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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其实我们已经走过了那座被弃的红砖屋。走了几步，一转念头，就往右边的草丛里踩进去。
达尼埃和歌妮停下了步子，歌妮喊了一声：“有蛇！”我也不理她，向着破屋的地方大步走，一面用手拨开茅草，一面吹口哨。
当我站在破砖破瓦的废屋里时，达尼埃也跟了上来。“做什么？”他说“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好捡。”我张望着四周，就知道达尼埃立即要发脾气了。
这一路下来，由台北到垦丁，开车走的都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极有情调的省道，或者根本是些小路。达尼埃和歌妮是我瑞士来的朋友，他们辛苦工作了两三年，存了钱，专程飞到台湾来看我。而我呢，放下了一切手边的工作，在春节寒假的时候，陪着他们，开了一辆半旧的喜美车，就出发环岛来了。
就因为三个人感情太好，一路住旅馆都不肯分开，总是挤在一间。也不睡觉，不然是拚命讲话，不然就是在吵架。达尼埃什么时候会生气我完全了解。
只要我捡破烂，他就气。再说，一路下来，车子早已塞满了我的所谓“宝贝”很脏的东西。那叫做民俗艺品，我说的。歌妮同意，达尼埃不能妥协。
“快走，草里都是蚊子。”达尼埃说。
“你看——”我用手往空了的屋顶一指，就在那没有断裂的梁下，两盏细布中国纱灯就吊在那儿。
“太脏了！你还要？”
“是很脏，但是可以用水洗干净。”
“不许拿。”达尼埃说。
我跳了几次，都够不上它们。达尼埃不帮忙，冷眼看着，开始生气。
“你高，你跳呀——”我向他喊。他不跳。
四周再张望了一下，屋角有根破竹竿，我拿过来，轻轻往吊着纱灯的细绳打了一下，那一对老灯，就落在我手里了。梁上哗哗的撒下一阵灰尘弄得人满身都是，达尼埃赶快跳开。
欢喜的观察了一下那一对灯，除了中国配色的大红大绿之外，一盏灯写着个“柯”姓，另一盏写着“李”姓。
我提着它们向歌妮跑去，她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正想快乐的叫出来，一看身后达尼埃不太好看的脸色，很犹豫的只好“呀！”了一声。
“走，前面有人家，我们讨水去冲一冲。”
“算不算偷的？echo，是不是偷的？”歌妮悄悄的追着问。我笑着也不答。屋顶都烂了的空房子，大门也没有，就算偷，也是主人请来的呀！
向人借水洗纱灯，那家人好殷勤的还拿出刷子和肥皂来。没敢刷，怕那层纱布要破，只有细心的冲冲它们。干净些，是我的了。
“待会儿骑协力车回去，别想叫我拿，你自己想办法！”达尼埃无可奈何的样子叫着。他一向称我小姐姐的，哪里会怕他呢。
那辆协力车是三个人并骑的，在垦丁，双人骑的那种比较容易租到，我们一定要找一辆三个人的。骑来的时候，达尼埃最先，歌妮坐中间，我最后。这么一来，在最后面的人偷懒不踩，他们都不知道。
向土产店要了一根绳子，把纱灯挂在我的背后，上车骑去，下坡时，风来了，灯笼就飞起来，好似长了翅膀一样。土产店的人好笑好笑的对我用台语说：“这是古早新嫁娘结婚时带去男家的灯，小姐你捡了去，也是马上会结婚的哦！”歌妮问：“说什么？”我说：“拿了这种灯说会结婚的。”“那好呀！”她叫起来。达尼埃用德文讲了一句：“神经病！”就拚命踩起车子来了。
我们是清早就出发的，由垦丁的“青年活动中心”那边向灯塔的方向骑，等到饿了，再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在一间清洁的小食店里，我们三个人占了三张椅子，那第四张，当心的放着两盏看上去还是脏兮兮的灯笼。达尼埃一看见它们就咬牙切齿。
点了蛋炒饭和冷饮。冷饮先来了，我们渴不住，捧着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个时候，进来了另外四个客人，在我们的邻桌坐下来。应该是一家人，爸爸、妈妈，带着十五、六岁的一对女儿。
当时我们正为着灯在吵架，我坚持那辆小喜美还装得下东西，达尼埃说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灯丢到海里去。进来了别的客人，我们声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敌视着。恨恨的。
就因为突然安静下来了，我听见邻桌的那个爸爸，用着好和蔼好尊重的语调，在问女儿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那种说话的口吻。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教养、关怀、爱和包涵。
很少在中国听见如此可敬可亲的语气，我愣了一下。“别吵了，如果你们听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讲话的态度，听了都是享受，哪里像我们。不信你听听，达尼埃。”我拍打了达尼埃一下。
