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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他家窑洞在高家岭村的最高处,门口有一块不大的场院。场院靠边,有一棵黑苍苍的盘顶松,几里地以外就能看见,像个亭子似的。再外边是几丈的黄土峭壁,直落下去,下面是又一排窑洞和几个院落,可以清清楚楚看见下面人家在院内的举动。下边人家做饭,上边人家见烟。整个村子就是这样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多少层窑洞、院落。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远近一个个灰蒙蒙的山头。下边,那被山岭相夹的几十里长的川谷被乳白的浓雾海一样淹没着,看不见山脚下的铁路,只听见下面凤凰岭火车站的机车哧哧冒气的声音。
有钟点似的,其他六七个大队干部也都端着冒热气的大碗聚到他家门口,围着圈在盘顶松下蹲下,开始了每天早晨的必定课目。
凤凰岭大队有十四个小队,三十多个自然村,散落在这二十里川谷两边的几十个山头上。最远的小队之间相距二十五里山路。像满天星,非常分散。十年前,他一回村担任大队支书,就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集中。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集中。他上任第一天就决定把小队核算搞成大队核算,越是分散的山区,越要加强集中领导。他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把几个大队干部从各个山村统通迁到高家岭集中居住。大队干部离开自己村,隔山隔岭往一处搬,这太破天荒了。要是再免职呢?再搬回去?房子呢?他不管,一句话,说做就做到了。开会议事,集中方便。每天清晨,大队干部就端上碗在盘顶松下一蹲,一边喝着开水泡馍,一边就把一天的事安排了。大到春耕夏收、运动斗争,小到婆媳吵架、芝麻琐碎。然后敲钟上工。现在凤凰岭开始包产到户了,大队对生产的集中指挥权基本解体了,可大队干部们每天早晨有事没事端碗一聚却仍成惯例,而且比过去还早,人还齐刷,还不耽误。人人都拿它当做一个重要事情,好像以此证明什么似的。这不是,下面高家岭各家各户的人,悠着空桶下山担水的年轻后生,开窝放鸡的婆姨,背着手牵着分到户的黄牛、黑驴在山路上遛牲口的老汉,都在抬头朝这高高的盘顶松下张望一眼,就连对面葛家岭上的点点人影,也隔着淡淡雾气远远朝这儿眺望。这近近远远的目光,高良杰和围蹲着的大队干部们都非常在意地感觉到了。大队干部们每天早晨还在盘顶松下议事——这就是他们每天一大早聚蹲在这儿造成的印象。这也是他们谁也没明说,但都在共同支撑着的一种舆论。当然,聚会的内容是变了,过去是一二三四安排生产,现在一多半是发泄牢骚。
今天没时间天南海北地发牢骚。情况比较严重:几个小队连夜酝酿要哄砍凤凰岭。县委书记要来。他肯定要“解决凤凰岭问题”横岭峪公社可能已经撤换了领导。高良杰碗放在膝盖上,一边用筷子划着碗边喝着滚烫的拌汤,一边平静地看着大家,把事情讲明了。
大队干部们相视了一下,气氛沉闷。
“咱们前几年拚命干,倒是干出不是了?”说这话的是副支书兼民兵连长罗清水,粗实黑壮,端着碗像虎一样蹲在那儿。他察看了一下高良杰的表情,接着用筷子转圈气愤地一指,说道:“咱们凤凰岭大队的干部,哪一个不是一年劳动三百天以上?良杰,你冬天领着修渠搞水利,”他看了高良杰的空袖一眼,但没往这上面说“几次累得吐了血,塌方把肋骨都砸断了,这都有罪了?”
