引出一阵窃笑“你难道要和蟑螂同床共枕吗？”邝说“毒蜘蛛？大蚂蚁？这里可是有很多蚂蚁，会咬掉你的手指的，”她边说边作出咀嚼的声音“你喜欢这样吗？噢，只有一个办法，我们三个人睡一张床，不管怎么说，只有两个星期。”
“不能这样。”我抗议道。
杜丽丽看上去神情关注，她向邝耳语了几句，邝又跟她耳语，只见她转头看看我和西蒙，随后就拼命摇着头，说出一连串的“不”她挽住我的手，又拉过西蒙，把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拉在一起，说：“你们这两个急性子，这里可没有为你们准备好美国的豪华设备，听你大妈的，睡在一张床上，到明天一早你们一定会觉得又暖和又新鲜。”
“你不明白。”我说。
“不——不——不。”杜丽丽毫不理会我的意见。
西蒙有点被激怒了：“我想我还是去散散步，好让你们把事情定下来，三个人睡一起也好，在地上喂蟑螂也好，我都没意见，你们决定好了。”
他是不是由于我的坚持而生气呢？我想说出来，这是我不好。西蒙刚走出，杜丽丽也跟了出去，用中文在训斥他：“如果有麻烦，你应该解决它。你是丈夫，她要听你的，但你要做得体贴和宽容。一对夫妻不睡在一起，这像什么话。”
我看看邝，问：“这都是你设计好的吗？”
邝好像不高兴地说：“这不是设计，这是在中国。”
我们沉默了几分钟，我没好气地说：“洗手间在哪儿，我要方便。”
“沿着过道走，然后向左转，你会看到一个小棚子，”
“你是说房间里没有洗手间？”
“我怎么告诉你的，”邝有点得意地说“这是在中国。”
我们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只有大米和咸水黄豆，邝坚持让杜丽丽把一些剩菜热热吃掉算了。饭后，邝到村礼堂去忙大妈的画像的事，我和西蒙兵分两路在村里转转。我选择的是一条铺着碎石的小路，远处，一群鸭子在摇摇摆摆地走过，中国的鸭子是否要比美国的更驯顺呢？它们有些什么不同，我拍下几张照片，以便提醒自己此时的所思所想。
回到房间时，杜丽丽对我说，大妈的画像最起码还要等大半个小时。我们一起向山脚走去，杜丽丽挽着我的手，说着官话：“你姐姐和我过去常在那边的稻田里玩水，喏，就在那儿。”
我想杜丽丽一定在回忆着邝的少年时代。
“我们有时抓蝌蚪，”她像个小姑娘一样喜形于色“用头巾当网，就像这样，”她一边说一边示范“那些日子，我们村里的干部正在向育龄妇女宣传，吃蝌蚪有利于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我们当时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可你姐姐说，‘杜丽丽，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她让我把那些黑色的小生灵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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