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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某县,村村户户都在从事担保诈骗,如果你不参加其中,那你就是另类。这种整个村,整个乡,甚至整个县集体从事犯罪活动的事件,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忧心忡忡。
大家也都知道,在我们手机的电话和信息中,每天都有许多令人讨厌的内容在骚扰着我们。在我的手机里,别的不说,光是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还有东莞、泰安、泉州和石家庄打来的询问你股票经营的电话就把人烦得不得了。还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层出不穷,有问你要不要开发票的,要不要开商铺的,甚至还有要向你卖身和要把处女之身献给你的。我就纳闷: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咋就知道我的电话号码,还口口声声地叫着我张大哥。显然,是电讯运营商内部有人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卖给了商家。今天早上网上还在报道:中国电信某分公司的员工周某,利用自己在电信公司的工作之便,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每条500元的价格出售公民信息20余条给他人,获利1万元。而中国联通公司一员工肖某,利用在联通公司工作的便利,非法获取并出卖公民个人信息129400条。检方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肖某提起公诉。近日,丰台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国家一直在要求电讯运营商实施电话实名制,切实保护电话用户的个人信息。可是,他们为了挣钱,根本不把国家的要求落在实处。现在我们的电话号码差不多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而且,电话的实名制也是一句空话。特别是那些进城务工的人员中,有几个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的手机卡?而且,在许多办理手机卡业务的小店里,就根本不要本人的身份证。公安部公开解释说170和171号段本来是为虚拟运营商准备的专门号段,但因为监管措施跟进不到位,无需实名登记即可购买,所以,这两个号段已经成了诈骗电话和短信的温床。
电讯运营商之所以不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做,还是因为国家在这方面的管理不严,强制度不够。如果国家对不能严格执行这些措施的运营商们进行严厉的处罚,想必会有显明的效果。据说中国目前还没有电讯运营方面的相关法律。这也是我国电讯产业在许多方面无法可依的尴尬和无奈。
近年来,由于国家经济形势的一路下滑,各种生意越来越难做,所以,一些农民工开始经营起一些违法的营生。于是,电讯诈骗应运而生,日趋活跃,甚至已经成为了灾难。拿福建安溪为例。安溪本来以乌龙茶出名,因乌龙茶行情不好,一些年轻人便开始从事电信诈骗。电信诈骗成本低、获益快、取证难、量刑轻,属于典型的低风险和高收益。一个村民拉几个合伙人,弄几台手机,买个行骗本子,再买一批银行卡号、手机号、身份证等电信资料,钞票就可以从取款机里滚滚而来,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不用投资,不用交费,不用跑腿,就可以赚大钱。即使“生意”出点纰漏,大不了“进去”一下,几个月后放出来再干。而且诈骗团伙分工明确,一线人员负责打电话,遍地撒网;二线人员负责诱导家长汇款;三线人员负责异地取款。
安溪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把电讯诈骗当成“手艺”和“生意”,是因为台湾与安溪有很浓的血脉关系,台湾有200万人的祖籍在安溪。该县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是“亚洲最繁忙的基站”。所以,电讯诈骗早已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在徐玉玉电讯诈骗案中的六名嫌疑犯中,5人来自福建省泉州市,其中3名来自安溪县。
目前,被公安部列入电讯诈骗全国重点整治的地区还有广西宾阳、河北丰宁、福建龙岩新罗区、江西余干县、湖南双峰县和海南省儋州市。而被称之为中国“电信诈骗第一县”的广东茂名市电白区,从2013到2015这三年中,公安部门查处的电讯诈骗案件就有12906件。在公安部正式发布的10名A级通缉犯当中,有5人来自广西的宾阳县。近10年来,我国电信诈骗案件每年以20%至30%的速度快速增长,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的电信诈骗就有59万起,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
在徐玉玉事件出来之后,有人一连提出了六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电信诈骗如此高发?为什么大学生成为被骗重灾区?为什么会被骗子精准诈骗?为什么破案率这么低?为什么监管缺失?为什么不严惩重罚?这里除过诈骗形式多样、作案手段狡猾、诈骗对象特殊、应用科技诈骗、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隐秘和被骗群众贪图便宜的因素之外,政府的法制和监管缺失,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和打击力度薄弱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那些出现电讯诈骗村、贩毒村、造假村和担保诈骗村的地方,这些问题就暴露得更加明显。而且当地农民的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也是非常地淡薄。就如从电脑中盗取了徐玉玉的资料信息的电脑黑客,18岁的四川宜宾少年杜天禹的母亲吴女士所说的那样:儿子有电脑方面的天赋,但没人教他学习法律。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电讯诈骗案件以及其它诈骗案,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许多农民群众都不太懂法,或是并不把法律看得多少重。
不过,国家已经开始对电讯诈骗进行全面严打。大批的嫌犯被逮捕,境外的嫌犯被遣送回国。国家迫使电讯运营商实行手机实名制,并对电讯运营管理制订相关法律。这也让我们期待着在这个充满着电讯与信息的国度里,能实实在在地感到个人信息的安全和不被骚扰。
