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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我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们没有争吵的必要。可是这回我却觉得应该争执。
我等钟书到了钱家去,就一一告诉爸爸,指望听爸爸怎么说。可是我爸爸听了脸上漠无表情,一言不发。我是个乖女儿。爸爸的沉默启我深思。我想,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我只能陈说我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他反抗父母。我记起我们夫妇早先制定的约,决计保留自己的见解,不勉强他。
我抽空陪钟书回到辣斐德路去。一到那边,我好像一头撞入天罗地网,也好像孙猴儿站在如来佛手掌之上。他们一致沉默;而一致沉默的压力,使钟书没有开口的余地。我当然什么也没说,只是照例去“做媳妇”而已。可是我也看到了难堪的脸色,尝到难堪的沉默。我对钟书只有同情的份儿了。我接受爸爸无语的教导,没给钟书增加苦恼。
钟书每天早上到辣斐德路去“办公”——就是按照爹爹信上的安排办事,有时还到老远的地方找人。我曾陪过他一两次。钟书在九月中旬给清华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先生写了信,叶先生未有回答。十月初旬,他就和蓝田师院的新同事结伴上路了。
钟书刚离开上海,我就接到清华大学的电报,问钟书为什么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可是我们并未收到过梅校长的电报呀。钟书这时正在路上,我只好把清华的电报转寄蓝田师院,也立即回复了一个电报给清华,说明并未收到梅电(我的回电现还存在清华的档案中)。他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之后,才收到我寄的信和转的电报。他对梅校长深深感激,不仅发一个电报,还来第二个电报问他何以不复。他自己无限抱愧,清华破格任用他,他却有始无终,任职不满一年就离开了。他实在是万不得已。偏偏他早走了一天,偏偏电报晚到一天。造化弄人,使他十分懊恼。
两年以后,陈福田迟迟不发聘书,我们不免又想起那个遗失的电报。电报会遗失吗?好像从来没有这等事。我们对这个遗失的电报深有兴趣。如果电报不是遗失,那么,第二个电报就大有文章。可惜那时候吴宓日记尚未出版。不过我们的料想也不错。陈福田拖延到十月前后亲来聘请时,钟书一口就辞谢了。陈未有一语挽留。
我曾问钟书:“你得罪过叶先生吗?”他细细思索,斩绝地说:“我没有。”他对几位恩师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
可是钟书“辞职别就”———到蓝田去做系主任,确实得罪了叶先生。叶先生到上海遇见袁同礼,叶先生说:“钱钟书这么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国友人胡志德向叶先生问及钱钟书,叶先生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后来又说:“他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叶先生显然对钱钟书有气。但他生钱钟书的气,完全在情理之中。钟书放弃清华而跳槽到师院去当系主任,会使叶先生误以为钟书骄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
我根据清华大学存档的书信,写过一篇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这里写的实情更加亲切,也更能说明钟书信上的“难言之隐”
钟书离上海赴蓝田时,我对他说,你这次生日,大约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里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钟书半路上做诗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他把生日记错了,我原先的估计也错了。他的生日,无论按阳历或阴历,都在到达蓝田之后。“耒阳晓发”不知是哪一天,反正不是生日。