高良杰淡淡地一笑:“咱们路线错了嘛,干,当然不如不干。”他说话的神情口气既像是和蔼敦厚地说服对方,又像是灰心无怨的自嘲,还似乎含蓄着深刻的不满和讽刺。
“多打粮食有什么罪,现在凭哪条收拾你?”罗清水愤愤不平地说,顺手把碗给了刚从下面上来的六七岁的闺女。小丫头是专门来给爹拿碗添饭的。
“凭哪条?”淑芬也从窑洞出来给高良杰拿碗添饭“哼,凭凤凰岭把树快砍完了,也够处分他了。”
“可现在政策大撒手,分山分林,谁还能管住?”罗清水说。
淑芬刚要张嘴争辩,高良杰看了她一眼,她咽下话,转身回窑洞了。
“尽量管吧。”高良杰略沉下脸说了一句。
立刻烟消云散,没人再敢分辩了。
“可到底怎么管啊?”沉默了一会儿,人们小心翼翼地察看着他的脸色问道。
高良杰感到了他的话在这群人中仍有的千锤打锣、一锤定音的权威,也感到了人们看着他脸色小心说话的目光。这都让他感到了权力集中的满足。但是,到底怎么管呢?出了眼前这一伙人,在整个凤凰岭,那种令行禁止的集中领导正在解体崩溃,这是他每天都感觉到的。他望了一下在雾气中渐渐显露出来的远近几十个山头,为了在这个分散落后的山区建立统一集中,他费尽了心血。那一整套领导系统像是他的神经网,几十里山路就像他的身体四肢,他的每个意志都影响到凤凰岭山区各个角落。现在,都破解了,什么都抓不住了。他两手空空,凭什么去管呢?但是,眼下情况很紧迫,不管也得管。他再不满,可现在还没被免职。就这一条,他也不能撒手放任自流。
他刚要张嘴。
“哎,我说良杰啊。”一声气喘吁吁的喊嚷,使他们都扭过了头。一个络腮胡子的中年胖子正从一边陡坡小路上往这小场院来,刚上升着露出上半身。他低下头,手撑着膝盖又吃力登了最后几步,嗨的一口粗气,终于上来了。这是凤凰岭车站的站长老董,刚从部队转业下来。“你这儿可真够高的。”他满头是汗地掏出手绢来,说话有些大舌头。
高良杰请他在旁边的石头上坐下。他和董站长很亲切,他这面学大寨红旗在农业战线上早就灰溜溜遭人白眼了,可在穿军装、穿工作服的人眼里,并没遭到什么嫌恶。他敏感到这个差异。
董站长一边喘着擦着汗,一边摇了摇手。他捏提起衣领,搧抖着粘身的军衣,说:“赶快给派五百个民工。昨天那场大雨,山上下来的洪水、泥石流把铁路冲断了两处。我说良杰,这事越快越好。路局今天可能要来人。停运一天,损失几十万。”
“现在都各种各家的,一下子从哪儿给你集中这么多劳力啊?”
“你们凤凰岭大队还能号召不动人?没问题,良杰有办法。”董站长不容分辩地一摆手“再说社员又不无偿劳动。”凤凰岭这一段十几里的铁路养护,铁路与大队在动用民工上有合同。
“我们想办法吧。”人们还想表示为难,高良杰沉稳地说了一句。董站长对他的信任,无疑刺激了他的自尊心。
祸不单行。对面山岭上玄中寺的讲解员小红也气喘吁吁地爬上山了。这是个打扮入时的姑娘,白纱短袖衬衫,粉红背带裙,烫发披肩,额前还留着齐齐的压眉短发,白嫩的小菩萨脸。一有什么对外交涉,寺庙管理处就把她派出来了。“高书记,”她央求的声调又急又快“山上冲下来的石头泥巴把玄中寺的后墙都埋了。压得墙都往里斜了,就要塌了。老程让我找见您,找上几十个社员帮我们清理一下,工钱以后再算,今天还要来外宾呢。”
“县委书记今天啥时候来?”一个核桃脸的大队干部惴惴不安地看着高良杰小声问。