“又听不懂。”歌妮听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结论是，那个妈妈长得很好看，虽然衣着朴素极了，可是好看。
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偷看邻桌的四个人。
歌妮会讲不太好的英文，达尼埃一句也不会。歌妮又爱跟人去讲话，她把身子凑到那一桌去，搭讪起来啦！
那桌的爸爸也听见了我们起初在讲德文，他见歌妮改口讲英文，就跟她讲起某一年去德国旅行的事情来。说着说着，那桌年轻极了的妈妈，笑着问我：“是三毛吗？”我欣喜的赶快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结交这一家人。他们的衣着、谈吐、女儿、气质，都是我在台湾少见的一种投缘，很神秘的一种亲切，甚而有些想明白的跟他们讲，想做一个朋友，可不可以呢？
后来，我们开始吃饭，我一直愣愣的看着那两盏死命要带回台北的灯笼。我把筷子一放，用德文读：“我要把这两盏灯，送给隔壁那桌的一家人。”
“你疯了！疯啦！”达尼埃这才开始护起灯来。“没商量，一定要送，太喜欢他们了。”
“那你一路跟我吵什么鬼？”达尼埃说。
“要送。他们是同类的那种人，会喜欢的，我在旅行，只有这个心爱的，送给他们。”
当我表示要把灯送给那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很客气的推辞了一下，我立即不好意思起来。觉得自己太唐突了。可是当他们答应收下的时候，我又大大的欢喜了一场。忘了，这只是两盏脏得要命的老灯笼，还当宝贝去送人呢。
分别的时候，交换了地址，一下发现都住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四段，只差几条巷子就是彼此的家，我又意外的惊喜了一次。
那是我不会忘记的一天——认识了在台北工专教授“工业设计”的赖一辉教授，认识了在实践家专教授“色彩学”的陈寿美老师，又认识了他们的一对女儿；依缦、依伶。
再惊喜的发现，那些侄女们的儿童书籍——雅美族的船、老公公的花园、小琪的房间，这些书籍里的图画，都是陈寿美老师的作品。
为什么直觉的喜欢了这家人，总算有了一部份的答案——我爱教书的人，我仰慕会画画的人。虽然他们是留学美国的，我也很接受。因为在那次旅行之后，我自己也立即要去美国了。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节。
在机场挥泪告别了达尼埃和歌妮的第二天，我将衣服丢进箱子，暂别了父母，飞向美国加州去。那时，还在教书的，抢着寒假的时间，再请老同学代课到春假，使我在美国得到了整整六个星期的休息。那一年，因为燃烧性的狂热投入，使得教书的短短两个学期中，失去了十四公斤的体重。我猜，大概要停了，不然死路一条。
美国的时候，妈妈打电话来，说“那个好可爱的妹妹赖依伶，送来了一大棵包心菜，说是去横贯公路上旅行时买下来的，从来没有吃过那么清脆的包心菜。”
丁神父来信，告诉我：“你的朋友赖老师一家带了朋友来清泉，还给我买了核桃糖。”
我正去信给依伶，她的来信已经埋伏在我的信箱里了。厚厚的一封，细细小小的字，写了好多张，又画了地图，将她和全家人去横贯公路旅行的每一个地方都画了出来。最后，把那些沿途乱丢垃圾的游客大骂了一顿，又叫我以后写文章也应该一起来骂。我深以为是。
这一家人，以后就由最小的依伶，十五岁吧，跟我通起信来。
休息了六个星期，忘不了学校和学生，急急赶了回来，务必教完了下学期才离开。我日日夜夜的改作业，人在台北，却没有去赖家探望。他们体恤我，连依伶都不叫写信了。那个学期没能教完，美国的医生叫我速回加州去开刀。我走了，搬出了教职员宿舍，搬去母亲借我住的一幢小公寓去。把书籍安置妥当，和心爱的学生道了再见。
妈妈的公寓在台北市民生东路底的地方，叫做“名人世界”二十三坪，够住了。我一个人住。
邻居，很快的认识了，左邻、右舍都是和蔼又有教养的人。不很想走，还是抱着衣服，再度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家”这个字，对于我，好似从此无缘了。
在美国，交不到什么朋友，我拚命的看电视，一直看到一九八四年的年底。
“当我知道隔壁要搬来的人是你的时候，将我吓死了！”少蓉，我的紧邻，压着胸口讲话。我嘻嘻的笑着，将她紧紧的一抱，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了。我喜欢她，也喜欢她的先生。
“名人世界”的八楼真是好风好水，邻居中有的在航空公司做事，有的在教钢琴，有的教一女中，有的在化工厂做事。有的爱花，有的打网球，李玉美下了班就写毛笔字。这些好人，都知道我的冰箱绝对是真空的，经过我的门口，食物和饮料总也源源不绝的送进来“救济难民”
我的家——算做是家吧，一天一天的好看起来，深夜到清晨也舍不得睡的，大厦夜班的管理员张先生，见了我总是很痛惜的说：“昨天我去巡夜，您的灯又是开到天亮，休息休息呀！身体要紧。”他讲话的语气，我最爱听。
我不能休息，不教书了，写作就来，不写作时，看书也似抢命。
