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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遭受杖刑的流人，身体严重受损，往往死于艰难的流放之旅。天宝六载(747)，南海太守彭果坐赃，决杖，长流湊溪郡，结果“死于路”。开元十年(722)九月，秘书监、楚国公姜皎坐事，“诏杖之六十，配流钦州，死于路”。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监察御史周子谅“于朝堂决杖，配流瀼州，行至蓝田而死”。
还有些流人在流放途中，又被赐死或者杀死。如王鉷被告谋反，其子准例除名，“长流岭南，至故驿杀之”。开元二十年(732)，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用库物，左监门员外将军杨元方受含章馈饷，并于朝堂决杖，“流瀼州，皆赐死于路”。代宗倚裴茙以图来瑱，裴茙性轻褊少谋，师兴，给用无节。及败，“有诏流费州，至蓝田，赐死”。黎干与宦者特进刘忠翼阴谋，几危宗嗣。及即位，又诡道希进，密乘车谒忠翼，“除名长流，俄赐死蓝田驿”。
有文献记载的，唐代被处以流刑的113例官吏中，不久征还的为7例；卒于道，或者途中被杀或者赐死的为6例；卒于流所的为15例；附加杖刑的为7例；长流的为13例；决杖又赐死者3例；长流又赐死者7例；决杖又长流者2例。鉴于被处以流刑的官吏遭遇厄运者更为普遍，所以只注意到前者而得出流刑名重实轻的结论无疑是欠妥的。
至于第二点，该学者是基于这种认识：唐代公罪从轻，私罪从重，太宗却规定“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因而得出流放轻于徒刑的结论。其实这是误解史料。经查原文，太宗的规定并不是针对官员某项犯罪的判决，而是本着仁恕的原则，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等平议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因为公罪从轻，私罪从重，故“公罪流，私罪徒”二者在刑罚等级上地位才相当，这恰恰证明了流刑要重于徒刑。而且实际上，唐代也并没有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另一位学者认为唐代流刑反而不如徒刑的证据如下：其一，流刑惩治的力度“由古人对乡土的依恋为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流动的频繁，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在减弱，故流刑的惩治力度也降低。其二，唐代徒刑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虽无流远之苦，无偿劳动的时间却比犯流刑者要长。其三，唐代在司法实践中，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第三点理由无需再辨。只须谈谈“流远之苦”是否轻于徒刑。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恶之州”。可见流刑虽有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三等，但在执行中并没有按照里程发遣。在实践中，唐代将流刑犯相对集中地发遣至一些固定地点。其中以惩戒为目的的流人主要分布在岭南、安南、黔中、剑南、越雟、江南等六大地区，以实边、戍边为目的的流人则主要分布在西州、庭州、天德等边城重镇。
以其中的岭南道为例，岭南道具有两个特点：
首先，距离遥远。岭南最北部的桂州距京城3705里，最南部的驩州距京城6875里，远远超出了唐律三流所规定的流放里程。考虑当时的交通状况，带枷长途跋涉数千里，其困苦可想而知。
其次，环境恶劣。可以通过唐诗考察一下岭南在唐人心目中的形象。郎士元《送林宗配雷州》说：“海雾多为瘴，山雷乍作邻。遥怜北户月，与子独相亲。”王建《送流人》里说：“见说长沙去，无亲亦共愁。阴云鬼门夜，寒雨瘴江秋。水国山魈引，蛮乡洞主留。渐看归处远，垂白住炎州。”张均《流合浦岭外作》说：“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杨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也说：“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以上诗人向后人描述的岭南，是这样一个地方：瘴疠山魈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习俗迥异的蛮夷之乡，地远天涯、交通困难，使得被流放的官吏本人，以及送行的朋友产生极为强烈的畏惧心理，认为岭南是御魅之乡、鬼门之关，此去凶多吉少，有去无归。
至于诗中屡屡提及的“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范成大于南宋乾道九年（1174）曾官静江知府，以其亲历作《桂海虞衡志》，对“瘴”解释最为妥贴，其云：“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熏之所为也。”可见，所谓瘴就是大自然的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腾，形成瘴气，严重危害人类身体。《简明中医病名辞典》里解释瘴气为：“又称瘴毒，瘴疠，指因感受南方山林间湿热瘴毒之气所致的一种温病，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恶性疟疾等疾患。”
