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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而下。
窝阔台去世后，由于蒙古内部的争斗，无法对南宋发动大规模攻势，宋帝国借此机会，对各个战场的防御进行了积极地调整。也就在窝阔台去世的第二年（1242年），为了扭转四川的不利局面，巩固长江上游地区，宋理宗派遣名将余入蜀。
《宋史余传》中记载，余曾言：“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
余曾对理宗皇帝说：当今天下的世家杰出子弟、科举考试出来的士人、乡村里的豪杰，只要一从军，就被认为是粗鄙之徒、樊哙之流。愿陛下对天下文武之士一视同仁，不要有偏向，偏，必然导致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不是国家之福。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帝国当时还是有很多慷慨豪侠之士的，他们不是不愿意报效帝国，但帝国掌权者的态度、社会习俗的看法，却使这些有热血的人心冷。
在有些人眼里，武人很粗，没错，很多时候就是“细”好看，但如果要是把腰也弄得像墙头草那样细，哪就是在扯淡了。
当时的情况是，从理宗宝庆三年至淳二年，十六年间，朝廷共任命了“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但这帮废物却弄得整个四川号令不一，百姓民不聊生，各地各自为政，形势大坏。直到听说余入川，川地人心才稍微安定下来，开始有定居的意思。“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及闻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
受命于帝国危难之际的余，带着十年收复全川之地的目标，“愿假十年，手掣全蜀之地，还之朝廷”，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在这其中，播州冉、冉璞兄弟起了重要作用。
余入川后认为，“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于是就设立了招贤馆。冉氏兄弟听说后跑来，“居数月，无所言”。这两人混了几个月，觉得不掏点东西说不过去了，于是单独请见余。
“‘某兄弟辱明公礼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众人也。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
冉氏兄弟说：“咱兄弟吃您的、喝您的，啥事也不干，让您被人看笑话了，但咱们也是想给你一些和别人不同的见解。从眼前的西蜀形势考虑，关键是在迁合州城吧？”
余闻言大喜，拉着两人的手：“俺一直有这个感觉，只是不知道该咋办而已啊。”
这两人就又说道：“蜀口之地要讲险要，没有超过钓鱼山的，如果合州迁到哪里，再派上合适的兄弟屯粮坚守，它远胜十万大军。成都平原是守不住的啊。”
余随后就上奏朝廷任命这两兄弟全权负责此事，但所有人均反对，“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
“怒曰：‘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独坐之，诸君无预也。’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
余很有魄力，他怒斥众人：“钓鱼城建成，蜀安，不成，责任我来担。”在他的坚持下，最终修筑了以钓鱼城为核心的十余个山城堡垒，这些城堡均依山设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既做为各地的官署，又能屯兵聚粮，互为声援，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
但余的强势，却使他得罪了当地的权贵，云顶山统制姚世安勾结当时的丞相谢方叔等人，造谣中伤余。理宗宝元年（1253年），理宗召余回朝，余闻此消息十分不安，七月，突然死去，也有人说是服毒而亡。川民闻听莫不像失去父母。“宝元年，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我们的帝国总是干这样自毁长城的鸟事。但余的心态，实际上是反映了岳飞的遭遇，给帝国武将带来的阴影。
钓鱼城之战，从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开始，打了半年。蒙古军屡攻不下，期间蒙哥暴跳如雷，但就是拿这个小小的山城无可奈何。
而钓鱼城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指挥下，不仅击退了蒙古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们还于某日将两尾鲜鱼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的蒙古军，并投书称，即使再守10年，蒙古军也无法攻下此城。
横扫欧亚大陆、骄横的蒙古将领不忍其愤，坚持强攻坚城。但大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后期又值酷暑季节，军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元史》载，蒙哥于六月患了病，七月死于城下。
蒙哥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其后续影响十分巨大。
首先，兀良合台一路，这时已经攻至潭州（今长沙）城下。蒙哥的失败，使得三路会师的计划落空，宋帝国就此又延长了20年之久。
其次，它使蒙古人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了下来。1252年，蒙哥遣其弟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旭烈兀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岛等地，并准备向埃及进军。埃及闻讯，举国震恐，倾全国之兵欲与蒙古军决战于巴勒斯坦。但在获悉蒙哥死讯之后，旭烈兀只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自己率大军东还。结果剩下的蒙古军因寡不敌众而被埃及军队打败，最终未能打进非洲。而后，忽必烈上台，蒙古再度陷入内争，蒙古帝国的大规模扩张就此停止。
因此，钓鱼城之战的结果改写了整个世界中古史。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独钓中原”的美喻，在世界史上，也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上帝折鞭处”。
蒙哥的死，无疑是对蒙古帝国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在儒生们看来，这对忽必烈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赐良机。
