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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白色粗麻的沙发，忍不住跑进店里想去试坐一下。店里，出来了一个美得如同童话故事插图里的女孩，我们对笑了一下，问了价格，我没说什么，她哎呀一下的叫了起来，突然拉住我的双手，说：“是三毛吗？”我不好意思，谢了她，快快的走了。
第二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又一同散步去看那套沙发。我没敢进去，站在店外等，请父母进去看。没想到，父母很快的也出来了。
“怎么？”我说。
“他们店里正在讲三毛三毛的，我们不敢偷听，赶快出来。”
我们三个人，好老实的，就一路逃回家了。
不行，我还是想那套沙发。
厚着脸皮又去了，来接待我的还是那个美丽脱俗的女孩，我发现，她居然是那儿的老板娘。
这一回，没有跑，跟到店的里面，坐下来，一同喝起茶来。
另外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里，放着绘图桌，一个好英俊的青年有些着涩的走出来跟我打招呼，我发觉，原来他是老板。
说着说着，我指着墙上一张油画，说那张好，这个老板跳了起来，孩子似的叫：“是我画的！”
一问之下，文化大学美术系的毕业生——邹仁定。我的学弟嘛！
这种关系，一讲就亲多了。“文化人”向心力很重，再说，又是个美术系的，我喜欢画画的人。
“怎么样？学弟，去看我的新家吗？”
他说好，他的太太毓秀也想去，把店交给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走就由小巷子里走到了我的家。
“以前，这个家是四个人住的，现在我想把它改成一两个人用的，功能不同，房间就拆，你说呢？”我问学弟。“你要怎么做？”他问。
“你敢不敢替我做？如果我的要求跟一般人不同？”我盯着这个稚气未脱的学弟，知道他同时在做室内设计的。“这个房子本身的塑造性就高。以前住的人必然不俗，很可能是艺术家。”学弟说。
“就是。”我说。
那时，我立即想到寿美，她除了教书，替人画插画之外，一向兼做着室内设计。当初爱上了她的屋子，不是她一手弄成的作品吗？
可是，我不敢扰她。如果要求寿美将她自己的家、自己孩子的卧室连墙打掉，在心理上，她必然会痛。如果我要将她心爱的磁砖打掉，钉上木板，她可能打不下手；如果我说，屋顶小楼向着后院的那面窗要封掉，她可能习惯性的不能呼吸。不能找她，只为了联想到她对这幢房子的深情。请她做，太残忍了。
“我要，这幢房子的墙，除了两三面全白之外，其他全部钉上最不修饰、没有经过处理的杉木板，也就是说，要一幢小木屋。不要怕这种处理，放胆的去做。”
“想一想。”学弟说。我猜，他的脑筋里立即有了画面。“想要孩子的这一间，连墙打掉，成为客厅曲折的另一个角落，将地板做高，上面放大的座垫、小的靠垫，成为楼下再一个谈天的地方。”
“我看见了。”
“我要，每一个房间都有书架，走到哪里手边都有书籍。”“可以，除了楼上。”
“楼上大小七个窗，我们封上两个，做书架。”“好。”
“所有的家具，除了一套沙发之外，全部木工做，包括床和饭桌，也用杉木去做。不处理过的那种，粗犷的，乡土的，可是不能刺手。”
学弟喘了一口气，说：“你不后悔哦！没有人叫我这么做过，那种木头，太粗了。”
“不悔。”我笑着说。
“那么我回去画图样，给你看？”
“好。不要担心，我们一起来。”
天气开始慢慢的热起来，我的新家也开始大兴土木，为了屋顶花园的那些花，常常跑去浇水。碰见了木工师傅，他们一脸的茫然和惧怕。学弟说，师傅讲，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木工，很不自在，他们只想拚命做细活。
“把钉痕打出来，就是这样，钉子就打在木板上，不要怕人看见钉子，要勇敢。”
我拍拍师傅的肩，鼓励他。
“小姐不要后悔哦！”“不会。放胆去做，假想，你在钉一幢森林里的小木屋，想，窗外都是杉木。你呼吸，窗外全是木头的香味。”师傅笑了，一个先笑，另外两个也笑了起来。“怪人小姐呢。”一个悄悄的说，用闽南语，我听见了。