此时的瘴，在流人眼里是极为可怕的。苏轼南迁，北归过大庾岭，题诗壁上：“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可见被流放的官吏往往难以生还。这虽然是宋朝的情形，但唐朝时估计也大抵如此。太宗派遣卢祖尚出任交州都督，卢祖尚先允又悔，原因是什么？他说：“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
该学者认为唐代流刑“惩治的力度‘由古人对乡土的依恋为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流动的频繁，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在减弱”也只是一种主观推论，并无实据。只要注意到前面唐人的诗文，就可以得知：唐代正是借助流放地点恶劣的自然、人文环境和漫长而艰难的流放旅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流刑的惩治力度。这种“流远之苦”，显然超出徒刑。唐代的流刑就是通过流放地点的就远、就恶，达到了惩治目的。
同时，流刑用于惩治性质严重的各种犯罪，而并非仅侧重于政治-斗争。长流与流刑的打击目标一致，并非局限于反逆缘坐这一种情形。流刑与其在唐律中减死一等的地位是相符的，并非名重实轻。
具体到眼前这位王博士，似乎又有所不同，他倒意外地没有流放岭南、黔桂，反而往北流放去云中了。然而这并不代表他的情况就有多么值得庆幸，因为云中乃是边地，流放云中肯定就是戍边。目前云中防御使赫连铎整日介跟李克用干仗，而根据“历史”，李克用再过不了多久就能搞定赫连铎，到那时候几场大战下来，这位医学博士长于救人而非长于杀人，在那等战场之上只怕是没法活命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人毕竟现在还是大活人一个，这两个官差又是奉刑部公文办事，李曜自然不好说不准他们留宿，于是微微一笑：“两间帐篷，倒也空得出来，只要王博士、二位公人……和这二位郎君不嫌弃，在下何惜区区两顶帐篷？举手之劳，这夜宿报酬云云，却不必谈。”
李曜这么一说，两位官差立即谢过，那王博士本来面无表情，走时倒也对李曜艰难地拱了拱手，道：“有劳李郎君。”
李曜笑了一笑，说道不必，微微犹豫，却忍不住问道：“某观王博士气度清雅，人品高洁，怎的落得这般地步？可是被奸人诬陷？”
那王博士没料到李曜会突然问他这么一句，微微顿了顿，嘴唇一动，最终却只是叹了口气：“总是某学艺不精，怨不得别人。”
李曜正有些疑惑，看他这表情，明明其中有些可以说道之处，结果居然认了，莫非这就是那种可以“欺之以方”的君子？
此时忽然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哪里是父亲业艺不精？当时大家……”
“住口！”王博士忽然厉声一喝。
sp;遭受杖刑的流人，身体严重受损，往往死于艰难的流放之旅。天宝六载(747)，南海太守彭果坐赃，决杖，长流湊溪郡，结果“死于路”。开元十年(722)九月，秘书监、楚国公姜皎坐事，“诏杖之六十，配流钦州，死于路”。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监察御史周子谅“于朝堂决杖，配流瀼州，行至蓝田而死”。
还有些流人在流放途中，又被赐死或者杀死。如王鉷被告谋反，其子准例除名，“长流岭南，至故驿杀之”。开元二十年(732)，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用库物，左监门员外将军杨元方受含章馈饷，并于朝堂决杖，“流瀼州，皆赐死于路”。代宗倚裴茙以图来瑱，裴茙性轻褊少谋，师兴，给用无节。及败，“有诏流费州，至蓝田，赐死”。黎干与宦者特进刘忠翼阴谋，几危宗嗣。及即位，又诡道希进，密乘车谒忠翼，“除名长流，俄赐死蓝田驿”。
有文献记载的，唐代被处以流刑的113例官吏中，不久征还的为7例；卒于道，或者途中被杀或者赐死的为6例；卒于流所的为15例；附加杖刑的为7例；长流的为13例；决杖又赐死者3例；长流又赐死者7例；决杖又长流者2例。鉴于被处以流刑的官吏遭遇厄运者更为普遍，所以只注意到前者而得出流刑名重实轻的结论无疑是欠妥的。
至于第二点，该学者是基于这种认识：唐代公罪从轻，私罪从重，太宗却规定“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因而得出流放轻于徒刑的结论。其实这是误解史料。经查原文，太宗的规定并不是针对官员某项犯罪的判决，而是本着仁恕的原则，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等平议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因为公罪从轻，私罪从重，故“公罪流，私罪徒”二者在刑罚等级上地位才相当，这恰恰证明了流刑要重于徒刑。而且实际上，唐代也并没有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另一位学者认为唐代流刑反而不如徒刑的证据如下：其一，流刑惩治的力度“由古人对乡土的依恋为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流动的频繁，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在减弱，故流刑的惩治力度也降低。其二，唐代徒刑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虽无流远之苦，无偿劳动的时间却比犯流刑者要长。其三，唐代在司法实践中，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第三点理由无需再辨。只须谈谈“流远之苦”是否轻于徒刑。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恶之州”。可见流刑虽有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三等，但在执行中并没有按照里程发遣。在实践中，唐代将流刑犯相对集中地发遣至一些固定地点。其中以惩戒为目的的流人主要分布在岭南、安南、黔中、剑南、越雟、江南等六大地区，以实边、戍边为目的的流人则主要分布在西州、庭州、天德等边城重镇。