住在那幢大楼里，是快乐的，我一直对父母说：“从管理员到电梯里的人，我都喜欢。妈妈，如果我拚命工作存钱，这个公寓就向你和爸爸买下来好不好？”他们总是笑着说：“你又绝对不结婚，也得存些钱养老。妈妈爸爸的房子给小孩子住也是天经地义的，安心住着，每天回家来吃晚饭才是重要，买房子的事不要提了。”
每天晚上，当我从父母家回到自己的公寓去时，只要钥匙的声音一响。总有那个邻居把门打开，喊一声：“三毛！回来了吗？早点睡喔！”
我们很少串门子，各做各的事情，可是，彼此又那么和睦的照应着。
“名人世界”里真的住了一个我敬爱的名人——孙越，可是很少看见他。一旦见了，欢天喜地。
我的朋友，由大楼一路发展出去，街上卖水果的、卖衣服的、卖杯子的、卖画的、卖书的。小食店的，自动洗衣店的、做饺子的、改衣服的，药房、茶行、金店、文具都成了朋友，三五日不见，他们就想念。
我不想搬家，但愿在台湾的年年月月，就这么永远的过下去。
“三毛姐姐：我们快要搬家了，是突然决定的。那天，妈妈和我到延吉街附近去改裤子，看见一家四楼的窗口贴着‘出售’的红纸，我们一时兴起，上去看了一下，妈妈立即爱上了那幢房子。回来想了一夜，跟爸爸商量后，就去付了定金，所以我们现在的家就要卖了。如果你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楼和屋顶花园，以后卖掉就看不到了，如果你能来——”
看着依伶的信时，已是一九八五年的二月了，正好在垦丁相识一年之后。这一年，常常想念，可是总也没好意思说自己想去，他们那方面呢，怕我忙，不敢打扰，都是有教养的人，就那么体恤来体恤去的，情怯一面。
看了信，我立即拨电话过去，请问可不可以当天晚上就去赖家坐一下？那边热烈的欢迎我，约好在一家书店的门口等。我从父母家吃过晚饭，才走三分钟，就看见了依伶的身影。
再走三分钟，走到一排排如同台北市任何一种灰色陈旧的公寓巷子里，就在那儿，依伶打开了楼下公用的红门，将我往四楼上引。
那儿，灯火亮处，另外三张可亲的笑脸和一双拖鞋，已经在等着我了。
进门的那一零间，看见了柔和的灯光、优雅的竹帘、盆景、花、拱门，很特别的椅子、钢琴、书架、鱼缸、彩色的靠垫目不暇给的美和温暖，在这一间客厅里发着静静的光芒。
来不及坐下来，寿美将我一拉拉到她的卧室去，叫我看她的窗。即使在夜里，也看到，有花如帘，有花如屏，真的千百朵小紫花，垂在那面窗外。
“来看你的纱灯，”依缦对我说。我们通过曲折的拱门之外，穿过厨房、走到多出来的一个通道，有宽宽的窗台，那两盏灯，并挂在许多盆景里，而我的右手，一道木制的楼梯，不知通向哪儿？
“上去吗？”我喊着，就往上跑。
四楼的上面啊，又是一幢小楼，白色的格子大窗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小花园。
我在哪里？我真的站在一幅画的面前，还是只不过一场梦？
花园的灯打开了，我试试看走出去，我站在红砖块铺的院子中间，面四周的墙、花坛、明明鹿港的风景。一丛丛蕨类草和一切的花果，散发着一种野趣的情调，而一切能爬墙的植物，贴着红砖墙往上野野而自由的生长着。有花，又有花，垂到地面。我摸摸树叶，发觉不是在一个梦里，我活活的看见了台北市中这神秘的一角，它竟然藏在一条巷子里！就在父母家几步路外的巷子里。
“看这棵樱花。”寿美说。
我抬起头来，在那凸出的花坛里，一棵落尽了叶子的樱花，衬着台北市灰暗的天空。它那么高，那么骄傲而自信的生长着，它，那棵樱花树，好似在对我说话，它说：“我是你的，我将是你的，如果你爱我。”
那一刻，当我看见了樱花的一刻，我的心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感动，我突然明白了上天冥冥的安排——在垦丁开始。
那个夜晚，当我终于和赖家的人，很自然又亲密的坐下来喝茶时，我捧着杯子，怯怯的问：“你们真的决定不住这儿了？”
他们看上去伤感又欢欣。他们说，付了定金的那幢比较大，也有屋顶小楼和花园，他们决定了，很不舍，可是决定搬了。
“有没有买主了？这一幢？”
“有，还是你间接的朋友呢，说是林云大师的弟子，说你们见过面的。还有另外两家人也来看过了，刊登卖屋的广告是在国语日报上的——我们喜欢这份报。”
“那位我间接的朋友，付了定金没有？”我说。“这两天来付。”
“那我——那我——”我结结巴巴起来。
“三毛，我们绝对没有卖你房子的意思，我们只是请你来看一看，因为要搬家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心很乱。一下子飞快的想了很多事情。
“可不可以给我四天的时间？可不可以向对方拖一拖？可不可以告诉我价格？可不可以——。”我急着问，他们好似很不安，怕我错会是向我卖房子似的。
那夜，告别了这家可爱可亲的人，想到垦丁的偶遇，想到那和和乐乐的家庭气氛，想到他们的教养和亲切，想到这份“和气”充满的屋子，想到这就是接着了一份好风水，想到那棵樱花树我突然想哭。吹着台北市冷冷的夜风，我想，在这失去了丈夫的六年半里，在这世界上，居然还出现了一样我想要的东西，那么我是活着的了。我还有爱——爱上了一幢小楼，这么一见钟情的爱上了它，心里隐隐的知道，里面没有后悔。
回到“名人世界”我碰到了教钢琴的林老师，她热烈的招呼我，我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恍恍惚惚的对她微笑又微笑。