“十点半在乌鸡岭上召开现场会。”另一个大队干部答道。
人们都抬眼望了望高家岭后面更高的乌鸡岭。
“这样吧,”高良杰放下空碗说道。大队干部们立刻静下来,每次他这三个字一出嘴,虽然是商量的口气,事情就算拍板了。“你们每个人去一个小队,就去。你去葛家岭,你还是去小寨,你还是去西沟,你东沟,还是按过去分工,分头包干。两个任务:一个,说服群众,凤凰岭的树不能砍,有问题再研究。再一个,把劳力集中起来,帮助抢修铁路。能来多少就来多少。多的人,帮助玄中寺清理一下。高家岭这儿的工作,还是我管。”
“好,那我就等你的人了。”董站长放心地下山了。
小红也因为完成了任务高高兴兴地走了。
一经高良杰分派,大队干部们都毫无二话,把筷子和空碗一合,一手拿着,纷纷站起来各自回家放碗,准备立刻下山奔各小队去。这种一声号令,说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雷厉风行,让高良杰感到一丝痛快和满足。但正是这一丝满足让他更痛楚地感到现在正在失去的一切。他站起来,转身回到家里,放下饭碗就准备往外走。
“砍树闹事能制止住吗?”淑芬问。她正在灶边洗锅刷碗,准备下山,她在大队保健站当卫生员。八岁的女儿芳芳正在扫地。
“难说。”高良杰停住步,看了妻子一眼,答道。
“怎么难说?闷大爷那儿千万别出事。”淑芬停住手。
“现在不比过去,不能靠硬性命令。”
“禁止乱砍滥伐不是有政策规定吗?”
“现在很多政策就是相互矛盾的。”
淑芬吃惊地看着他。她没想过这一层,也没听他说过这一层。高良杰正皱着眉看着墙上挂的那几个学大寨的奖状镜框。他伸手把它们一个一个都摘了下来。
“摘那干什么?”淑芬一下明白了他出于谨慎的考虑,她砰砰哐哐摞着碗,理直气壮地说道“怕什么?那是历史。谁没历史?”
“别人不一定这么看。”
“你管别人怎么看呢。”
高良杰温厚地笑笑,却透出一丝凄凉来。他性格沉稳,从来不和妻子争吵,但什么事情该怎么办,他还是一定要怎么办的。他把镜框都放到了箱子里。高良杰的目光又落在了炕上的几张人民日报上,上边有些地方被他划着红杠杠。他也收拾起来放进了抽屉。吃政治饭的人知道政治的危险。
“县委书记要看就来看吧,怕什么?”淑芬一边解下围裙上下拍打身上,一边指着窑洞数落道:“让他们来参观参观你这大队书记的穷家。看你干了这十来年支书,是多吃了,还是多占了。是作威了,还是作福了。白天黑夜的干,转业费贴进去了,命也差点贴进去。自己往家里多拿一根秫秸秆没有?凤凰岭五百户人,有几户还比你支书家穷的。”
高良杰看了看妻子,紧闭双唇。眼前这孔大窑洞,便是他的全部家当。窑洞很深,装着玻璃窗,仍很阴暗。靠窗是一个大土炕,贴窗放着一个扣箱,旁边铺着炕席,卷起着打补丁的被褥。贴墙再往里是一溜几个水缸、面缸、咸菜缸。在另一面,贴墙放着一个油漆剥落的旧三屉桌。窑洞当中的空地上放着几个树墩小板凳,更显出窑洞的空荡。他图什么?他心中涌起一阵悲怆,脸色却更为冷峻。“少说点牢骚话。”他看了一眼正在一旁簸土的女儿,低声责备着妻子。
淑芬眼里一下渗出泪花,她一把将女儿芳芳拉过来:“谁跟你发过牢骚?你看看。”她抓起芳芳的手让他看,小手掌上到处是茧皮、水泡、划破的血口子“孩子手疼得字都没法写。过去,你替集体受了伤,现在谁替你种地?”