天好热，我诚诚恳恳的对师傅说：“楼下就有间杂货店，请你们渴了就下去拿冰汽水喝，那位张太太人很好，她答应我每天晚上才结一次帐。不要客气，做工辛苦，一定要去拿水喝，不然我要难过的，好吗？好吗？让我请你们。”师傅们很久很久才肯点头，他们，很木讷的那种善良人。我喜欢木匠，耶稣基督在尘世上的父亲不就是个木匠吗？
当，学弟将我的冷气用一个活动木板包起来，在出气口打上了木头的格子架时，我知道，我们的默契越来越深，而他的太太，毓秀，正忙着我的沙发。我全然的将那份“信”完全交托给这一对夫妇。而我，也不闲着，迪化街的布行里，一次又一次的去找花布，要最乡土的。
“那种，你们老祖母时代留下来的大花棉布，越土的越好。不，这太新了，我要更老的花色。”
最后，就在八德路的一家布行里，跌在桌子底下翻，翻出了的确是他们最老最不卖，也不存希望再卖的乡土棉布。“小姐要这种布做什么？都不流行了。”
我快乐的向店员女孩挤一下眼睛，说“是个秘密，不能说的。”
这一块又一块花色不同的棉布，跑到毓秀的手中去，一次又一次。窗帘，除了百叶之外，就用米色粗胚布。毓秀要下水才肯做，我怕她累，不肯，结果是仁定，在深夜里，替我把布放在澡缸里浸水，夫妇两个三更半夜的，把个阳台晒成了林怀民的舞台一样。
我看见了，当一个人，信任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被信任的，受到了多大的鼓励。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人都如此反应，而我的学弟，他就是这样。
灯，是家里的灵魂，对于一个夜生活者来说，它绝对是的。什么心情，什么样的灯光，要求学弟在每一盏灯的开关处，一定加上调光器。
客厅顶灯，用了一把锯掉了柄的美浓雨伞，撑开来，倒挂着。请伞铺少上一道桐油，光线透得出来。客厅大，用中伞。卧室，另一把美浓纸伞灯，极大的，小房间反过来用大伞，我，就睡在它下面。
妈妈来看，吓了一跳，觉得太美了，又有些不放心。“伞，散，同音，不好吧？”
“不，你看，伞字下面都是小人躲着，百子千孙的。再说，我一个人睡，跟谁去散呢？喂，妈妈，你要不要我百子千孙呢？”
“乱讲！乱讲！出去不要乱讲，什么生小孩子什么的——”
我笑倒在妈妈的肩上。我吓她：“万一我有了小孩呢？”“神经病！”“万一去了一趟欧洲回来有了个小孩呢？”我再整她。
妈妈平静的说：“我一样欢迎你回来。”
“好，你放心，不会有。”我大喊。
这一回，妈妈在伞灯下擦起眼睛来了。
这个家，一共装了二十盏灯，全不同，可是全配得上，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楼上楼下的。
植物在夜间也得打灯，跑去电器行，请我的朋友电工替我做了好多盏小灯。那时候，寿美，最爱植物的，也送来了一盏夹灯，用来照的，当然又是盆景。可是我还没有盆景。盆景是生命，等人搬过来的时候一同请进来吧。
我正由台南的一场演讲会上夜归。开车的是林蔚颖，他叫我陈姐姐。车子过了台中，我知道再往北上就是三义，那个木材之乡。
我怯怯的问着林蔚颖：“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晚上，去三义弯一下？只要十五分钟，你肯不肯呢？”他肯了，我一直向他说谢谢、谢谢。
店都打烊了，人没睡，透着灯火的店，我们就去打门。也说不出要什么，一看看到一组二十几张树桩做成的凳子，好好看的。那位客气的老板说：“明天再上一次亮光漆，就送出去了。”我赶紧说：“不要再亮了，就这种光度，拜托分两个给我好不好？”他肯了，我们立即搬上汽车后座怕他后悔。“那个大牛车轮，你卖给我好吗？”
“这个不行，太古老了，是我的收藏。”
我不说什么，站着不肯走。
旁边一位小姐，后来知道也是姓赖的，就指着对街说：“那边有卖好多牛车轮，我带你们过去，那个人大概睡了啦！让我来叫醒他。”
我就厚着脸皮催着她带路。
在蒙蒙的雾色里，用手电简照来照去——我又多了两只牛车轮。加上自己早有的，三个了。他们真好，答应给运到台北来。