都夜深了，进了温馨的屋子，拿起电话来就往父母家里拨。接电话的是爸爸。
“爸爸，我有事求你——”
“你一定要答应，我一生没有求过你，爸爸，你一定要答应我，我——”我越说越大声。
接电话的爸爸，突然听见这种电话，大概快吓死了。我猜，他一定以为我突然爆发出来要去结婚，不然什么事情会用这种口气呢？
“什么事？妹妹？”妈妈立即抢过了电话。
“妈妈——我看到了一幢房子，我一定要它，妈妈，对不起，我要钱，我要钱。”
“你慢慢讲啊——不要哭嘛——要不要我马上过来？你不要哭呀——。”
“一幢房子，有花的，我想要，妈妈，请你答应我——。”“看上了一幢房子？也不必急呀！明天你来了再讲嘛，电话里怎么讲呢？你这么一哭怎么睡觉呢？明天妈妈一定听你的，慢慢讲——”
“可是我的钱都在西班牙呀，妈妈，我要钱我要钱我现在就要钱——。”
“要钱大家可以想办法，你不要哭呀——。”
“那你一时也没有那么一笔钱，我们怎么办嘛！？”“你那么坚持，明天爸爸妈妈同你一起去看，是不是依伶、依缦家的那幢呢？”
“是——我要。你们看不看我都要定了，可以先去贷款，再叫西班牙银行汇过来，不然我——。”
“不要急嘛！吓死人了！你听话，不要激动，洗一个热水澡，快快去睡，明天——。”
“什么明天？妈妈，你亲眼看到的，我什么都没有真心要过，现在我要了而我一时没有你们一时也拿不出来那我急不急呢西班牙那边是定期的还要等期满，那我——。”“妹妹，你安静、安静，爸爸有存款，你不要急成这种样子，安静下来，去吃安眠药。爸爸这点钱还有，答应你，不要心乱，去睡觉。不过爸爸还是要去看过。”爸爸在分机讲话，我听见了，大声抽了一口气，说了一个：“好”又讲：“对不起。”
“爸爸，你看那棵樱花，你看。”
爸爸站在赖家的小楼门口，探头向院子里看了一看，和蔼的说：“看见了！看见了！”
他哪里看见什么花呢，他看见的是女儿在恋爱的一颗心。
爸爸妈妈初见赖老师、寿美、依缦。而依伶，因为送包心菜去过，是认识的。爸爸妈妈喜欢上了这家人。其实，两家人很像。
妈妈开始谈起一同去代书那儿办过户的事情，赖家的人，给了我一幢他们也是心爱的房子，那种表情，谦卑得好似对不起我似的。他们一定要减价，说是房子给了我。他们心里太快乐了。我们一定不肯他们减价，赖老师很坚持，不肯多讲，定要减。
我在微雨中跟在爸爸妈妈的伞下一路走回家。我又讲那棵花，爸爸说，他确定看见了。妈妈说：“那‘名人世界’就要出租了？”
寿美跟我说，他们的那幢新房子要等四月中旬才能搬过去，我能不能等呢？
是我的东西，当然能等，我欣欣然的等待，不敢再常常去，免得给人压力。
没敢跟“名人世界”的邻居讲起要搬家的事。相处太融洽了，如果早就说起搬家，大家要难过的。既然一定难过，不如晚些才伤心。
跟街头的朋友，我说了。卖水果的那位正在替顾客削水果，一听，就说：“那你以后就不会回来了。”我向他保证一定回来的。他说：“难罗！我会很想念你，我太太也会想念你。”说着他给了我一个苹果，一定不肯收钱。
卖画的朋友听我快要搬了，一定要请我去吃水饺，一定要吃。我去吃，他在街口做生意，向饺子店的老板娘减：“叫她多吃，切些卤菜，向我收钱。”
邻居们在我心里依依不舍，有时，听见他们的钥匙在开门，我会主动的跑出去，喊一声：“下班了吗？早些休息。”
如果他们没在做什么，我也会主动的跑去邻居家坐一会儿，不然请他们来家里坐坐。
相聚的时间一天一天短了，我心里悲伤，而他们不知道。
当寿美在四月份一个明媚的天气里，将那一串串钥匙交在我手中的时候，我看见她眼中好似闪过一层泪光。赖老师的那串，连钥匙圈都给了我。依伶、依缦没有看见，她们在拚命帮着搬家工人运东西。告别的时候，寿美回了一下头，她又回了一下头，在那一霎间，我怕她就要热泪奔流。一直说：“还是你们的家，随时回来，永远欢迎你们来的。”
小屋空了，我进去，发觉清洁公司的人在替我打扫，我吃了一惊。交给我的，是一幢完完全全干净的屋子。这种做法，在中国，可能不多，人走了，还替他人着想，先付了钱，要把地板擦得雪亮的给我。
清洁工人也走了。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一个衣柜一个抽屉的开开关关。进入依伶、依缦的睡房，看见抽屉上贴着一块块小纸片，上面，童稚的字迹，写着——制服、袜子、手帕”这些字，是她们儿童时代一笔一划写下来，再用心贴在每一格抽屉上的。住了十一年的房子，不要说她们，注视着这些字，在安静的小房间里，我看得呆了过去。
想，就留下这间卧室吧，不去动它，也算是个纪念。可是我一个人要两间卧室三个床做什么？
家具走了，竹帘拆了，盆景走了，花瓶走了，鱼缸不在了，书籍不见了，而我的朋友，也走了。对着一帘窗外的花朵，感觉到的竟然是一份说不出的寂寥。这个房子，突然失去了生机。
“名人世界”的家一时还不能搬，我决定将家具、盆景、电话和一切的墙上饰物都留下来。这样妈妈出租的时候，别人看了悦目，就会很快租掉的。虽然，舍不得那个带着浓烈欧洲古老风味的大床。那本来就是一种古典欧风味道的布置，是我慢慢经营出来的。
于是，八德路上的那些家具店，就成了每天去走一遍的地方。那儿离新家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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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其实我们已经走过了那座被弃的红砖屋。走了几步，一转念头，就往右边的草丛里踩进去。