高良杰看了看因为劳累更显得干瘦的妻子,轻轻把女儿揽到身边,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女儿很乖顺地贴着他的身体。“手疼吗?”他问。
女儿摇了摇头。他家分了十二亩山地,他断过三根肋骨,又少了一只胳膊,很多活都吃不上劲。淑芬、女儿每天回来就都拿起了锄把。
“过去有错,那是过去的形势。在凤凰岭干这些年,我看你问心无愧。现在该管什么还要管。我相信凤凰岭群众还是拥护你的。”淑芬说。
他感动地看着妻子。是的,他相信群众还是像过去一样拥护他的。他拍了拍女儿的头,稳步出了窑洞,来到盘顶松下。
他临空一站,展望了一下远近山岭,心情更加不平静。
顺着山谷方向刮来的凉风已经把山头的薄雾、山下的浓雾都驱散了。东面山岭上已经亮起一抹淡淡的桔黄。远近几十个山岭都清晰露出了面貌,远远看见山上的点点房舍,蜿蜒小路。下面川谷里,滚滚流淌的黄龙河,黄条带一样的公路,黑线一样的铁路,一排火柴盒一样的小黄房子的火车站,红的灯,紫的灯,空荡荡的站台上寥寥的人影,公路旁凤凰岭大队部空无一人的四方院,都在晨光熹微中历历在目。对面山上,几年前曾用花岗岩块铺砌成两条数百米长的大标语。一条是“农业学大寨”现时不适宜了,他已经让人拆取了。还有一条“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除了“党的”两个字被山洪冲模糊了以外,现在还在。离几里路远远望去,赫然地书写在大山上。他望着,有些时过境迁的感慨。
他看到对面山岭上那一根根一人多高的小木杆,拉开着距离牵着细线向山上延伸着。那是他上任第一年就给三十个自然村首次接通了的有线广播线,给每家,包括独户居住在山旮旯里的羊倌都装了低音喇叭。
他又看到了一根根耸着肩的电线杆,拉着电线爬上远近一个个山岭,沿着山脊向四面延伸着。这是他上任第二年到处奔波做的一件事:他使整个凤凰岭山区第一次通了电,用上了电灯,照亮了世世代代点油灯的昏暗山村。
看着联系着一个个山岭的蜿蜒小路,他不能不感慨。几百年来人们踏出了路,使一个个荒僻的山头与社会有了最初的联系网。而十年来,他就给这几十个山岭增加了两层联系网路。为了改变这偏僻山区的落后面貌,把它建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十年来,他一直在同分散状态、无政府状态、与世隔绝的小农保守意识做不懈的斗争。终于,他把一切都集中过来了,连一家一户鸡下的蛋也集中在他领导之下。有些,现在看来是过头了,过死了。然而,现在政策一松,全部都散开了,难道不也过头吗?
他的目光落在眼前盘顶松树杈上悬吊的一段两尺来长的钢轨上。他用手摸了一下,透心的冰凉,它微微摆动着。这就是他准备要敲的钟,这也曾经是他加强集中采取的重大步骤。他在每个小队的山岭顶上都吊装上了这样的钟,用钟声统一指挥几十个山头上五百户人家的行动。早晨,全大队统一出工。他在这高家岭上一敲上工钟,对面最近的葛家岭、小寨一听见也马上敲钟,再传过去是王虎岭、云寨,他们又敲。就这样,像古代烽火台一样,很快钟声传遍二十里山岭,十二个小队,三十个自然村,五百户人一起上工。不管春夏秋冬。
寒风刺骨的严冬,半夜他一敲民兵紧急集合钟,能使二十多里范围内的几十个山头上的几百名基干民兵,在一个多小时内跑步集中到大队部。
他抬手从松树桠杈上拿下一截搞水利时磨短了的钢钎,这是敲钟锤。
他心中突然有些激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敲过钟了。往日敲钟时那种发号施令、朝气蓬勃的心情,带着一丝陌生和新鲜感,连同强烈的感慨、怅惘一起涌上心头,他此时才感到这敲钟的权力无比宝贵。
他举起了钢钎,却感到手有些紧张发抖。
社员还会听从、响应吗?