钟书一路上“万苦千辛”走了三十四天到达师院。他不过是听从严命。其实“严命”的骨子里是“慈命”爹爹是非常慈爱的父亲。他是传统家长,照例总摆出一副严父的架式训斥儿子。这回他已和儿子阔别三年,钟书虽曾由昆明赶回上海亲送爹爹上船,只匆匆见得几面。他该是想和儿子亲近一番,要把他留在身边。“侍奉”云云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的学生兼助手吴忠匡一直侍奉着他。吴忠匡平时睡在老师后房,侍奉得很周到。爹爹不是没人侍奉。
爹爹最宠的不是钟书。而是最小的儿子。无锡乡谚“天下爷娘护小儿”钟书是长子;对长子,往往责望多于宠爱。钟书自小和嗣父最亲。嗣父他称伯伯。伯伯好比是他的慈母而爹爹是他的严父。钟书虚岁十一,伯伯就去世了。我婆婆一辈子谨慎,从不任情,长子既已嗣出,她决不敢拦出来当慈母。奶妈(“痴姆妈”)只把“大阿官”带了一年多就带钟书的二弟和三弟,她虽然最疼大阿官,她究竟只是一个“痴姆妈”作嗣母的,对孩子只能疼,不能管,而孩子也不会和她亲。钟书自小缺少一位慈母,这对于他的性情和习惯都深有影响。
钟书到了蓝田,经常亲自为爹爹炖鸡,他在国外学会了这一手。有同事在我公公前夸他儿子孝顺。我公公说:“这是口体之养,不是养志。”那位先生说:“我倒宁愿口体之养。”可是爹爹总责怪儿子不能“养志”钟书写信把这话告诉我,想必是心上委屈。
爹爹是头等大好人,但是他对人情世故远不如小叔叔精明练达。他对眼皮下的事都完全隔膜。例如他好吹诩“儿子都不抽香烟”不抽烟的只钟书一个,钟书的两个弟弟都抽。他们见了父亲就把手里的烟卷往衣袋里藏,衣服都烧出窟窿来。爹爹全不知晓。
他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他为国民党人办的刊物写文章,谈孙子兵法,指出蒋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泽东懂得孙子兵法,所以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他写好了文章,命吴忠匡挂号付邮。
吴忠匡觉得“老夫子”的文章会闯祸,急忙找“小夫子”商量。钟书不敢诤谏,诤谏只会激起反作用。他和吴忠匡就把文章里臧否人物的都删掉,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照登了。爹爹发现文章删节得所余无几,不大高兴,可是他以为是编辑删的,也就没什么说的。
钟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还特地为我记下详细的日记,所以,他那边的事我大致都知道。
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我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们没有争吵的必要。可是这回我却觉得应该争执。
我等钟书到了钱家去,就一一告诉爸爸,指望听爸爸怎么说。可是我爸爸听了脸上漠无表情,一言不发。我是个乖女儿。爸爸的沉默启我深思。我想,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我只能陈说我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他反抗父母。我记起我们夫妇早先制定的约,决计保留自己的见解,不勉强他。
我抽空陪钟书回到辣斐德路去。一到那边,我好像一头撞入天罗地网,也好像孙猴儿站在如来佛手掌之上。他们一致沉默;而一致沉默的压力,使钟书没有开口的余地。我当然什么也没说,只是照例去“做媳妇”而已。可是我也看到了难堪的脸色,尝到难堪的沉默。我对钟书只有同情的份儿了。我接受爸爸无语的教导,没给钟书增加苦恼。
钟书每天早上到辣斐德路去“办公”——就是按照爹爹信上的安排办事,有时还到老远的地方找人。我曾陪过他一两次。钟书在九月中旬给清华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先生写了信,叶先生未有回答。十月初旬,他就和蓝田师院的新同事结伴上路了。
钟书刚离开上海,我就接到清华大学的电报,问钟书为什么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可是我们并未收到过梅校长的电报呀。钟书这时正在路上,我只好把清华的电报转寄蓝田师院,也立即回复了一个电报给清华,说明并未收到梅电(我的回电现还存在清华的档案中)。他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之后,才收到我寄的信和转的电报。他对梅校长深深感激,不仅发一个电报,还来第二个电报问他何以不复。他自己无限抱愧,清华破格任用他,他却有始无终,任职不满一年就离开了。他实在是万不得已。偏偏他早走了一天,偏偏电报晚到一天。造化弄人,使他十分懊恼。