达尼埃和歌妮停下了步子，歌妮喊了一声：“有蛇！”我也不理她，向着破屋的地方大步走，一面用手拨开茅草，一面吹口哨。
当我站在破砖破瓦的废屋里时，达尼埃也跟了上来。“做什么？”他说“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好捡。”我张望着四周，就知道达尼埃立即要发脾气了。
这一路下来，由台北到垦丁，开车走的都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极有情调的省道，或者根本是些小路。达尼埃和歌妮是我瑞士来的朋友，他们辛苦工作了两三年，存了钱，专程飞到台湾来看我。而我呢，放下了一切手边的工作，在春节寒假的时候，陪着他们，开了一辆半旧的喜美车，就出发环岛来了。
就因为三个人感情太好，一路住旅馆都不肯分开，总是挤在一间。也不睡觉，不然是拚命讲话，不然就是在吵架。达尼埃什么时候会生气我完全了解。
只要我捡破烂，他就气。再说，一路下来，车子早已塞满了我的所谓“宝贝”很脏的东西。那叫做民俗艺品，我说的。歌妮同意，达尼埃不能妥协。
“快走，草里都是蚊子。”达尼埃说。
“你看——”我用手往空了的屋顶一指，就在那没有断裂的梁下，两盏细布中国纱灯就吊在那儿。
“太脏了！你还要？”
“是很脏，但是可以用水洗干净。”
“不许拿。”达尼埃说。
我跳了几次，都够不上它们。达尼埃不帮忙，冷眼看着，开始生气。
“你高，你跳呀——”我向他喊。他不跳。
四周再张望了一下，屋角有根破竹竿，我拿过来，轻轻往吊着纱灯的细绳打了一下，那一对老灯，就落在我手里了。梁上哗哗的撒下一阵灰尘弄得人满身都是，达尼埃赶快跳开。
欢喜的观察了一下那一对灯，除了中国配色的大红大绿之外，一盏灯写着个“柯”姓，另一盏写着“李”姓。
我提着它们向歌妮跑去，她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正想快乐的叫出来，一看身后达尼埃不太好看的脸色，很犹豫的只好“呀！”了一声。
“走，前面有人家，我们讨水去冲一冲。”
“算不算偷的？echo，是不是偷的？”歌妮悄悄的追着问。我笑着也不答。屋顶都烂了的空房子，大门也没有，就算偷，也是主人请来的呀！
向人借水洗纱灯，那家人好殷勤的还拿出刷子和肥皂来。没敢刷，怕那层纱布要破，只有细心的冲冲它们。干净些，是我的了。
“待会儿骑协力车回去，别想叫我拿，你自己想办法！”达尼埃无可奈何的样子叫着。他一向称我小姐姐的，哪里会怕他呢。
那辆协力车是三个人并骑的，在垦丁，双人骑的那种比较容易租到，我们一定要找一辆三个人的。骑来的时候，达尼埃最先，歌妮坐中间，我最后。这么一来，在最后面的人偷懒不踩，他们都不知道。
向土产店要了一根绳子，把纱灯挂在我的背后，上车骑去，下坡时，风来了，灯笼就飞起来，好似长了翅膀一样。土产店的人好笑好笑的对我用台语说：“这是古早新嫁娘结婚时带去男家的灯，小姐你捡了去，也是马上会结婚的哦！”歌妮问：“说什么？”我说：“拿了这种灯说会结婚的。”“那好呀！”她叫起来。达尼埃用德文讲了一句：“神经病！”就拚命踩起车子来了。
我们是清早就出发的，由垦丁的“青年活动中心”那边向灯塔的方向骑，等到饿了，再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在一间清洁的小食店里，我们三个人占了三张椅子，那第四张，当心的放着两盏看上去还是脏兮兮的灯笼。达尼埃一看见它们就咬牙切齿。
点了蛋炒饭和冷饮。冷饮先来了，我们渴不住，捧着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个时候，进来了另外四个客人，在我们的邻桌坐下来。应该是一家人，爸爸、妈妈，带着十五、六岁的一对女儿。
当时我们正为着灯在吵架，我坚持那辆小喜美还装得下东西，达尼埃说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灯丢到海里去。进来了别的客人，我们声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敌视着。恨恨的。
就因为突然安静下来了，我听见邻桌的那个爸爸，用着好和蔼好尊重的语调，在问女儿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那种说话的口吻。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教养、关怀、爱和包涵。
很少在中国听见如此可敬可亲的语气，我愣了一下。“别吵了，如果你们听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讲话的态度，听了都是享受，哪里像我们。不信你听听，达尼埃。”我拍打了达尼埃一下。
“又听不懂。”歌妮听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结论是，那个妈妈长得很好看，虽然衣着朴素极了，可是好看。