色。
他家窑洞在高家岭村的最高处,门口有一块不大的场院。场院靠边,有一棵黑苍苍的盘顶松,几里地以外就能看见,像个亭子似的。再外边是几丈的黄土峭壁,直落下去,下面是又一排窑洞和几个院落,可以清清楚楚看见下面人家在院内的举动。下边人家做饭,上边人家见烟。整个村子就是这样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多少层窑洞、院落。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远近一个个灰蒙蒙的山头。下边,那被山岭相夹的几十里长的川谷被乳白的浓雾海一样淹没着,看不见山脚下的铁路,只听见下面凤凰岭火车站的机车哧哧冒气的声音。
有钟点似的,其他六七个大队干部也都端着冒热气的大碗聚到他家门口,围着圈在盘顶松下蹲下,开始了每天早晨的必定课目。
凤凰岭大队有十四个小队,三十多个自然村,散落在这二十里川谷两边的几十个山头上。最远的小队之间相距二十五里山路。像满天星,非常分散。十年前,他一回村担任大队支书,就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集中。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集中。他上任第一天就决定把小队核算搞成大队核算,越是分散的山区,越要加强集中领导。他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把几个大队干部从各个山村统通迁到高家岭集中居住。大队干部离开自己村,隔山隔岭往一处搬,这太破天荒了。要是再免职呢?再搬回去?房子呢?他不管,一句话,说做就做到了。开会议事,集中方便。每天清晨,大队干部就端上碗在盘顶松下一蹲,一边喝着开水泡馍,一边就把一天的事安排了。大到春耕夏收、运动斗争,小到婆媳吵架、芝麻琐碎。然后敲钟上工。现在凤凰岭开始包产到户了,大队对生产的集中指挥权基本解体了,可大队干部们每天早晨有事没事端碗一聚却仍成惯例,而且比过去还早,人还齐刷,还不耽误。人人都拿它当做一个重要事情,好像以此证明什么似的。这不是,下面高家岭各家各户的人,悠着空桶下山担水的年轻后生,开窝放鸡的婆姨,背着手牵着分到户的黄牛、黑驴在山路上遛牲口的老汉,都在抬头朝这高高的盘顶松下张望一眼,就连对面葛家岭上的点点人影,也隔着淡淡雾气远远朝这儿眺望。这近近远远的目光,高良杰和围蹲着的大队干部们都非常在意地感觉到了。大队干部们每天早晨还在盘顶松下议事——这就是他们每天一大早聚蹲在这儿造成的印象。这也是他们谁也没明说,但都在共同支撑着的一种舆论。当然,聚会的内容是变了,过去是一二三四安排生产,现在一多半是发泄牢骚。
今天没时间天南海北地发牢骚。情况比较严重:几个小队连夜酝酿要哄砍凤凰岭。县委书记要来。他肯定要“解决凤凰岭问题”横岭峪公社可能已经撤换了领导。高良杰碗放在膝盖上,一边用筷子划着碗边喝着滚烫的拌汤,一边平静地看着大家,把事情讲明了。
大队干部们相视了一下,气氛沉闷。
“咱们前几年拚命干,倒是干出不是了?”说这话的是副支书兼民兵连长罗清水,粗实黑壮,端着碗像虎一样蹲在那儿。他察看了一下高良杰的表情,接着用筷子转圈气愤地一指,说道:“咱们凤凰岭大队的干部,哪一个不是一年劳动三百天以上?良杰,你冬天领着修渠搞水利,”他看了高良杰的空袖一眼,但没往这上面说“几次累得吐了血,塌方把肋骨都砸断了,这都有罪了?”
