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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著，它通过对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描述，艺术地概括了北宋末年人民起义发生、发展直到失败的全过程。作品里所描写的宋江起义，不完全符合历史上宋江起义的史实。它是经过无数作家之手创造性地复制出来的文学作品。水浒传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同类的历史故事，在民间口头传说与民间说唱的阶段就有无数的增饰，最后施耐庵、罗贯中又按照自己的认识重心创作，才出现了这部反映人民起义的长篇小说。
作者写作的目的是希望封建统治阶级面对现实，接受经验教训。如李贽忠义水浒传全传序所说：“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也。”因此，作者有意地安排了招安的结局，既然是作者有意安排的招安结局，就难免使招安过于理想化和幻想化。再联系水浒传最后成书时的历史背景，元末明初各地起义队伍，除徐寿辉、陈友谅始终没有降元自己称帝外，方国珍、张士诚都不止一次接受过招安。历史上的招安，都是双方势力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不能消灭对方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所采取的一种权益之计。水浒传里所写的招安，却是起义队伍自愿的！这更多的表现了作者的主观色彩。
作者肯定招安的道路，并以之为经纬纂集了所有的水浒故事，这表露了他的局限，也给作品特别是后半部带来一些败笔，应当属于艺术的虚伪。
梁山英雄聚义的主要目标是铲除贪官污吏，替天行道，以期报朝廷。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当他们势力壮大之后，地方官府无力对付时，便与朝廷对抗，斗争的目标转向朝廷的奸佞颇有清君侧之意。
在梁山英雄们幼稚的观念中：“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至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此之时，都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
当梁山众英雄在宋江的带领下铁定心要招安降宋时，统治阶级已经在立场上清楚地见到梁山已非一般草寇性质，而是朝廷的敌人，它将使朝廷颠覆，亦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丧失。因其危害是直接的，远胜于北方的金兵。因此，统治阶级是不可能真正接受梁山英雄的招安的。这在梁山义军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归顺实为下策。朝廷接受了太尉宿元景的建议，采用招安的办法，进而让义军在征辽和讨方腊的战争中消弱力量，这无疑对统治集团来说是更为高明的策略。当梁山一百零八将平定方腊之后，仅剩宋江，卢俊义等二十七将，十去其八，而且又将他们分散各地或遣归乡里，已经基本上达到瓦解义军的目的了。这时高俅出来收拾残局，誓将梁山义军参与剪除干净。
招安之后的梁山英雄，如戴宗、阮小七、柴进、李应、关胜、呼延灼、朱仝等正将和其他偏将的最后结果并不尽人意，他们大都“自识时务”为了“免受玷污”或学道出家，或还乡为民。其中，戴宗在泰安岳州庙里陪堂出家，一夕无恙，大笑而终；阮小七被奸佞怀挟旧恨，借故诬陷他穿过方腊的龙衣，被迫夺了官诰，依旧回石碣村打鱼为生；柴进曾在方腊处为驸马，看到阮小七的下场，便推称风疾患病，再回沧海郡为民。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转眼化为烟云。对于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作者不时流露出惋惜哀愁的感情。最后一段，虽然加上了“徽宗帝梦游梁山泊”的情节，但却仍然掩盖不了梁山英雄惨遭屠杀的事实。作品认识到招安是一条没有出路的路，走了半天又回到作品开始的境地，作者在最后的挽诗中说：“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作者最终没有违背生活真实，但却是作品艺术带有虚伪性。
梁山英雄倒下了，梁山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替天行道”的大旗也带着强烈的讽刺意味倒下了。掩卷反思，梁山英雄在招安之前怎么能不对招安以后的结果进行推测：四大奸臣未除“替天行道”的大义也没有实现，就全部下山接受招安和奸臣心平气和地同朝共事？如若这样“替天行道”的大旗岂不是为了遮人耳目，以众英雄的身家性命为代价来谋取高官厚禄？这是作者在撒谎还是艺术的虚伪！如果梁山英雄对招安后的结果推测，他们还会齐心去招安吗？在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有许多本身就是强盗出身，而且干着强盗的勾当。如占山为王：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桃化山的李忠、周通；梁山的王伦——后来被火并、杜迁、宋万；白虎山的孔明、孔亮；清风山的燕顺、王英、郑天寿；对影山的了绿方、郭盛；黄山门的欧朋、蒋敬、马麟、陶宗旺；饮马山的邓飞、孟康、裴宣；芒砀山的樊瑞、项充、李兖；枯树山的鲈旭等等。开黑店人肉作坊的朱贵、张青与孙二娘。江上打劫的张横、张顺。以偷盗为生的时迁、段景柱。他们在江湖上自由惯了，是否会收敛本性服从朝廷约束很是值得怀疑！