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偷看邻桌的四个人。
歌妮会讲不太好的英文，达尼埃一句也不会。歌妮又爱跟人去讲话，她把身子凑到那一桌去，搭讪起来啦！
那桌的爸爸也听见了我们起初在讲德文，他见歌妮改口讲英文，就跟她讲起某一年去德国旅行的事情来。说着说着，那桌年轻极了的妈妈，笑着问我：“是三毛吗？”我欣喜的赶快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结交这一家人。他们的衣着、谈吐、女儿、气质，都是我在台湾少见的一种投缘，很神秘的一种亲切，甚而有些想明白的跟他们讲，想做一个朋友，可不可以呢？
后来，我们开始吃饭，我一直愣愣的看着那两盏死命要带回台北的灯笼。我把筷子一放，用德文读：“我要把这两盏灯，送给隔壁那桌的一家人。”
“你疯了！疯啦！”达尼埃这才开始护起灯来。“没商量，一定要送，太喜欢他们了。”
“那你一路跟我吵什么鬼？”达尼埃说。
“要送。他们是同类的那种人，会喜欢的，我在旅行，只有这个心爱的，送给他们。”
当我表示要把灯送给那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很客气的推辞了一下，我立即不好意思起来。觉得自己太唐突了。可是当他们答应收下的时候，我又大大的欢喜了一场。忘了，这只是两盏脏得要命的老灯笼，还当宝贝去送人呢。
分别的时候，交换了地址，一下发现都住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四段，只差几条巷子就是彼此的家，我又意外的惊喜了一次。
那是我不会忘记的一天——认识了在台北工专教授“工业设计”的赖一辉教授，认识了在实践家专教授“色彩学”的陈寿美老师，又认识了他们的一对女儿；依缦、依伶。
再惊喜的发现，那些侄女们的儿童书籍——雅美族的船、老公公的花园、小琪的房间，这些书籍里的图画，都是陈寿美老师的作品。
为什么直觉的喜欢了这家人，总算有了一部份的答案——我爱教书的人，我仰慕会画画的人。虽然他们是留学美国的，我也很接受。因为在那次旅行之后，我自己也立即要去美国了。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节。
在机场挥泪告别了达尼埃和歌妮的第二天，我将衣服丢进箱子，暂别了父母，飞向美国加州去。那时，还在教书的，抢着寒假的时间，再请老同学代课到春假，使我在美国得到了整整六个星期的休息。那一年，因为燃烧性的狂热投入，使得教书的短短两个学期中，失去了十四公斤的体重。我猜，大概要停了，不然死路一条。
美国的时候，妈妈打电话来，说“那个好可爱的妹妹赖依伶，送来了一大棵包心菜，说是去横贯公路上旅行时买下来的，从来没有吃过那么清脆的包心菜。”
丁神父来信，告诉我：“你的朋友赖老师一家带了朋友来清泉，还给我买了核桃糖。”
我正去信给依伶，她的来信已经埋伏在我的信箱里了。厚厚的一封，细细小小的字，写了好多张，又画了地图，将她和全家人去横贯公路旅行的每一个地方都画了出来。最后，把那些沿途乱丢垃圾的游客大骂了一顿，又叫我以后写文章也应该一起来骂。我深以为是。
这一家人，以后就由最小的依伶，十五岁吧，跟我通起信来。
休息了六个星期，忘不了学校和学生，急急赶了回来，务必教完了下学期才离开。我日日夜夜的改作业，人在台北，却没有去赖家探望。他们体恤我，连依伶都不叫写信了。那个学期没能教完，美国的医生叫我速回加州去开刀。我走了，搬出了教职员宿舍，搬去母亲借我住的一幢小公寓去。把书籍安置妥当，和心爱的学生道了再见。
妈妈的公寓在台北市民生东路底的地方，叫做“名人世界”二十三坪，够住了。我一个人住。
邻居，很快的认识了，左邻、右舍都是和蔼又有教养的人。不很想走，还是抱着衣服，再度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家”这个字，对于我，好似从此无缘了。
在美国，交不到什么朋友，我拚命的看电视，一直看到一九八四年的年底。
“当我知道隔壁要搬来的人是你的时候，将我吓死了！”少蓉，我的紧邻，压着胸口讲话。我嘻嘻的笑着，将她紧紧的一抱，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了。我喜欢她，也喜欢她的先生。
“名人世界”的八楼真是好风好水，邻居中有的在航空公司做事，有的在教钢琴，有的教一女中，有的在化工厂做事。有的爱花，有的打网球，李玉美下了班就写毛笔字。这些好人，都知道我的冰箱绝对是真空的，经过我的门口，食物和饮料总也源源不绝的送进来“救济难民”
我的家——算做是家吧，一天一天的好看起来，深夜到清晨也舍不得睡的，大厦夜班的管理员张先生，见了我总是很痛惜的说：“昨天我去巡夜，您的灯又是开到天亮，休息休息呀！身体要紧。”他讲话的语气，我最爱听。
我不能休息，不教书了，写作就来，不写作时，看书也似抢命。
住在那幢大楼里，是快乐的，我一直对父母说：“从管理员到电梯里的人，我都喜欢。妈妈，如果我拚命工作存钱，这个公寓就向你和爸爸买下来好不好？”他们总是笑着说：“你又绝对不结婚，也得存些钱养老。妈妈爸爸的房子给小孩子住也是天经地义的，安心住着，每天回家来吃晚饭才是重要，买房子的事不要提了。”