高良杰淡淡地一笑:“咱们路线错了嘛,干,当然不如不干。”他说话的神情口气既像是和蔼敦厚地说服对方,又像是灰心无怨的自嘲,还似乎含蓄着深刻的不满和讽刺。
“多打粮食有什么罪,现在凭哪条收拾你?”罗清水愤愤不平地说,顺手把碗给了刚从下面上来的六七岁的闺女。小丫头是专门来给爹拿碗添饭的。
“凭哪条?”淑芬也从窑洞出来给高良杰拿碗添饭“哼,凭凤凰岭把树快砍完了,也够处分他了。”
“可现在政策大撒手,分山分林,谁还能管住?”罗清水说。
淑芬刚要张嘴争辩,高良杰看了她一眼,她咽下话,转身回窑洞了。
“尽量管吧。”高良杰略沉下脸说了一句。
立刻烟消云散,没人再敢分辩了。
“可到底怎么管啊?”沉默了一会儿,人们小心翼翼地察看着他的脸色问道。
高良杰感到了他的话在这群人中仍有的千锤打锣、一锤定音的权威,也感到了人们看着他脸色小心说话的目光。这都让他感到了权力集中的满足。但是,到底怎么管呢?出了眼前这一伙人,在整个凤凰岭,那种令行禁止的集中领导正在解体崩溃,这是他每天都感觉到的。他望了一下在雾气中渐渐显露出来的远近几十个山头,为了在这个分散落后的山区建立统一集中,他费尽了心血。那一整套领导系统像是他的神经网,几十里山路就像他的身体四肢,他的每个意志都影响到凤凰岭山区各个角落。现在,都破解了,什么都抓不住了。他两手空空,凭什么去管呢?但是,眼下情况很紧迫,不管也得管。他再不满,可现在还没被免职。就这一条,他也不能撒手放任自流。
他刚要张嘴。
“哎,我说良杰啊。”一声气喘吁吁的喊嚷,使他们都扭过了头。一个络腮胡子的中年胖子正从一边陡坡小路上往这小场院来,刚上升着露出上半身。他低下头,手撑着膝盖又吃力登了最后几步,嗨的一口粗气,终于上来了。这是凤凰岭车站的站长老董,刚从部队转业下来。“你这儿可真够高的。”他满头是汗地掏出手绢来,说话有些大舌头。
高良杰请他在旁边的石头上坐下。他和董站长很亲切,他这面学大寨红旗在农业战线上早就灰溜溜遭人白眼了,可在穿军装、穿工作服的人眼里,并没遭到什么嫌恶。他敏感到这个差异。
董站长一边喘着擦着汗,一边摇了摇手。他捏提起衣领,搧抖着粘身的军衣,说:“赶快给派五百个民工。昨天那场大雨,山上下来的洪水、泥石流把铁路冲断了两处。我说良杰,这事越快越好。路局今天可能要来人。停运一天,损失几十万。”
“现在都各种各家的,一下子从哪儿给你集中这么多劳力啊?”
“你们凤凰岭大队还能号召不动人?没问题,良杰有办法。”董站长不容分辩地一摆手“再说社员又不无偿劳动。”凤凰岭这一段十几里的铁路养护,铁路与大队在动用民工上有合同。
“我们想办法吧。”人们还想表示为难,高良杰沉稳地说了一句。董站长对他的信任,无疑刺激了他的自尊心。
祸不单行。对面山岭上玄中寺的讲解员小红也气喘吁吁地爬上山了。这是个打扮入时的姑娘,白纱短袖衬衫,粉红背带裙,烫发披肩,额前还留着齐齐的压眉短发,白嫩的小菩萨脸。一有什么对外交涉,寺庙管理处就把她派出来了。“高书记,”她央求的声调又急又快“山上冲下来的石头泥巴把玄中寺的后墙都埋了。压得墙都往里斜了,就要塌了。老程让我找见您,找上几十个社员帮我们清理一下,工钱以后再算,今天还要来外宾呢。”
“县委书记今天啥时候来?”一个核桃脸的大队干部惴惴不安地看着高良杰小声问。