流而下。
窝阔台去世后，由于蒙古内部的争斗，无法对南宋发动大规模攻势，宋帝国借此机会，对各个战场的防御进行了积极地调整。也就在窝阔台去世的第二年（1242年），为了扭转四川的不利局面，巩固长江上游地区，宋理宗派遣名将余入蜀。
《宋史余传》中记载，余曾言：“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
余曾对理宗皇帝说：当今天下的世家杰出子弟、科举考试出来的士人、乡村里的豪杰，只要一从军，就被认为是粗鄙之徒、樊哙之流。愿陛下对天下文武之士一视同仁，不要有偏向，偏，必然导致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不是国家之福。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帝国当时还是有很多慷慨豪侠之士的，他们不是不愿意报效帝国，但帝国掌权者的态度、社会习俗的看法，却使这些有热血的人心冷。
在有些人眼里，武人很粗，没错，很多时候就是“细”好看，但如果要是把腰也弄得像墙头草那样细，哪就是在扯淡了。
当时的情况是，从理宗宝庆三年至淳二年，十六年间，朝廷共任命了“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但这帮废物却弄得整个四川号令不一，百姓民不聊生，各地各自为政，形势大坏。直到听说余入川，川地人心才稍微安定下来，开始有定居的意思。“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及闻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
受命于帝国危难之际的余，带着十年收复全川之地的目标，“愿假十年，手掣全蜀之地，还之朝廷”，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在这其中，播州冉、冉璞兄弟起了重要作用。
余入川后认为，“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于是就设立了招贤馆。冉氏兄弟听说后跑来，“居数月，无所言”。这两人混了几个月，觉得不掏点东西说不过去了，于是单独请见余。
“‘某兄弟辱明公礼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众人也。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
冉氏兄弟说：“咱兄弟吃您的、喝您的，啥事也不干，让您被人看笑话了，但咱们也是想给你一些和别人不同的见解。从眼前的西蜀形势考虑，关键是在迁合州城吧？”
余闻言大喜，拉着两人的手：“俺一直有这个感觉，只是不知道该咋办而已啊。”
这两人就又说道：“蜀口之地要讲险要，没有超过钓鱼山的，如果合州迁到哪里，再派上合适的兄弟屯粮坚守，它远胜十万大军。成都平原是守不住的啊。”
余随后就上奏朝廷任命这两兄弟全权负责此事，但所有人均反对，“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
“怒曰：‘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独坐之，诸君无预也。’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
余很有魄力，他怒斥众人：“钓鱼城建成，蜀安，不成，责任我来担。”在他的坚持下，最终修筑了以钓鱼城为核心的十余个山城堡垒，这些城堡均依山设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既做为各地的官署，又能屯兵聚粮，互为声援，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
但余的强势，却使他得罪了当地的权贵，云顶山统制姚世安勾结当时的丞相谢方叔等人，造谣中伤余。理宗宝元年（1253年），理宗召余回朝，余闻此消息十分不安，七月，突然死去，也有人说是服毒而亡。川民闻听莫不像失去父母。“宝元年，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我们的帝国总是干这样自毁长城的鸟事。但余的心态，实际上是反映了岳飞的遭遇，给帝国武将带来的阴影。
钓鱼城之战，从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开始，打了半年。蒙古军屡攻不下，期间蒙哥暴跳如雷，但就是拿这个小小的山城无可奈何。
而钓鱼城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指挥下，不仅击退了蒙古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们还于某日将两尾鲜鱼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的蒙古军，并投书称，即使再守10年，蒙古军也无法攻下此城。
横扫欧亚大陆、骄横的蒙古将领不忍其愤，坚持强攻坚城。但大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后期又值酷暑季节，军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元史》载，蒙哥于六月患了病，七月死于城下。
蒙哥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其后续影响十分巨大。
首先，兀良合台一路，这时已经攻至潭州（今长沙）城下。蒙哥的失败，使得三路会师的计划落空，宋帝国就此又延长了20年之久。
其次，它使蒙古人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了下来。1252年，蒙哥遣其弟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旭烈兀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岛等地，并准备向埃及进军。埃及闻讯，举国震恐，倾全国之兵欲与蒙古军决战于巴勒斯坦。但在获悉蒙哥死讯之后，旭烈兀只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自己率大军东还。结果剩下的蒙古军因寡不敌众而被埃及军队打败，最终未能打进非洲。而后，忽必烈上台，蒙古再度陷入内争，蒙古帝国的大规模扩张就此停止。
因此，钓鱼城之战的结果改写了整个世界中古史。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独钓中原”的美喻，在世界史上，也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上帝折鞭处”。
蒙哥的死，无疑是对蒙古帝国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在儒生们看来，这对忽必烈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赐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