每天晚上，当我从父母家回到自己的公寓去时，只要钥匙的声音一响。总有那个邻居把门打开，喊一声：“三毛！回来了吗？早点睡喔！”
我们很少串门子，各做各的事情，可是，彼此又那么和睦的照应着。
“名人世界”里真的住了一个我敬爱的名人——孙越，可是很少看见他。一旦见了，欢天喜地。
我的朋友，由大楼一路发展出去，街上卖水果的、卖衣服的、卖杯子的、卖画的、卖书的。小食店的，自动洗衣店的、做饺子的、改衣服的，药房、茶行、金店、文具都成了朋友，三五日不见，他们就想念。
我不想搬家，但愿在台湾的年年月月，就这么永远的过下去。
“三毛姐姐：我们快要搬家了，是突然决定的。那天，妈妈和我到延吉街附近去改裤子，看见一家四楼的窗口贴着‘出售’的红纸，我们一时兴起，上去看了一下，妈妈立即爱上了那幢房子。回来想了一夜，跟爸爸商量后，就去付了定金，所以我们现在的家就要卖了。如果你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楼和屋顶花园，以后卖掉就看不到了，如果你能来——”
看着依伶的信时，已是一九八五年的二月了，正好在垦丁相识一年之后。这一年，常常想念，可是总也没好意思说自己想去，他们那方面呢，怕我忙，不敢打扰，都是有教养的人，就那么体恤来体恤去的，情怯一面。
看了信，我立即拨电话过去，请问可不可以当天晚上就去赖家坐一下？那边热烈的欢迎我，约好在一家书店的门口等。我从父母家吃过晚饭，才走三分钟，就看见了依伶的身影。
再走三分钟，走到一排排如同台北市任何一种灰色陈旧的公寓巷子里，就在那儿，依伶打开了楼下公用的红门，将我往四楼上引。
那儿，灯火亮处，另外三张可亲的笑脸和一双拖鞋，已经在等着我了。
进门的那一零间，看见了柔和的灯光、优雅的竹帘、盆景、花、拱门，很特别的椅子、钢琴、书架、鱼缸、彩色的靠垫目不暇给的美和温暖，在这一间客厅里发着静静的光芒。
来不及坐下来，寿美将我一拉拉到她的卧室去，叫我看她的窗。即使在夜里，也看到，有花如帘，有花如屏，真的千百朵小紫花，垂在那面窗外。
“来看你的纱灯，”依缦对我说。我们通过曲折的拱门之外，穿过厨房、走到多出来的一个通道，有宽宽的窗台，那两盏灯，并挂在许多盆景里，而我的右手，一道木制的楼梯，不知通向哪儿？
“上去吗？”我喊着，就往上跑。
四楼的上面啊，又是一幢小楼，白色的格子大窗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小花园。
我在哪里？我真的站在一幅画的面前，还是只不过一场梦？
花园的灯打开了，我试试看走出去，我站在红砖块铺的院子中间，面四周的墙、花坛、明明鹿港的风景。一丛丛蕨类草和一切的花果，散发着一种野趣的情调，而一切能爬墙的植物，贴着红砖墙往上野野而自由的生长着。有花，又有花，垂到地面。我摸摸树叶，发觉不是在一个梦里，我活活的看见了台北市中这神秘的一角，它竟然藏在一条巷子里！就在父母家几步路外的巷子里。
“看这棵樱花。”寿美说。
我抬起头来，在那凸出的花坛里，一棵落尽了叶子的樱花，衬着台北市灰暗的天空。它那么高，那么骄傲而自信的生长着，它，那棵樱花树，好似在对我说话，它说：“我是你的，我将是你的，如果你爱我。”
那一刻，当我看见了樱花的一刻，我的心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感动，我突然明白了上天冥冥的安排——在垦丁开始。
那个夜晚，当我终于和赖家的人，很自然又亲密的坐下来喝茶时，我捧着杯子，怯怯的问：“你们真的决定不住这儿了？”
他们看上去伤感又欢欣。他们说，付了定金的那幢比较大，也有屋顶小楼和花园，他们决定了，很不舍，可是决定搬了。
“有没有买主了？这一幢？”
“有，还是你间接的朋友呢，说是林云大师的弟子，说你们见过面的。还有另外两家人也来看过了，刊登卖屋的广告是在国语日报上的——我们喜欢这份报。”
“那位我间接的朋友，付了定金没有？”我说。“这两天来付。”
“那我——那我——”我结结巴巴起来。
“三毛，我们绝对没有卖你房子的意思，我们只是请你来看一看，因为要搬家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心很乱。一下子飞快的想了很多事情。
“可不可以给我四天的时间？可不可以向对方拖一拖？可不可以告诉我价格？可不可以——。”我急着问，他们好似很不安，怕我错会是向我卖房子似的。
那夜，告别了这家可爱可亲的人，想到垦丁的偶遇，想到那和和乐乐的家庭气氛，想到他们的教养和亲切，想到这份“和气”充满的屋子，想到这就是接着了一份好风水，想到那棵樱花树我突然想哭。吹着台北市冷冷的夜风，我想，在这失去了丈夫的六年半里，在这世界上，居然还出现了一样我想要的东西，那么我是活着的了。我还有爱——爱上了一幢小楼，这么一见钟情的爱上了它，心里隐隐的知道，里面没有后悔。
回到“名人世界”我碰到了教钢琴的林老师，她热烈的招呼我，我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恍恍惚惚的对她微笑又微笑。
都夜深了，进了温馨的屋子，拿起电话来就往父母家里拨。接电话的是爸爸。
