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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斯终于主动派人来请我去时，我说：“他折磨她总算到头了。”我还说这是件大好事，起先我还不愿意去呢，因为说不定我还可以有点办法，没准得把她拉回人世间呢，天哪。我寻思天国的道德观说不定和医学院的一样，也是愚不可及的，我琢磨没准又是弗农塔尔派人来请我的，他让我到节骨眼上才去，这个弗农塔尔，做事一贯如此，让安斯一个钱掰成两半花，他花自己钱时也是这样的。可是天色越来越晚，让我清清楚楚看出来天要变，这时，我就明白只能是安斯，不可能是旁人来请的。我知道大旋风临头还请医生，那样的事只能是一个倒霉透了的人才干得出来的。我也知道等安斯终于想到要请医生时，那已经为时太晚了。
等我来到泉边下车把马拴好，太阳已经落到一排乌云后面去了，那乌云像一行上下颠倒的山脉，仿佛有人在云堆后面倒了一车未燃尽的煤渣，空气里没有一丝风。我在一英里之外就能听到卡什在锯木头了。安斯站在小路尽头的断崖顶上。
“马呢？”我说。
“朱厄尔带走了，”他说。“反正旁人谁也逮不住它。我看你只好自己走上来了。”
“我，二百五十磅的体重，要我自己走上来？”我说。“要我爬那堵该死的绝壁？”他站在一棵树的旁边。糟糕的是，上帝犯了错误，让树木有根却让安斯本德仑一家长得有腿脚。只要他让他们倒换一下，这个国家也好，任何别的国家也好，就不用担心有一天树木会砍伐殆尽了。“那你打算让我怎么办呢？”我说。“傻呆在这儿等雷雨下来把我卷到邻县去？”即使是骑马，那也得让我用十五分钟才能穿过草坡爬上山梁去到屋子跟前。那条小路像不知打哪儿飞来的一条断胳膊，弯弯曲曲地依傍在断崖底下。安斯都有十二年没进城了。不知道他老娘当初是怎么爬上山去怀上他的，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瓦达曼去拿绳子了，”他说。
过了一会儿瓦达曼拿了根犁绳出现了。他把绳子的一头交给安斯，自己一边放开绳圈一边走下小路。
“你可要拽住了，”我说。“我已经把这次出诊记在帐本上了，所以不管我上得来上不来都一样要收费的。”
“我拽紧了，”安斯说。“你只管放心上来吧。”
我也不明白自己干吗不打道回府。七十好几的人了，体重两百多磅，还让人用一根绳子拉上去吊下来。我想准是为了在自己帐簿里凑满五万元的死帐才肯罢休吧。“你太太搞的是什么名堂，”我说“怎么偏偏在这个穷山头上生病？”
“真对不起，”他说。他放松绳子，让它出溜下来，转过身子朝屋子走去。山顶上还有一些天光，是硫磺火柴那种颜色。那些木板也像一根一根硫磺。卡什没有回过头来。弗农塔尔说他把每一块木板都拿到窗前给她看让她说行不行，那小男孩赶上了我们。安斯扭过头去看看他。“绳子呢？”他说。
“就在刚才你扔下的地方，”我说。“不过先别管绳子了。反正一会儿我还要从断崖那里吊下去的。我不想在这儿遇上暴风雨。要是我给风卷走，不定会卷到多远的地方去呢。”
那个姑娘站在床前，给她扇扇子。我们走进房间时她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十天来她就跟死去了一样。我想她的生活成为安斯的一部分已经太久，现在要想改变也不行了，如果说死也算是一种改变的话。我记得年轻时我相信死亡是一种肉体现象；现在我知道它仅仅是一种精神作用——是痛失亲人者的精神作用。虚无主义者说死亡是终结；原教旨主义者则说那是开始；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房客或者一个家... -->>
当安斯终于主动派人来请我去时，我说：“他折磨她总算到头了。”我还说这是件大好事，起先我还不愿意去呢，因为说不定我还可以有点办法，没准得把她拉回人世间呢，天哪。我寻思天国的道德观说不定和医学院的一样，也是愚不可及的，我琢磨没准又是弗农塔尔派人来请我的，他让我到节骨眼上才去，这个弗农塔尔，做事一贯如此，让安斯一个钱掰成两半花，他花自己钱时也是这样的。可是天色越来越晚，让我清清楚楚看出来天要变，这时，我就明白只能是安斯，不可能是旁人来请的。我知道大旋风临头还请医生，那样的事只能是一个倒霉透了的人才干得出来的。我也知道等安斯终于想到要请医生时，那已经为时太晚了。
等我来到泉边下车把马拴好，太阳已经落到一排乌云后面去了，那乌云像一行上下颠倒的山脉，仿佛有人在云堆后面倒了一车未燃尽的煤渣，空气里没有一丝风。我在一英里之外就能听到卡什在锯木头了。安斯站在小路尽头的断崖顶上。
“马呢？”我说。
“朱厄尔带走了，”他说。“反正旁人谁也逮不住它。我看你只好自己走上来了。”
“我，二百五十磅的体重，要我自己走上来？”我说。“要我爬那堵该死的绝壁？”他站在一棵树的旁边。糟糕的是，上帝犯了错误，让树木有根却让安斯本德仑一家长得有腿脚。只要他让他们倒换一下，这个国家也好，任何别的国家也好，就不用担心有一天树木会砍伐殆尽了。“那你打算让我怎么办呢？”我说。“傻呆在这儿等雷雨下来把我卷到邻县去？”即使是骑马，那也得让我用十五分钟才能穿过草坡爬上山梁去到屋子跟前。那条小路像不知打哪儿飞来的一条断胳膊，弯弯曲曲地依傍在断崖底下。安斯都有十二年没进城了。不知道他老娘当初是怎么爬上山去怀上他的，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瓦达曼去拿绳子了，”他说。
过了一会儿瓦达曼拿了根犁绳出现了。他把绳子的一头交给安斯，自己一边放开绳圈一边走下小路。
“你可要拽住了，”我说。“我已经把这次出诊记在帐本上了，所以不管我上得来上不来都一样要收费的。”
“我拽紧了，”安斯说。“你只管放心上来吧。”
我也不明白自己干吗不打道回府。七十好几的人了，体重两百多磅，还让人用一根绳子拉上去吊下来。我想准是为了在自己帐簿里凑满五万元的死帐才肯罢休吧。“你太太搞的是什么名堂，”我说“怎么偏偏在这个穷山头上生病？”
“真对不起，”他说。他放松绳子，让它出溜下来，转过身子朝屋子走去。山顶上还有一些天光，是硫磺火柴那种颜色。那些木板也像一根一根硫磺。卡什没有回过头来。弗农塔尔说他把每一块木板都拿到窗前给她看让她说行不行，那小男孩赶上了我们。安斯扭过头去看看他。“绳子呢？”他说。
“就在刚才你扔下的地方，”我说。“不过先别管绳子了。反正一会儿我还要从断崖那里吊下去的。我不想在这儿遇上暴风雨。要是我给风卷走，不定会卷到多远的地方去呢。”
那个姑娘站在床前，给她扇扇子。我们走进房间时她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十天来她就跟死去了一样。我想她的生活成为安斯的一部分已经太久，现在要想改变也不行了，如果说死也算是一种改变的话。我记得年轻时我相信死亡是一种肉体现象；现在我知道它仅仅是一种精神作用——是痛失亲人者的精神作用。虚无主义者说死亡是终结；原教旨主义者则说那是开始；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房客或者一个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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