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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参加过一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汉江附近。校园的风景，既有新千年馆那样的宏伟建筑，也有传统的小桥流水，印象颇佳。檀国大学，我去讲演过两次，跟一些教授学生都建立了亲切的友谊。特别是黄炫国教授，他在台湾住过11年，对中国文化烂熟于心。能做一手地道的中国菜，喝茶很有品位，对学生好像老大哥，在韩国教授中十分难得。我与他在台湾文学方面也很谈得来。
成均馆大学虽然不大，却是韩国历史最古老的大学，因为它的校史是从朝鲜时代的国子监开始算的。这样，1398年是其创始年，到1998年，建了一座600周年纪念馆，在韩国傲视群雄。我说北京大学要是也这样算，那至少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成均馆大学重视传统文化，校园里保留着文庙，每年都隆重举行祭奠。大成殿和明伦堂的木头都开裂了，看来需要维修了。明伦堂前有两棵400多年的银杏，用许多绿漆铁柱支撑着，这是我在韩国看到的最古老的树。韩国凡是有木头的地方，差不多都被日本人烧光了。你到大部分旅游胜地，都会看到“烧毁于壬辰倭乱”的字样，日本人被韩国人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另外朝鲜战争期间也烧毁不少，所以现在韩国虽然绿化很好，但二三十年的树就算是老树了。这里居然有400多年的树，虽然龙钟，却依然参天茂盛。我叔叔孔宪科有两句吟孔府古木的诗：“两度绕天匝地火，劫余未改旧时姿。”用于此处也很恰切。我说这全是我家祖宗的功劳。因为日本人也拜孔子，杀到了文庙，或许暂时就不撒野了吧。另外，成均馆大学的博物馆藏品也比较丰富。2001年中国大使馆组织的在韩学者和学生国庆联欢会，就举办在成均馆大学的600周年纪念馆。我们还到露天舞台去看成大学生表演的“四物”演奏和跆拳道。韩国是东亚地区最重视儒教传统的，所以成均馆大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韩国外国语大学紧邻着庆熙大学。这是韩国的外语最高学府，其中文专业号称不逊于国立汉城大学。我多次去过外大，或者开会，或者访友。外大是韩国所有大学中对中国学者待遇最好的大学，与对待其他国家地区的学者没有等级差别，所以颇得中国学者的好感。这大概是外事工作比较多而获得的经验和素养所造成的。那里的朴宰雨教授是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会长，他学问很好，待人热情，有实际的组织工作能力。他以前是民主运动的风云人物，现在做学问也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当我有一篇涉及韩国国民性的文章受到许多韩国人围攻时，朴宰雨教授说，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韩国的国民性嘛。他当过外大的弘报课长，即宣传部长。一次到大邱开会，他与我住在一屋。夜里很晚才睡，次日一早，他又赶飞机去参加别的会。韩国的著名教授都是特别忙的。
不过外大的校园真让人不敢恭维，小得可怜。幸而外大背后的庆熙大学让外大借光不少，一些高中生看到外大的风景画片就报考了外大。来了才知道，那山上的漂亮的大楼都是后面的庆熙大学的。庆熙大学以韩医专业著名。韩国的“韩医”经我仔细观察，就是中医，从望闻问切，到针灸按摩，从丸散膏丹，到煎汤熬药，从本草纲目，到濒湖脉案，从阴阳太极，到五行生克，没有什么特殊的。如果非要说与中医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山东大夫跟河北大夫的区别。庆熙大学的医学博士毕业，就等于是大富豪专业毕业了。据说要嫁给一个医学博士，女方必须送给男方三把钥匙：一套豪宅的钥匙，一部名车的钥匙，一个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因为这些“婚姻投资”男方很快就会赚回来的。我认识一位韩医的夫人，在大学里当老师，她说她一个月的工资，她丈夫一天就赚到了。庆熙大学的风景很美，外大的人也常去庆熙大散步。北京大学韩国语专业的几个学生，被派到庆熙大学交流。我跟他们聚会过。以前庆熙大学的短训班也来过北大中文系，我带他们去过西安洛阳等地，不过那次也是他们的助教态度不逊，到处挑礼，不懂装懂，颇有几分不愉快。韩国大学的助教，都由研究生兼任，多数没有工作经验，往往看人下菜碟，既不懂“外事无小事”又不敢无为而治，结果经常惹是生非，引发矛盾。助教的素质，严重影响着整个大学的形象。