那两只随车带来的树根凳子，成了进门处，给客人坐着换鞋的东西，衬极了。眼看这个家一点一点的成长，成形，我夜间梦着都在微笑。
四十五天以后的一个夜里，仁定、毓秀，交还给我新家的钥匙。木工师傅再巡一遍就要退了。我拦住两位师傅，不给他们走，拿出一支黑色水笔来，请求他们在衣柜的门上，给我写下他们的名字，算做一场辛苦工作后的纪念。
师傅们死不肯去签名，推说字不好看。我说我要的是一份对你们的感激，字好不好看有什么重要？他们太羞了，一定不肯。不能强人所难，我有些怅然的谢了他们，道了真心诚意的再见。
家，除了沙发、桌子、椅垫、灯光之外，架上仍是空的。学弟说：“这以后，要看你的了。你搬进来，我们再来看。”
要搬家了，真的可以搬了，我在夜晚回家去的时候，才去按了“名人世界”好几家人的门铃。
“要走了，大后天搬。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一日为邻，终生为友，将来，你们来看看我？”
“怎么？那么突然？”林老师金燕叫了起来。
“不突然，只是我没说。”
“你走了我们不好玩了，一定要走吗？”
我点点头。“以后，还会回来的。”我说。
“去一个陌生的公寓多寂寞，不像我们这种大厦，开了门喊来喊去的。”林老师说。
“是会寂寞的，我先有了心理准备。”
“什嘛！三毛要走啦？！”走廊的门，一扇一扇开了起来。我点点头，有些疲倦的笑着。
“我们请你吃饭！”“我们跟你帮忙！”“再多住一阵！”“我不喜欢你走！”“怎么那么突然？”
我一直说：“会回来的，真的，会回来的。”
大家还是难过了。没有办法，连我自己。过了两个晚上，左邻、右舍、对门，全都涌到家里来。他们，一样一样的东西替我包扎，一包一包的书籍为我装箱，一次一次替我接听永远不给人安宁的电话，说——三毛不在家。
我的父母兄弟和姐姐都要来帮忙，我说不必来任何一个人，我的邻居，就是我的手足，他们——嗳——垦丁，纱灯，一棵樱花树，一幢天台的小楼，带着我的命运，离开了曾经说过但愿永远不要搬的房子。
那一天，六月一日中午，一九八五年。全家的人全部出动，包括小弟才五岁的女儿天明，一边在“名人世界”一边在育达商校的那条巷子，跟着搬家公司，一趟一趟的在烈日下穿梭。星期天，老邻居也当然过来递茶递水。我，好似置身在一个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里，在这时候，人和人的关系，显出了无比的亲密和团结。我累，我忙，可是心里被这份无言的爱，扎扎实实的充满着。
不后悔我的搬，如果不搬，永远不能体会出，有这么多人在深深的关爱着我。
新家一片大乱，爸爸做了总指挥，他太了解我，把挂衣服和放被褥的事情派给家中的女性——妈妈、姐姐、弟妹。把书籍的包裹，打开来，一堆一堆的书放在桌上、椅上、地板上，是弟弟们流着汗做的苦工。爸爸叫我，只要指点，什么书上哪一个架。什么瓶，在什么地方，我才发觉，怎么那么多东西啊，才一个人的。光是老碗和土坛子就不知有多少个，也不是装泡菜的，也不是吃饭的，都成了装饰。
腹稿事先打得好，什么东西放什么地方没有犹豫，弄到黄昏，书都上架了，这件大事一了，以后的细细碎碎，就只有自己慢慢去做了。
那一夜，印度的大块绣巾上了墙，西班牙的盘子上了墙，早已框好的书上了墙。彩色的桌布斜铺在饭桌上；拼花的床罩平平整整的点缀了卧室。苏俄木娃娃站在大书前，以色列的铜雀、埃及的银盘、沙漠的石雕、法国的宝瓶、摩洛哥的镜子、南美的大地之母、泰国的裸女，意大利的瓷做小丑、阿拉伯的神灯、中国的木鱼、瑞典的水晶、巴西的羊皮、瑞士的牛铃、奈及利亚的鼓全部各就各位——和谐的一片美丽世界，它们不争吵。
照片，只放了两张，一张跟丈夫在晨雾中搭着肩一同走的挂书桌右墙。一张丈夫穿着潜水衣的单独照放在床头。而后，拿出一大串重重的褐色橄榄木十字架，在另一面空墙上挂好，叹了一口气，看看天色，什么时候外面已经阳光普照了。
电话响了，第一次新家的电话打来的是妈妈。“妹妹，你没有睡？”她说。
“没有，现在去花市。”我说。
“要睡。”
“要去花市，要水缸里有睡莲，要小楼上全是植物。”“家，不能一天造成的，去睡”