还有，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能不能答应宋江，去招安乞降，更加值得怀疑。被逼上梁山的以林冲最为典型。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虽也有“屈沉在小人之下”的感叹，但由于他处于中层的社会地位，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所以一直安分守己不想背叛朝廷。后来高俅父子步步紧逼，设法栽赃陷害，他仍然忍气吞声，但是高俅并不肯罢休，竟然又派人从东京赶到沧州来谋杀他，最后在家破人亡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在山神庙亲耳听到陆虞侯等三人讲出火烧草料场置自己于死地的阴谋后，才杀死三人，在风雨之夜走上投奔梁山的道路。林冲的遭遇充分地体现了个“逼”字，他除了走上梁山他已经无路可走了。金圣叹说林冲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忍”和“狠”他忍得可怕，也狠得可怕。对高衙内夺妻之恨，忍；对冤判发配，忍；对董、薛的谋害，忍；须知这是一般人决不能容忍的。直到火烧草料场，林冲才忍无可忍，才连杀三人投奔梁山。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武松 ，武松为兄报仇，斗杀西门庆，砍杀潘金莲，最后到衙门自首，后来官府受贿加害于他，武松才被逼上梁山。像这样的梁山英雄在社会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贪官污吏使他们家破人亡，妻死家碎。不得已才杀人上梁山避难。应该看到，他们上山已经是山穷水尽，并且不可能有柳暗花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对社会有了更清醒更透... -->>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著，它通过对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描述，艺术地概括了北宋末年人民起义发生、发展直到失败的全过程。作品里所描写的宋江起义，不完全符合历史上宋江起义的史实。它是经过无数作家之手创造性地复制出来的文学作品。水浒传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同类的历史故事，在民间口头传说与民间说唱的阶段就有无数的增饰，最后施耐庵、罗贯中又按照自己的认识重心创作，才出现了这部反映人民起义的长篇小说。
作者写作的目的是希望封建统治阶级面对现实，接受经验教训。如李贽忠义水浒传全传序所说：“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也。”因此，作者有意地安排了招安的结局，既然是作者有意安排的招安结局，就难免使招安过于理想化和幻想化。再联系水浒传最后成书时的历史背景，元末明初各地起义队伍，除徐寿辉、陈友谅始终没有降元自己称帝外，方国珍、张士诚都不止一次接受过招安。历史上的招安，都是双方势力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不能消灭对方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所采取的一种权益之计。水浒传里所写的招安，却是起义队伍自愿的！这更多的表现了作者的主观色彩。
作者肯定招安的道路，并以之为经纬纂集了所有的水浒故事，这表露了他的局限，也给作品特别是后半部带来一些败笔，应当属于艺术的虚伪。
梁山英雄聚义的主要目标是铲除贪官污吏，替天行道，以期报朝廷。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当他们势力壮大之后，地方官府无力对付时，便与朝廷对抗，斗争的目标转向朝廷的奸佞颇有清君侧之意。
在梁山英雄们幼稚的观念中：“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至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此之时，都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
