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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讯诈骗的成因张宝同2016.10.2
山东的徐玉玉被不法分子冒充教育和财政部门工作人员诈骗了9900元，并在报警后因心脏衰竭而死亡。对此，有人认为徐玉玉太单纯，没有防范意识。如果说徐玉玉涉世未深，遭致诈骗，那么，前不久，清华大学一名老教授，被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人民币1760万元。这件事又该如何解释呢？有些事真不是我们想像得那得简单。因为我就遇到过这种事，至今我都在感叹诈骗分子真是太厉害了。
大概七八年前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乒乓室打球，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说他是某个中学工会的范主席，要向我借5000元钱。我看他打来的电话号码不是他原来的，就问他怎么换电话号码了。他说他用的是别人的电话，然后又说他正在陕南老家，因弟弟跟别人打架，把别人打成重伤，需要给人家看病，否则，弟弟就会被公安抓走。这事当然是大事，这个忙不好不帮。但我还是纳闷，他学校里有那么多老师和熟人，干嘛非要跟我借钱？而且，我和他只是在教育局组织去云南的旅游中一直住在一起，后来虽然又见过几次面，但关系还不到要给他借这多钱的地步。可他一直在恳求我，搞得我真是无法回绝。而且他说只要他一从汉中回来就马上把钱给我还了。于是，我问他怎么把钱给他汇过去。他当即给我用信息发来了一个银行帐号，要我尽快把钱给他打过去，因为他实在是非常地着急。
我想他是不是不想让本校的同事们知道，不好向同事们借钱，可是，我又想他和妻子都是学校的老师，工资月月都有保证，咋能连区区的5000元钱都要朝别人借。于是，我就又打了电话问他这个问题。因为给别人汇去5000元钱，可不是开玩笑的。他回答我说他不想让妻子知道这事，因为他和妻子近来关系不好。听着这话，我就说好吧，我得回家取银行卡，估计半小时就可以把钱汇过去。他就连声感谢。
我离开了乒乓球室，急忙回家取银行卡。可是，当我回到家，已经拿着银行卡要出门了，觉得还得再做最后一次审核，如果确实是范主席因急事需要钱，我就没说的。于是，我又给他们学校的一位曾跟我打过球的老师打去电话，问范主席是不是回老家了。可那位老师说没有，他刚从他们办公室离开。于是，我马上用范主席本人的电话号码把电话打过去，问他是不是在学校。他说是呀。我就把有人冒充他给我打电话借钱一事给他讲了。还问是不是他把我的电话号码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给他的什么亲戚说了。他说没有。我说我要给派出所报警。他想了想说，算了，别报了。很快，那边又打来电话，问我把钱汇了没有。我说你就不是什么范主席，你是诈骗犯，我马上要报警。那边马上把电话挂了。我再打过去，那边已经停机了。
直到现在，我都闹不清那些人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和我与范主席的关系。而且，那人说话的口音和口气都非常地象范主席，所以，我一直怀疑可能是范主席把我们相关的一些信息无意中透露给了他的什么亲戚。要不，诈骗者怎么会知道我们之间的这些事情，伪装得那样逼真。
再看徐玉玉被骗的过程，就能知道诈骗者是多么地专业。他们拨打徐玉玉的电话声称有一笔2600元助学金要发放给她。由于前一天她的确接到过教育部门发放助学金的通知，致使她放松了警惕，按照诈骗犯的指示操作后，自己账号中的钱反而被转走了。我们无法苛责孩子的天真，因为社会并没有教给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如何抵御复杂的人性；我们也无法去苛责她的脆弱，因为9900元学费对于一个贫困家庭的份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的。
通过我那次差点被骗的亲身经历和所看过了其他的一些案例，我觉得诈骗的主要方式是要赢得被骗者的信任。否则，诈骗者就无法把受害人的钱骗到自己的腰包里。而要想获得被骗者的信任，就必须要获取被骗者本人大量的相关信息，然后再根据这些信息设置一个严密的圈套。一旦获取了被骗者的信任，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放松警惕，进入圈套之中。
上当受骗者虽然只是少数人，可是，诈骗者是利用电讯设施实施大批量的诈骗操作，只要这成千上万个诈骗电话中能骗取到百分之一二的人群。那也不是个小数字。实际上据一个电信诈骗嫌犯说，电讯诈骗的成功率只有千分之一。但即使是千分之一，说起来也是惊人的。如2012年11月23日在对彭发荣等9名被告人参加台湾籍人员组织的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案中，这些嫌犯在印尼当地冒充中国公检法人员，半年内骗取了40多名大陆受害者250余万元，其中最多的一笔是51万余元。而今年10月落网的公安部A级通缉犯陈福金，却在10分钟内，将晋江人罗女士银行卡里的钱分9次盗刷走880.4260万元。这也是晋江历年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金额最高的案件。
而且，最让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在有些乡镇和村子，为了搞电讯诈骗，许多过去的包工头和小老板都不干了，纷纷回来做这种“生意”。他们并不将此当成违法犯罪，而是当成一种本事。谁要是骗到了大钱，就会被人们称之为“有本事”。就跟在湖南省双峰县“全国假证之乡”马街镇里一样，如果你不会做“生意”，就会让人瞧不起。就如被称为全国担保诈骗县的河南某县，... -->>