“妈妈，人生苦短，比如朝露——。”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命令你睡觉！”
“好。”我答应了，挂掉电话，数数皮包里的钱就去拿钥匙，穿鞋子。
那个下午，我有了三缸莲花，满满一室青绿青绿的盆景。不行，我不能休息，地板得重擦一次，玻璃窗怎么不够明亮，屋顶花园还没有浇水，那盏唯一没有调光器的立灯得换成八十烛光的，书架上的书分类不够好对不起你，妈妈，如果你以为我正在睡觉，那我也就安心。
人生那么短，抢命似的活是唯一的方法，我不愿慢吞吞的老死。
“妹妹，你这次搬家，让妈妈爸爸送你一架电视机好不好？”父母同时说，我在他们家里。
“嗯——自己买，只买一架录放影机好了，从来不看电视的，不用电视机了。买录影机去租名片来看，这个我喜欢。”“那你怎么看？”大弟吓了一跳似的。
“就用录影机看呀！”我奇怪的说。
“看哪里呀！”大弟叫了起来。
“就看好片子呀！”我也大惊。
“没有电视机，你想只用录影机看片子？！”
“有什么不对？”
“你白痴啦！嗳唷——。”
我想了好久，才明白过来电视机和录影机的相联关系，这又大吃一惊。
过了三天，妈妈带了一个长得好整齐又和气的青年人来，他带来了电视机和录放影机，我只有将它们放在屋内最不显眼的角落。
那个青年人，装好天线，热心的教我怎么使用。我的问题多，他一样一样耐心给我讲解。我问他什么名字，他说叫他小张好了。
小张又来过两次，都是因为我太笨，他教过的就给忘了。那一阵睡眠不足，记忆力立即丧失一半，我知道，眼看精神崩溃就在面前了。
那个录影机，的确给了我极大的快乐。每个星期，我放自己三小时假；看影片。一周一次，其他的时间，仍然交给了要写的歌词、家事，还有三更半夜小院里的静坐。
写这一段的时候，我又想到小张，没过几个月，杉林溪那边峡谷崩石，压死了许多游客，小张的尸体，是最后给认出来的一个。
小张接的天线，成了他和我一种友谊的纪念，我永远不会把这条线拆掉。他的死，又给了我更多的启示，对于眼前的一分一秒，都更加的去热爱它。
“你呀——把那个家当成假的，有空走过去玩玩，洒洒花，就好了。晚上还是回来吃饭、睡觉。”妈妈说。“那怎么行，它明明是真的。”我说。
“夜里我想想你，怕你寂寞，那边没有熟邻居，太静了。”
“妈妈，我好早就出国的，习惯了，你何必自苦？”妈妈擦擦眼睛不再说什么。
突然发觉，寂寞的可能是她。爸爸整天上班，我不要她操心，姐弟各自成家立业——而妈妈，整天一个人，守着那几盘菜，眼巴巴等着黄昏过去，好有人回来吃饭。这就是她的一生一世。一——生——一——世——的——妈妈。“妈妈，明年夏天，我去西班牙，把那边完全结束，永远回来了好吗？”
“真的？”妈妈一楞。
我点点头，不敢看她，又点点头，我藉故走到浴室去。夜里，爸爸看完了电视新闻，我试探的说：“爸爸，空军医院对面在盖一幢大厦，明年交屋，我们散步过去看看样品屋怎么样？不买，只是参观参观。”
他们上当了，跟了我去。
“你们看，五十六坪，四房两厅，分期付，还有贷款，住高楼视线也辽阔，又凉快”我说。
“装修费，我西班牙卖了房子够了，还有一笔定期，再把你们现在太旧了的公寓卖掉。如果有必要，我的新家也可以卖，莲花也不必了，只养蚊子的。爸爸妈妈，你们苦了一生，理所当然应该在晚年住一幢过得去的房子——。”“我们两个老人，何必搬呢？将来——听说内湖的松柏山庄什么的不错，最好的养老院了。”
“什么话，你们住养老院那我靠谁？”我叫了起来。
爸爸突然很快慰，立刻拿出定金，说好第二天再开支票给出售的公司，就定了下来。
爸爸买了一幢新房子，突然而然的，只为了我说：“如果你们进养老院那我靠谁？”
再没有这句话使父母更高兴的了，就因为这样，他们的内心，不会因为儿女的各自分飞而空虚。
“那你将来、明年、房子好了，就跟我们住了？”“当然嘛，那一幢小楼，不过是我的任性而已呀——现在告诉你们真话了，我哪里在乎它呢。”我笑了起来。那是一九五年的秋天，那个夜晚的对话。
一九八六年十月我下飞机，全家人都在接，除了爸爸。
处理掉了加纳利群岛的一切，我换机、换机再换机、换机，一路不停的飞回了台湾。
坐在弟弟的车里，他递上来一个信封，是英文的，爸爸漂亮极了的书法，写着——给我的女儿。