圣公会大学当然是教会大学。这所大学虽小，却会聚了很多韩国的革命斗士。白元淡教授请我去讲演时，特意请我参观了他们的民主运动展览室。那里收藏了大量的文稿和实物，我看后十分感动，从心底吟出一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韩国放送通信大学，并不是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而是相当于中国的函授大学。可以说是韩国的“中央电大”这是我去那里开了一次会才知道的。韩国没有专门的电视大学、电影学院。这类艺术人才都直接从综合大学里选拔。所以韩国的影视界学院气不够，专业基础不厚。不过韩民族几乎人人能歌善舞，从来不怵镜头，具有天生的表演欲，所以也自有其随意的优点。另外“放送”一词包括了广播和电视，这是少有的比中文词汇还要精炼的例子，我给学生举这个例子，来证明汉字不是中国的私产，汉字里凝聚着东亚人民共同的智慧，所以我们都应该学好汉字。
中央大学的名字很唬人，其实跟韩国的“中央”没什么关系。人家就愿意叫“中央”这个名，就好像一部小说里地主孩子的乳名非要叫“皇上”一样。韩国朋友带我去中央大学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反对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盛大集会。我当时对这事并没有明确的立场，因为我觉得全球化也并不可怕。但是在会场上看到群情激愤的工农大众，看到他们演出的革命节目，我被“火热的生活”感染了。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真实境况里，你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正义性，才会明白社会主义恰恰是保护千百万民众的人权的。
我还去过中央大学的分校。韩国不少大学都在小城市里另设分校。中央大的分校在安城，韩国著名的生产方便面的地方。我的北大同事黄卉在那里任教。我们几个在汉城的朋友一起去那里玩。每次到汉城以外的大学，我都心想，大学就应该建在这样的地方。山清水秀，沃野平畴，狗吠教室外，鸡鸣讲台旁。我们走在仿佛无边的校园里，半天也遇不见一个人。在一个广场的地面上，画着许多揭露美军屠杀韩国人民的宣传画。我们又去挖野菜，一边挖一边背诵诗经里的“采采罘苡”挖到一根又像人参又像萝卜的东西，回去后请教门卫。门卫说，这个你们没什么用，就留下了。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打了一夜扑克。四周安静得仿佛千里之内都能听见扑克落在毯子上的声音。难忘的安城之夜。
汉城以外的大学，大多都是因开会或讲座而去的，匆匆看上一圈，印象不是很深刻。总的印象是，面积大，气派大，房子漂亮，设备先进。光州的朝鲜大学，大田的忠南大学，都是如此。凡是看到一群与众不同的漂亮建筑，十有八九是大学。这些大学多数是80年代经济发达以后大兴土木的，设计很讲究，务求变化，选址也都不错，几乎都在风水宝地，抬眼星垂平野阔，推窗月涌大江流。从空间上给人以“大”学之感。看了韩国的大学，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在许多大学的走廊上，看到一排排的电脑，学生在那里随便用，电脑比学生还多。我想起我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连椅子都没有学生多，学生经常为了争座位而打架，我也打过那样的架。北大是靠着“为椅子而打架”的苦学精神来推动祖国前进的脚步的。这固然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硬件也好一点，多一些椅子，多一些电脑，多一些大楼，不是会更好么？当然这也难说。据说北大最好时在亚洲排名第七，倘若真的到了电脑比学生还多的那天，但愿不要排到第七十吧。