两年以后,陈福田迟迟不发聘书,我们不免又想起那个遗失的电报。电报会遗失吗?好像从来没有这等事。我们对这个遗失的电报深有兴趣。如果电报不是遗失,那么,第二个电报就大有文章。可惜那时候吴宓日记尚未出版。不过我们的料想也不错。陈福田拖延到十月前后亲来聘请时,钟书一口就辞谢了。陈未有一语挽留。
我曾问钟书:“你得罪过叶先生吗?”他细细思索,斩绝地说:“我没有。”他对几位恩师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
可是钟书“辞职别就”———到蓝田去做系主任,确实得罪了叶先生。叶先生到上海遇见袁同礼,叶先生说:“钱钟书这么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国友人胡志德向叶先生问及钱钟书,叶先生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后来又说:“他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叶先生显然对钱钟书有气。但他生钱钟书的气,完全在情理之中。钟书放弃清华而跳槽到师院去当系主任,会使叶先生误以为钟书骄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
我根据清华大学存档的书信,写过一篇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这里写的实情更加亲切,也更能说明钟书信上的“难言之隐”
钟书离上海赴蓝田时,我对他说,你这次生日,大约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里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钟书半路上做诗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他把生日记错了,我原先的估计也错了。他的生日,无论按阳历或阴历,都在到达蓝田之后。“耒阳晓发”不知是哪一天,反正不是生日。
钟书一路上“万苦千辛”走了三十四天到达师院。他不过是听从严命。其实“严命”的骨子里是“慈命”爹爹是非常慈爱的父亲。他是传统家长,照例总摆出一副严父的架式训斥儿子。这回他已和儿子阔别三年,钟书虽曾由昆明赶回上海亲送爹爹上船,只匆匆见得几面。他该是想和儿子亲近一番,要把他留在身边。“侍奉”云云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的学生兼助手吴忠匡一直侍奉着他。吴忠匡平时睡在老师后房,侍奉得很周到。爹爹不是没人侍奉。
爹爹最宠的不是钟书。而是最小的儿子。无锡乡谚“天下爷娘护小儿”钟书是长子;对长子,往往责望多于宠爱。钟书自小和嗣父最亲。嗣父他称伯伯。伯伯好比是他的慈母而爹爹是他的严父。钟书虚岁十一,伯伯就去世了。我婆婆一辈子谨慎,从不任情,长子既已嗣出,她决不敢拦出来当慈母。奶妈(“痴姆妈”)只把“大阿官”带了一年多就带钟书的二弟和三弟,她虽然最疼大阿官,她究竟只是一个“痴姆妈”作嗣母的,对孩子只能疼,不能管,而孩子也不会和她亲。钟书自小缺少一位慈母,这对于他的性情和习惯都深有影响。
钟书到了蓝田,经常亲自为爹爹炖鸡,他在国外学会了这一手。有同事在我公公前夸他儿子孝顺。我公公说:“这是口体之养,不是养志。”那位先生说:“我倒宁愿口体之养。”可是爹爹总责怪儿子不能“养志”钟书写信把这话告诉我,想必是心上委屈。
爹爹是头等大好人,但是他对人情世故远不如小叔叔精明练达。他对眼皮下的事都完全隔膜。例如他好吹诩“儿子都不抽香烟”不抽烟的只钟书一个,钟书的两个弟弟都抽。他们见了父亲就把手里的烟卷往衣袋里藏,衣服都烧出窟窿来。爹爹全不知晓。
他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他为国民党人办的刊物写文章,谈孙子兵法,指出蒋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泽东懂得孙子兵法,所以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他写好了文章,命吴忠匡挂号付邮。
吴忠匡觉得“老夫子”的文章会闯祸,急忙找“小夫子”商量。钟书不敢诤谏,诤谏只会激起反作用。他和吴忠匡就把文章里臧否人物的都删掉,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照登了。爹爹发现文章删节得所余无几,不大高兴,可是他以为是编辑删的,也就没什么说的。
钟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还特地为我记下详细的日记,所以,他那边的事我大致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