南某县,村村户户都在从事担保诈骗,如果你不参加其中,那你就是另类。这种整个村,整个乡,甚至整个县集体从事犯罪活动的事件,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忧心忡忡。
大家也都知道,在我们手机的电话和信息中,每天都有许多令人讨厌的内容在骚扰着我们。在我的手机里,别的不说,光是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还有东莞、泰安、泉州和石家庄打来的询问你股票经营的电话就把人烦得不得了。还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层出不穷,有问你要不要开发票的,要不要开商铺的,甚至还有要向你卖身和要把处女之身献给你的。我就纳闷: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咋就知道我的电话号码,还口口声声地叫着我张大哥。显然,是电讯运营商内部有人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卖给了商家。今天早上网上还在报道:中国电信某分公司的员工周某,利用自己在电信公司的工作之便,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每条500元的价格出售公民信息20余条给他人,获利1万元。而中国联通公司一员工肖某,利用在联通公司工作的便利,非法获取并出卖公民个人信息129400条。检方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肖某提起公诉。近日,丰台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国家一直在要求电讯运营商实施电话实名制,切实保护电话用户的个人信息。可是,他们为了挣钱,根本不把国家的要求落在实处。现在我们的电话号码差不多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而且,电话的实名制也是一句空话。特别是那些进城务工的人员中,有几个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的手机卡?而且,在许多办理手机卡业务的小店里,就根本不要本人的身份证。公安部公开解释说170和171号段本来是为虚拟运营商准备的专门号段,但因为监管措施跟进不到位,无需实名登记即可购买,所以,这两个号段已经成了诈骗电话和短信的温床。
电讯运营商之所以不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做,还是因为国家在这方面的管理不严,强制度不够。如果国家对不能严格执行这些措施的运营商们进行严厉的处罚,想必会有显明的效果。据说中国目前还没有电讯运营方面的相关法律。这也是我国电讯产业在许多方面无法可依的尴尬和无奈。
近年来,由于国家经济形势的一路下滑,各种生意越来越难做,所以,一些农民工开始经营起一些违法的营生。于是,电讯诈骗应运而生,日趋活跃,甚至已经成为了灾难。拿福建安溪为例。安溪本来以乌龙茶出名,因乌龙茶行情不好,一些年轻人便开始从事电信诈骗。电信诈骗成本低、获益快、取证难、量刑轻,属于典型的低风险和高收益。一个村民拉几个合伙人,弄几台手机,买个行骗本子,再买一批银行卡号、手机号、身份证等电信资料,钞票就可以从取款机里滚滚而来,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不用投资,不用交费,不用跑腿,就可以赚大钱。即使“生意”出点纰漏,大不了“进去”一下,几个月后放出来再干。而且诈骗团伙分工明确,一线人员负责打电话,遍地撒网;二线人员负责诱导家长汇款;三线人员负责异地取款。
安溪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把电讯诈骗当成“手艺”和“生意”,是因为台湾与安溪有很浓的血脉关系,台湾有200万人的祖籍在安溪。该县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是“亚洲最繁忙的基站”。所以,电讯诈骗早已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在徐玉玉电讯诈骗案中的六名嫌疑犯中,5人来自福建省泉州市,其中3名来自安溪县。
目前,被公安部列入电讯诈骗全国重点整治的地区还有广西宾阳、河北丰宁、福建龙岩新罗区、江西余干县、湖南双峰县和海南省儋州市。而被称之为中国“电信诈骗第一县”的广东茂名市电白区,从2013到2015这三年中,公安部门查处的电讯诈骗案件就有12906件。在公安部正式发布的10名A级通缉犯当中,有5人来自广西的宾阳县。近10年来,我国电信诈骗案件每年以20%至30%的速度快速增长,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的电信诈骗就有59万起,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
在徐玉玉事件出来之后,有人一连提出了六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电信诈骗如此高发?为什么大学生成为被骗重灾区?为什么会被骗子精准诈骗?为什么破案率这么低?为什么监管缺失?为什么不严惩重罚?这里除过诈骗形式多样、作案手段狡猾、诈骗对象特殊、应用科技诈骗、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隐秘和被骗群众贪图便宜的因素之外,政府的法制和监管缺失,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和打击力度薄弱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那些出现电讯诈骗村、贩毒村、造假村和担保诈骗村的地方,这些问题就暴露得更加明显。而且当地农民的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也是非常地淡薄。就如从电脑中盗取了徐玉玉的资料信息的电脑黑客,18岁的四川宜宾少年杜天禹的母亲吴女士所说的那样:儿子有电脑方面的天赋,但没人教他学习法律。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电讯诈骗案件以及其它诈骗案,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许多农民群众都不太懂法,或是并不把法律看得多少重。
不过,国家已经开始对电讯诈骗进行全面严打。大批的嫌犯被逮捕,境外的嫌犯被遣送回国。国家迫使电讯运营商实行手机实名制,并对电讯运营管理制订相关法律。这也让我们期待着在这个充满着电讯与信息的国度里,能实实在在地感到个人信息的安全和不被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