里，我参加过一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汉江附近。校园的风景，既有新千年馆那样的宏伟建筑，也有传统的小桥流水，印象颇佳。檀国大学，我去讲演过两次，跟一些教授学生都建立了亲切的友谊。特别是黄炫国教授，他在台湾住过11年，对中国文化烂熟于心。能做一手地道的中国菜，喝茶很有品位，对学生好像老大哥，在韩国教授中十分难得。我与他在台湾文学方面也很谈得来。
成均馆大学虽然不大，却是韩国历史最古老的大学，因为它的校史是从朝鲜时代的国子监开始算的。这样，1398年是其创始年，到1998年，建了一座600周年纪念馆，在韩国傲视群雄。我说北京大学要是也这样算，那至少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成均馆大学重视传统文化，校园里保留着文庙，每年都隆重举行祭奠。大成殿和明伦堂的木头都开裂了，看来需要维修了。明伦堂前有两棵400多年的银杏，用许多绿漆铁柱支撑着，这是我在韩国看到的最古老的树。韩国凡是有木头的地方，差不多都被日本人烧光了。你到大部分旅游胜地，都会看到“烧毁于壬辰倭乱”的字样，日本人被韩国人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另外朝鲜战争期间也烧毁不少，所以现在韩国虽然绿化很好，但二三十年的树就算是老树了。这里居然有400多年的树，虽然龙钟，却依然参天茂盛。我叔叔孔宪科有两句吟孔府古木的诗：“两度绕天匝地火，劫余未改旧时姿。”用于此处也很恰切。我说这全是我家祖宗的功劳。因为日本人也拜孔子，杀到了文庙，或许暂时就不撒野了吧。另外，成均馆大学的博物馆藏品也比较丰富。2001年中国大使馆组织的在韩学者和学生国庆联欢会，就举办在成均馆大学的600周年纪念馆。我们还到露天舞台去看成大学生表演的“四物”演奏和跆拳道。韩国是东亚地区最重视儒教传统的，所以成均馆大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韩国外国语大学紧邻着庆熙大学。这是韩国的外语最高学府，其中文专业号称不逊于国立汉城大学。我多次去过外大，或者开会，或者访友。外大是韩国所有大学中对中国学者待遇最好的大学，与对待其他国家地区的学者没有等级差别，所以颇得中国学者的好感。这大概是外事工作比较多而获得的经验和素养所造成的。那里的朴宰雨教授是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会长，他学问很好，待人热情，有实际的组织工作能力。他以前是民主运动的风云人物，现在做学问也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当我有一篇涉及韩国国民性的文章受到许多韩国人围攻时，朴宰雨教授说，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韩国的国民性嘛。他当过外大的弘报课长，即宣传部长。一次到大邱开会，他与我住在一屋。夜里很晚才睡，次日一早，他又赶飞机去参加别的会。韩国的著名教授都是特别忙的。
不过外大的校园真让人不敢恭维，小得可怜。幸而外大背后的庆熙大学让外大借光不少，一些高中生看到外大的风景画片就报考了外大。来了才知道，那山上的漂亮的大楼都是后面的庆熙大学的。庆熙大学以韩医专业著名。韩国的“韩医”经我仔细观察，就是中医，从望闻问切，到针灸按摩，从丸散膏丹，到煎汤熬药，从本草纲目，到濒湖脉案，从阴阳太极，到五行生克，没有什么特殊的。如果非要说与中医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山东大夫跟河北大夫的区别。庆熙大学的医学博士毕业，就等于是大富豪专业毕业了。据说要嫁给一个医学博士，女方必须送给男方三把钥匙：一套豪宅的钥匙，一部名车的钥匙，一个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因为这些“婚姻投资”男方很快就会赚回来的。我认识一位韩医的夫人，在大学里当老师，她说她一个月的工资，她丈夫一天就赚到了。庆熙大学的风景很美，外大的人也常去庆熙大散步。北京大学韩国语专业的几个学生，被派到庆熙大学交流。我跟他们聚会过。以前庆熙大学的短训班也来过北大中文系，我带他们去过西安洛阳等地，不过那次也是他们的助教态度不逊，到处挑礼，不懂装懂，颇有几分不愉快。韩国大学的助教，都由研究生兼任，多数没有工作经验，往往看人下菜碟，既不懂“外事无小事”又不敢无为而治，结果经常惹是生非，引发矛盾。助教的素质，严重影响着整个大学的形象。