“十点半在乌鸡岭上召开现场会。”另一个大队干部答道。
人们都抬眼望了望高家岭后面更高的乌鸡岭。
“这样吧,”高良杰放下空碗说道。大队干部们立刻静下来,每次他这三个字一出嘴,虽然是商量的口气,事情就算拍板了。“你们每个人去一个小队,就去。你去葛家岭,你还是去小寨,你还是去西沟,你东沟,还是按过去分工,分头包干。两个任务:一个,说服群众,凤凰岭的树不能砍,有问题再研究。再一个,把劳力集中起来,帮助抢修铁路。能来多少就来多少。多的人,帮助玄中寺清理一下。高家岭这儿的工作,还是我管。”
“好,那我就等你的人了。”董站长放心地下山了。
小红也因为完成了任务高高兴兴地走了。
一经高良杰分派,大队干部们都毫无二话,把筷子和空碗一合,一手拿着,纷纷站起来各自回家放碗,准备立刻下山奔各小队去。这种一声号令,说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雷厉风行,让高良杰感到一丝痛快和满足。但正是这一丝满足让他更痛楚地感到现在正在失去的一切。他站起来,转身回到家里,放下饭碗就准备往外走。
“砍树闹事能制止住吗?”淑芬问。她正在灶边洗锅刷碗,准备下山,她在大队保健站当卫生员。八岁的女儿芳芳正在扫地。
“难说。”高良杰停住步,看了妻子一眼,答道。
“怎么难说?闷大爷那儿千万别出事。”淑芬停住手。
“现在不比过去,不能靠硬性命令。”
“禁止乱砍滥伐不是有政策规定吗?”
“现在很多政策就是相互矛盾的。”
淑芬吃惊地看着他。她没想过这一层,也没听他说过这一层。高良杰正皱着眉看着墙上挂的那几个学大寨的奖状镜框。他伸手把它们一个一个都摘了下来。
“摘那干什么?”淑芬一下明白了他出于谨慎的考虑,她砰砰哐哐摞着碗,理直气壮地说道“怕什么?那是历史。谁没历史?”
“别人不一定这么看。”
“你管别人怎么看呢。”
高良杰温厚地笑笑,却透出一丝凄凉来。他性格沉稳,从来不和妻子争吵,但什么事情该怎么办,他还是一定要怎么办的。他把镜框都放到了箱子里。高良杰的目光又落在了炕上的几张人民日报上,上边有些地方被他划着红杠杠。他也收拾起来放进了抽屉。吃政治饭的人知道政治的危险。
“县委书记要看就来看吧,怕什么?”淑芬一边解下围裙上下拍打身上,一边指着窑洞数落道:“让他们来参观参观你这大队书记的穷家。看你干了这十来年支书,是多吃了,还是多占了。是作威了,还是作福了。白天黑夜的干,转业费贴进去了,命也差点贴进去。自己往家里多拿一根秫秸秆没有?凤凰岭五百户人,有几户还比你支书家穷的。”
高良杰看了看妻子,紧闭双唇。眼前这孔大窑洞,便是他的全部家当。窑洞很深,装着玻璃窗,仍很阴暗。靠窗是一个大土炕,贴窗放着一个扣箱,旁边铺着炕席,卷起着打补丁的被褥。贴墙再往里是一溜几个水缸、面缸、咸菜缸。在另一面,贴墙放着一个油漆剥落的旧三屉桌。窑洞当中的空地上放着几个树墩小板凳,更显出窑洞的空荡。他图什么?他心中涌起一阵悲怆,脸色却更为冷峻。“少说点牢骚话。”他看了一眼正在一旁簸土的女儿,低声责备着妻子。
淑芬眼里一下渗出泪花,她一把将女儿芳芳拉过来:“谁跟你发过牢骚?你看看。”她抓起芳芳的手让他看,小手掌上到处是茧皮、水泡、划破的血口子“孩子手疼得字都没法写。过去,你替集体受了伤,现在谁替你种地?”