以其中的岭南道为例，岭南道具有两个特点：
首先，距离遥远。岭南最北部的桂州距京城3705里，最南部的驩州距京城6875里，远远超出了唐律三流所规定的流放里程。考虑当时的交通状况，带枷长途跋涉数千里，其困苦可想而知。
其次，环境恶劣。可以通过唐诗考察一下岭南在唐人心目中的形象。郎士元《送林宗配雷州》说：“海雾多为瘴，山雷乍作邻。遥怜北户月，与子独相亲。”王建《送流人》里说：“见说长沙去，无亲亦共愁。阴云鬼门夜，寒雨瘴江秋。水国山魈引，蛮乡洞主留。渐看归处远，垂白住炎州。”张均《流合浦岭外作》说：“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杨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也说：“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以上诗人向后人描述的岭南，是这样一个地方：瘴疠山魈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习俗迥异的蛮夷之乡，地远天涯、交通困难，使得被流放的官吏本人，以及送行的朋友产生极为强烈的畏惧心理，认为岭南是御魅之乡、鬼门之关，此去凶多吉少，有去无归。
至于诗中屡屡提及的“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范成大于南宋乾道九年（1174）曾官静江知府，以其亲历作《桂海虞衡志》，对“瘴”解释最为妥贴，其云：“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熏之所为也。”可见，所谓瘴就是大自然的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腾，形成瘴气，严重危害人类身体。《简明中医病名辞典》里解释瘴气为：“又称瘴毒，瘴疠，指因感受南方山林间湿热瘴毒之气所致的一种温病，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恶性疟疾等疾患。”
此时的瘴，在流人眼里是极为可怕的。苏轼南迁，北归过大庾岭，题诗壁上：“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可见被流放的官吏往往难以生还。这虽然是宋朝的情形，但唐朝时估计也大抵如此。太宗派遣卢祖尚出任交州都督，卢祖尚先允又悔，原因是什么？他说：“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
该学者认为唐代流刑“惩治的力度‘由古人对乡土的依恋为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流动的频繁，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在减弱”也只是一种主观推论，并无实据。只要注意到前面唐人的诗文，就可以得知：唐代正是借助流放地点恶劣的自然、人文环境和漫长而艰难的流放旅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流刑的惩治力度。这种“流远之苦”，显然超出徒刑。唐代的流刑就是通过流放地点的就远、就恶，达到了惩治目的。
同时，流刑用于惩治性质严重的各种犯罪，而并非仅侧重于政治-斗争。长流与流刑的打击目标一致，并非局限于反逆缘坐这一种情形。流刑与其在唐律中减死一等的地位是相符的，并非名重实轻。
具体到眼前这位王博士，似乎又有所不同，他倒意外地没有流放岭南、黔桂，反而往北流放去云中了。然而这并不代表他的情况就有多么值得庆幸，因为云中乃是边地，流放云中肯定就是戍边。目前云中防御使赫连铎整日介跟李克用干仗，而根据“历史”，李克用再过不了多久就能搞定赫连铎，到那时候几场大战下来，这位医学博士长于救人而非长于杀人，在那等战场之上只怕是没法活命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人毕竟现在还是大活人一个，这两个官差又是奉刑部公文办事，李曜自然不好说不准他们留宿，于是微微一笑：“两间帐篷，倒也空得出来，只要王博士、二位公人……和这二位郎君不嫌弃，在下何惜区区两顶帐篷？举手之劳，这夜宿报酬云云，却不必谈。”
李曜这么一说，两位官差立即谢过，那王博士本来面无表情，走时倒也对李曜艰难地拱了拱手，道：“有劳李郎君。”
李曜笑了一笑，说道不必，微微犹豫，却忍不住问道：“某观王博士气度清雅，人品高洁，怎的落得这般地步？可是被奸人诬陷？”
那王博士没料到李曜会突然问他这么一句，微微顿了顿，嘴唇一动，最终却只是叹了口气：“总是某学艺不精，怨不得别人。”
李曜正有些疑惑，看他这表情，明明其中有些可以说道之处，结果居然认了，莫非这就是那种可以“欺之以方”的君子？
此时忽然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哪里是父亲业艺不精？当时大家……”
“住口！”王博士忽然厉声一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