电讯诈骗的成因张宝同2016.10.2
山东的徐玉玉被不法分子冒充教育和财政部门工作人员诈骗了9900元，并在报警后因心脏衰竭而死亡。对此，有人认为徐玉玉太单纯，没有防范意识。如果说徐玉玉涉世未深，遭致诈骗，那么，前不久，清华大学一名老教授，被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人民币1760万元。这件事又该如何解释呢？有些事真不是我们想像得那得简单。因为我就遇到过这种事，至今我都在感叹诈骗分子真是太厉害了。
大概七八年前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乒乓室打球，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说他是某个中学工会的范主席，要向我借5000元钱。我看他打来的电话号码不是他原来的，就问他怎么换电话号码了。他说他用的是别人的电话，然后又说他正在陕南老家，因弟弟跟别人打架，把别人打成重伤，需要给人家看病，否则，弟弟就会被公安抓走。这事当然是大事，这个忙不好不帮。但我还是纳闷，他学校里有那么多老师和熟人，干嘛非要跟我借钱？而且，我和他只是在教育局组织去云南的旅游中一直住在一起，后来虽然又见过几次面，但关系还不到要给他借这多钱的地步。可他一直在恳求我，搞得我真是无法回绝。而且他说只要他一从汉中回来就马上把钱给我还了。于是，我问他怎么把钱给他汇过去。他当即给我用信息发来了一个银行帐号，要我尽快把钱给他打过去，因为他实在是非常地着急。
我想他是不是不想让本校的同事们知道，不好向同事们借钱，可是，我又想他和妻子都是学校的老师，工资月月都有保证，咋能连区区的5000元钱都要朝别人借。于是，我就又打了电话问他这个问题。因为给别人汇去5000元钱，可不是开玩笑的。他回答我说他不想让妻子知道这事，因为他和妻子近来关系不好。听着这话，我就说好吧，我得回家取银行卡，估计半小时就可以把钱汇过去。他就连声感谢。
我离开了乒乓球室，急忙回家取银行卡。可是，当我回到家，已经拿着银行卡要出门了，觉得还得再做最后一次审核，如果确实是范主席因急事需要钱，我就没说的。于是，我又给他们学校的一位曾跟我打过球的老师打去电话，问范主席是不是回老家了。可那位老师说没有，他刚从他们办公室离开。于是，我马上用范主席本人的电话号码把电话打过去，问他是不是在学校。他说是呀。我就把有人冒充他给我打电话借钱一事给他讲了。还问是不是他把我的电话号码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给他的什么亲戚说了。他说没有。我说我要给派出所报警。他想了想说，算了，别报了。很快，那边又打来电话，问我把钱汇了没有。我说你就不是什么范主席，你是诈骗犯，我马上要报警。那边马上把电话挂了。我再打过去，那边已经停机了。
直到现在，我都闹不清那些人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和我与范主席的关系。而且，那人说话的口音和口气都非常地象范主席，所以，我一直怀疑可能是范主席把我们相关的一些信息无意中透露给了他的什么亲戚。要不，诈骗者怎么会知道我们之间的这些事情，伪装得那样逼真。
再看徐玉玉被骗的过程，就能知道诈骗者是多么地专业。他们拨打徐玉玉的电话声称有一笔2600元助学金要发放给她。由于前一天她的确接到过教育部门发放助学金的通知，致使她放松了警惕，按照诈骗犯的指示操作后，自己账号中的钱反而被转走了。我们无法苛责孩子的天真，因为社会并没有教给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如何抵御复杂的人性；我们也无法去苛责她的脆弱，因为9900元学费对于一个贫困家庭的份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的。
通过我那次差点被骗的亲身经历和所看过了其他的一些案例，我觉得诈骗的主要方式是要赢得被骗者的信任。否则，诈骗者就无法把受害人的钱骗到自己的腰包里。而要想获得被骗者的信任，就必须要获取被骗者本人大量的相关信息，然后再根据这些信息设置一个严密的圈套。一旦获取了被骗者的信任，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放松警惕，进入圈套之中。
上当受骗者虽然只是少数人，可是，诈骗者是利用电讯设施实施大批量的诈骗操作，只要这成千上万个诈骗电话中能骗取到百分之一二的人群。那也不是个小数字。实际上据一个电信诈骗嫌犯说，电讯诈骗的成功率只有千分之一。但即使是千分之一，说起来也是惊人的。如2012年11月23日在对彭发荣等9名被告人参加台湾籍人员组织的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案中，这些嫌犯在印尼当地冒充中国公检法人员，半年内骗取了40多名大陆受害者250余万元，其中最多的一笔是51万余元。而今年10月落网的公安部A级通缉犯陈福金，却在10分钟内，将晋江人罗女士银行卡里的钱分9次盗刷走880.4260万元。这也是晋江历年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金额最高的案件。
而且，最让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在有些乡镇和村子，为了搞电讯诈骗，许多过去的包工头和小老板都不干了，纷纷回来做这种“生意”。他们并不将此当成违法犯罪，而是当成一种本事。谁要是骗到了大钱，就会被人们称之为“有本事”。就跟在湖南省双峰县“全国假证之乡”马街镇里一样，如果你不会做“生意”，就会让人瞧不起。就如被称为全国担保诈骗县的河南某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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