高良杰看了看因为劳累更显得干瘦的妻子,轻轻把女儿揽到身边,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女儿很乖顺地贴着他的身体。“手疼吗?”他问。
女儿摇了摇头。他家分了十二亩山地,他断过三根肋骨,又少了一只胳膊,很多活都吃不上劲。淑芬、女儿每天回来就都拿起了锄把。
“过去有错,那是过去的形势。在凤凰岭干这些年,我看你问心无愧。现在该管什么还要管。我相信凤凰岭群众还是拥护你的。”淑芬说。
他感动地看着妻子。是的,他相信群众还是像过去一样拥护他的。他拍了拍女儿的头,稳步出了窑洞,来到盘顶松下。
他临空一站,展望了一下远近山岭,心情更加不平静。
顺着山谷方向刮来的凉风已经把山头的薄雾、山下的浓雾都驱散了。东面山岭上已经亮起一抹淡淡的桔黄。远近几十个山岭都清晰露出了面貌,远远看见山上的点点房舍,蜿蜒小路。下面川谷里,滚滚流淌的黄龙河,黄条带一样的公路,黑线一样的铁路,一排火柴盒一样的小黄房子的火车站,红的灯,紫的灯,空荡荡的站台上寥寥的人影,公路旁凤凰岭大队部空无一人的四方院,都在晨光熹微中历历在目。对面山上,几年前曾用花岗岩块铺砌成两条数百米长的大标语。一条是“农业学大寨”现时不适宜了,他已经让人拆取了。还有一条“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除了“党的”两个字被山洪冲模糊了以外,现在还在。离几里路远远望去,赫然地书写在大山上。他望着,有些时过境迁的感慨。
他看到对面山岭上那一根根一人多高的小木杆,拉开着距离牵着细线向山上延伸着。那是他上任第一年就给三十个自然村首次接通了的有线广播线,给每家,包括独户居住在山旮旯里的羊倌都装了低音喇叭。
他又看到了一根根耸着肩的电线杆,拉着电线爬上远近一个个山岭,沿着山脊向四面延伸着。这是他上任第二年到处奔波做的一件事:他使整个凤凰岭山区第一次通了电,用上了电灯,照亮了世世代代点油灯的昏暗山村。
看着联系着一个个山岭的蜿蜒小路,他不能不感慨。几百年来人们踏出了路,使一个个荒僻的山头与社会有了最初的联系网。而十年来,他就给这几十个山岭增加了两层联系网路。为了改变这偏僻山区的落后面貌,把它建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十年来,他一直在同分散状态、无政府状态、与世隔绝的小农保守意识做不懈的斗争。终于,他把一切都集中过来了,连一家一户鸡下的蛋也集中在他领导之下。有些,现在看来是过头了,过死了。然而,现在政策一松,全部都散开了,难道不也过头吗?
他的目光落在眼前盘顶松树杈上悬吊的一段两尺来长的钢轨上。他用手摸了一下,透心的冰凉,它微微摆动着。这就是他准备要敲的钟,这也曾经是他加强集中采取的重大步骤。他在每个小队的山岭顶上都吊装上了这样的钟,用钟声统一指挥几十个山头上五百户人家的行动。早晨,全大队统一出工。他在这高家岭上一敲上工钟,对面最近的葛家岭、小寨一听见也马上敲钟,再传过去是王虎岭、云寨,他们又敲。就这样,像古代烽火台一样,很快钟声传遍二十里山岭,十二个小队,三十个自然村,五百户人一起上工。不管春夏秋冬。
寒风刺骨的严冬,半夜他一敲民兵紧急集合钟,能使二十多里范围内的几十个山头上的几百名基干民兵,在一个多小时内跑步集中到大队部。
他抬手从松树桠杈上拿下一截搞水利时磨短了的钢钎,这是敲钟锤。
他心中突然有些激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敲过钟了。往日敲钟时那种发号施令、朝气蓬勃的心情,带着一丝陌生和新鲜感,连同强烈的感慨、怅惘一起涌上心头,他此时才感到这敲钟的权力无比宝贵。
他举起了钢钎,却感到手有些紧张发抖。
社员还会听从、响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