当梁山众英雄在宋江的带领下铁定心要招安降宋时，统治阶级已经在立场上清楚地见到梁山已非一般草寇性质，而是朝廷的敌人，它将使朝廷颠覆，亦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丧失。因其危害是直接的，远胜于北方的金兵。因此，统治阶级是不可能真正接受梁山英雄的招安的。这在梁山义军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归顺实为下策。朝廷接受了太尉宿元景的建议，采用招安的办法，进而让义军在征辽和讨方腊的战争中消弱力量，这无疑对统治集团来说是更为高明的策略。当梁山一百零八将平定方腊之后，仅剩宋江，卢俊义等二十七将，十去其八，而且又将他们分散各地或遣归乡里，已经基本上达到瓦解义军的目的了。这时高俅出来收拾残局，誓将梁山义军参与剪除干净。
招安之后的梁山英雄，如戴宗、阮小七、柴进、李应、关胜、呼延灼、朱仝等正将和其他偏将的最后结果并不尽人意，他们大都“自识时务”为了“免受玷污”或学道出家，或还乡为民。其中，戴宗在泰安岳州庙里陪堂出家，一夕无恙，大笑而终；阮小七被奸佞怀挟旧恨，借故诬陷他穿过方腊的龙衣，被迫夺了官诰，依旧回石碣村打鱼为生；柴进曾在方腊处为驸马，看到阮小七的下场，便推称风疾患病，再回沧海郡为民。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转眼化为烟云。对于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作者不时流露出惋惜哀愁的感情。最后一段，虽然加上了“徽宗帝梦游梁山泊”的情节，但却仍然掩盖不了梁山英雄惨遭屠杀的事实。作品认识到招安是一条没有出路的路，走了半天又回到作品开始的境地，作者在最后的挽诗中说：“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作者最终没有违背生活真实，但却是作品艺术带有虚伪性。
梁山英雄倒下了，梁山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替天行道”的大旗也带着强烈的讽刺意味倒下了。掩卷反思，梁山英雄在招安之前怎么能不对招安以后的结果进行推测：四大奸臣未除“替天行道”的大义也没有实现，就全部下山接受招安和奸臣心平气和地同朝共事？如若这样“替天行道”的大旗岂不是为了遮人耳目，以众英雄的身家性命为代价来谋取高官厚禄？这是作者在撒谎还是艺术的虚伪！如果梁山英雄对招安后的结果推测，他们还会齐心去招安吗？在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有许多本身就是强盗出身，而且干着强盗的勾当。如占山为王：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桃化山的李忠、周通；梁山的王伦——后来被火并、杜迁、宋万；白虎山的孔明、孔亮；清风山的燕顺、王英、郑天寿；对影山的了绿方、郭盛；黄山门的欧朋、蒋敬、马麟、陶宗旺；饮马山的邓飞、孟康、裴宣；芒砀山的樊瑞、项充、李兖；枯树山的鲈旭等等。开黑店人肉作坊的朱贵、张青与孙二娘。江上打劫的张横、张顺。以偷盗为生的时迁、段景柱。他们在江湖上自由惯了，是否会收敛本性服从朝廷约束很是值得怀疑！
还有，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能不能答应宋江，去招安乞降，更加值得怀疑。被逼上梁山的以林冲最为典型。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虽也有“屈沉在小人之下”的感叹，但由于他处于中层的社会地位，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所以一直安分守己不想背叛朝廷。后来高俅父子步步紧逼，设法栽赃陷害，他仍然忍气吞声，但是高俅并不肯罢休，竟然又派人从东京赶到沧州来谋杀他，最后在家破人亡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在山神庙亲耳听到陆虞侯等三人讲出火烧草料场置自己于死地的阴谋后，才杀死三人，在风雨之夜走上投奔梁山的道路。林冲的遭遇充分地体现了个“逼”字，他除了走上梁山他已经无路可走了。金圣叹说林冲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忍”和“狠”他忍得可怕，也狠得可怕。对高衙内夺妻之恨，忍；对冤判发配，忍；对董、薛的谋害，忍；须知这是一般人决不能容忍的。直到火烧草料场，林冲才忍无可忍，才连杀三人投奔梁山。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武松 ，武松为兄报仇，斗杀西门庆，砍杀潘金莲，最后到衙门自首，后来官府受贿加害于他，武松才被逼上梁山。像这样的梁山英雄在社会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贪官污吏使他们家破人亡，妻死家碎。不得已才杀人上梁山避难。应该看到，他们上山已经是山穷水尽，并且不可能有柳暗花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对社会有了更清醒更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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