圣公会大学当然是教会大学。这所大学虽小，却会聚了很多韩国的革命斗士。白元淡教授请我去讲演时，特意请我参观了他们的民主运动展览室。那里收藏了大量的文稿和实物，我看后十分感动，从心底吟出一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韩国放送通信大学，并不是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而是相当于中国的函授大学。可以说是韩国的“中央电大”这是我去那里开了一次会才知道的。韩国没有专门的电视大学、电影学院。这类艺术人才都直接从综合大学里选拔。所以韩国的影视界学院气不够，专业基础不厚。不过韩民族几乎人人能歌善舞，从来不怵镜头，具有天生的表演欲，所以也自有其随意的优点。另外“放送”一词包括了广播和电视，这是少有的比中文词汇还要精炼的例子，我给学生举这个例子，来证明汉字不是中国的私产，汉字里凝聚着东亚人民共同的智慧，所以我们都应该学好汉字。
中央大学的名字很唬人，其实跟韩国的“中央”没什么关系。人家就愿意叫“中央”这个名，就好像一部小说里地主孩子的乳名非要叫“皇上”一样。韩国朋友带我去中央大学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反对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盛大集会。我当时对这事并没有明确的立场，因为我觉得全球化也并不可怕。但是在会场上看到群情激愤的工农大众，看到他们演出的革命节目，我被“火热的生活”感染了。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真实境况里，你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正义性，才会明白社会主义恰恰是保护千百万民众的人权的。
我还去过中央大学的分校。韩国不少大学都在小城市里另设分校。中央大的分校在安城，韩国著名的生产方便面的地方。我的北大同事黄卉在那里任教。我们几个在汉城的朋友一起去那里玩。每次到汉城以外的大学，我都心想，大学就应该建在这样的地方。山清水秀，沃野平畴，狗吠教室外，鸡鸣讲台旁。我们走在仿佛无边的校园里，半天也遇不见一个人。在一个广场的地面上，画着许多揭露美军屠杀韩国人民的宣传画。我们又去挖野菜，一边挖一边背诵诗经里的“采采罘苡”挖到一根又像人参又像萝卜的东西，回去后请教门卫。门卫说，这个你们没什么用，就留下了。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打了一夜扑克。四周安静得仿佛千里之内都能听见扑克落在毯子上的声音。难忘的安城之夜。
汉城以外的大学，大多都是因开会或讲座而去的，匆匆看上一圈，印象不是很深刻。总的印象是，面积大，气派大，房子漂亮，设备先进。光州的朝鲜大学，大田的忠南大学，都是如此。凡是看到一群与众不同的漂亮建筑，十有八九是大学。这些大学多数是80年代经济发达以后大兴土木的，设计很讲究，务求变化，选址也都不错，几乎都在风水宝地，抬眼星垂平野阔，推窗月涌大江流。从空间上给人以“大”学之感。看了韩国的大学，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在许多大学的走廊上，看到一排排的电脑，学生在那里随便用，电脑比学生还多。我想起我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连椅子都没有学生多，学生经常为了争座位而打架，我也打过那样的架。北大是靠着“为椅子而打架”的苦学精神来推动祖国前进的脚步的。这固然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硬件也好一点，多一些椅子，多一些电脑，多一些大楼，不是会更好么？当然这也难说。据说北大最好时在亚洲排名第七，倘若真的到了电脑比学生还多的那天，但愿不要排到第七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