“爸爸，我有事求你——”
“你一定要答应，我一生没有求过你，爸爸，你一定要答应我，我——”我越说越大声。
接电话的爸爸，突然听见这种电话，大概快吓死了。我猜，他一定以为我突然爆发出来要去结婚，不然什么事情会用这种口气呢？
“什么事？妹妹？”妈妈立即抢过了电话。
“妈妈——我看到了一幢房子，我一定要它，妈妈，对不起，我要钱，我要钱。”
“你慢慢讲啊——不要哭嘛——要不要我马上过来？你不要哭呀——。”
“一幢房子，有花的，我想要，妈妈，请你答应我——。”“看上了一幢房子？也不必急呀！明天你来了再讲嘛，电话里怎么讲呢？你这么一哭怎么睡觉呢？明天妈妈一定听你的，慢慢讲——”
“可是我的钱都在西班牙呀，妈妈，我要钱我要钱我现在就要钱——。”
“要钱大家可以想办法，你不要哭呀——。”
“那你一时也没有那么一笔钱，我们怎么办嘛！？”“你那么坚持，明天爸爸妈妈同你一起去看，是不是依伶、依缦家的那幢呢？”
“是——我要。你们看不看我都要定了，可以先去贷款，再叫西班牙银行汇过来，不然我——。”
“不要急嘛！吓死人了！你听话，不要激动，洗一个热水澡，快快去睡，明天——。”
“什么明天？妈妈，你亲眼看到的，我什么都没有真心要过，现在我要了而我一时没有你们一时也拿不出来那我急不急呢西班牙那边是定期的还要等期满，那我——。”“妹妹，你安静、安静，爸爸有存款，你不要急成这种样子，安静下来，去吃安眠药。爸爸这点钱还有，答应你，不要心乱，去睡觉。不过爸爸还是要去看过。”爸爸在分机讲话，我听见了，大声抽了一口气，说了一个：“好”又讲：“对不起。”
“爸爸，你看那棵樱花，你看。”
爸爸站在赖家的小楼门口，探头向院子里看了一看，和蔼的说：“看见了！看见了！”
他哪里看见什么花呢，他看见的是女儿在恋爱的一颗心。
爸爸妈妈初见赖老师、寿美、依缦。而依伶，因为送包心菜去过，是认识的。爸爸妈妈喜欢上了这家人。其实，两家人很像。
妈妈开始谈起一同去代书那儿办过户的事情，赖家的人，给了我一幢他们也是心爱的房子，那种表情，谦卑得好似对不起我似的。他们一定要减价，说是房子给了我。他们心里太快乐了。我们一定不肯他们减价，赖老师很坚持，不肯多讲，定要减。
我在微雨中跟在爸爸妈妈的伞下一路走回家。我又讲那棵花，爸爸说，他确定看见了。妈妈说：“那‘名人世界’就要出租了？”
寿美跟我说，他们的那幢新房子要等四月中旬才能搬过去，我能不能等呢？
是我的东西，当然能等，我欣欣然的等待，不敢再常常去，免得给人压力。
没敢跟“名人世界”的邻居讲起要搬家的事。相处太融洽了，如果早就说起搬家，大家要难过的。既然一定难过，不如晚些才伤心。
跟街头的朋友，我说了。卖水果的那位正在替顾客削水果，一听，就说：“那你以后就不会回来了。”我向他保证一定回来的。他说：“难罗！我会很想念你，我太太也会想念你。”说着他给了我一个苹果，一定不肯收钱。
卖画的朋友听我快要搬了，一定要请我去吃水饺，一定要吃。我去吃，他在街口做生意，向饺子店的老板娘减：“叫她多吃，切些卤菜，向我收钱。”
邻居们在我心里依依不舍，有时，听见他们的钥匙在开门，我会主动的跑出去，喊一声：“下班了吗？早些休息。”
如果他们没在做什么，我也会主动的跑去邻居家坐一会儿，不然请他们来家里坐坐。
相聚的时间一天一天短了，我心里悲伤，而他们不知道。
当寿美在四月份一个明媚的天气里，将那一串串钥匙交在我手中的时候，我看见她眼中好似闪过一层泪光。赖老师的那串，连钥匙圈都给了我。依伶、依缦没有看见，她们在拚命帮着搬家工人运东西。告别的时候，寿美回了一下头，她又回了一下头，在那一霎间，我怕她就要热泪奔流。一直说：“还是你们的家，随时回来，永远欢迎你们来的。”
小屋空了，我进去，发觉清洁公司的人在替我打扫，我吃了一惊。交给我的，是一幢完完全全干净的屋子。这种做法，在中国，可能不多，人走了，还替他人着想，先付了钱，要把地板擦得雪亮的给我。
清洁工人也走了。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一个衣柜一个抽屉的开开关关。进入依伶、依缦的睡房，看见抽屉上贴着一块块小纸片，上面，童稚的字迹，写着——制服、袜子、手帕”这些字，是她们儿童时代一笔一划写下来，再用心贴在每一格抽屉上的。住了十一年的房子，不要说她们，注视着这些字，在安静的小房间里，我看得呆了过去。
想，就留下这间卧室吧，不去动它，也算是个纪念。可是我一个人要两间卧室三个床做什么？
家具走了，竹帘拆了，盆景走了，花瓶走了，鱼缸不在了，书籍不见了，而我的朋友，也走了。对着一帘窗外的花朵，感觉到的竟然是一份说不出的寂寥。这个房子，突然失去了生机。
“名人世界”的家一时还不能搬，我决定将家具、盆景、电话和一切的墙上饰物都留下来。这样妈妈出租的时候，别人看了悦目，就会很快租掉的。虽然，舍不得那个带着浓烈欧洲古老风味的大床。那本来就是一种古典欧风味道的布置，是我慢慢经营出来的。
于是，八德路上的那些家具店，就成了每天去走一遍的地方。那儿离新家很近。
看到一套米白色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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