打开来一看，又是英文信，写着：我亲爱的女儿，请你原谅我不能亲自来机场接你。过去的一切，都已过去了，切望你的心里，不要藏着太多的悲伤，相反的，应该仰望美好的未来。
这一次，你在加纳利岛上处理事情的平静和坚强，使爸爸深感骄傲。我在家中等着你的归来。
爱你的父亲
我看了，不说什么，将信放入口袋中去。
知道爸爸不肯在中文里用这些字，他用英文写出“亲爱的女儿”和“爱你的爸爸”自然而然，而这种出自内心的深情，要他用中文来表达，是很羞涩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去写英文的道理。
回家了，仍睡父母的旧家。
大睡了一天一夜，起床后正是一个星期天的黄昏。爸爸妈妈等着我醒来，迫不及待的带着我走向他们的那幢新房子。在一大堆水泥、砖块、木材的工地上，爸爸指着第十四层楼，对我说：“看见了没有？左边那一个阳台，就是我们未来的家。现在我们走上去看里面，爸爸在地上划了粉笔印子代表家具和厨柜的位置。你去看看，你的房间合不合意，我们才开始装修。明年春天，我们可以搬进去了，计划做好多好多书架给你放书——。”
我听着听着，耳边传来了一年以前自己的声音，在夜色里向爸爸说：“爸爸，你看那棵樱花，看见没有，那棵樱花？”我有一些恍惚，我的小楼、我的睡莲、我的盆景、书、娃娃、画、窗外的花帘、室内的彩布、石像、灯、铜器、土坛“我的家——我的生命”都在眼前淡去。它们渐行渐远，远到了天边，成为再也看不见的盲点。
我紧紧的拉住妈妈的手，跟她说：“当心，楼梯上有水，当心滑倒。爸爸，你慢慢走，十四楼太高。这个电梯晚上怎么不开前面有块木板，看到了？不要绊了——。”
分别二十年后的中秋节，我站在爸爸妈妈的身边，每天夜里去看一次那幢即将成为我们的家。我常常有些恍惚，觉得这一切，都在梦中进行。而另一种幸福，真真实实的幸福，却在心里滋长，那份滋味，带着一种一切已经过去了的辛酸，疲倦、安然的释放，也就那么来了。
“我们去你家玩，小姑，好不好？”
小弟的孩子天明、天白叫喊着。
“什么家？”
“那个嘛！有屋顶花园又有好多梯子的家嘛！带我们去玩好不好？”
“好呀！不过那只是个去玩玩的地方，可以去浇花。那不再是小姑的家了。”
“那你的家在哪里？”
“阿一丫、阿娘（注：阿一丫、阿娘是宁波话中祖父、祖母的意思。）住在哪里，小姑的家就在哪里。”“不可惜，明天我们就去看它——那个屋顶花园。我们一起去浇水玩好不好？不能赖喔——来，勾勾手指，明天一定去——。”
米白色粗麻的沙发，忍不住跑进店里想去试坐一下。店里，出来了一个美得如同童话故事插图里的女孩，我们对笑了一下，问了价格，我没说什么，她哎呀一下的叫了起来，突然拉住我的双手，说：“是三毛吗？”我不好意思，谢了她，快快的走了。
第二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又一同散步去看那套沙发。我没敢进去，站在店外等，请父母进去看。没想到，父母很快的也出来了。
“怎么？”我说。
“他们店里正在讲三毛三毛的，我们不敢偷听，赶快出来。”
我们三个人，好老实的，就一路逃回家了。
不行，我还是想那套沙发。
厚着脸皮又去了，来接待我的还是那个美丽脱俗的女孩，我发现，她居然是那儿的老板娘。
这一回，没有跑，跟到店的里面，坐下来，一同喝起茶来。
另外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里，放着绘图桌，一个好英俊的青年有些着涩的走出来跟我打招呼，我发觉，原来他是老板。
说着说着，我指着墙上一张油画，说那张好，这个老板跳了起来，孩子似的叫：“是我画的！”
一问之下，文化大学美术系的毕业生——邹仁定。我的学弟嘛！
这种关系，一讲就亲多了。“文化人”向心力很重，再说，又是个美术系的，我喜欢画画的人。
“怎么样？学弟，去看我的新家吗？”
他说好，他的太太毓秀也想去，把店交给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走就由小巷子里走到了我的家。
“以前，这个家是四个人住的，现在我想把它改成一两个人用的，功能不同，房间就拆，你说呢？”我问学弟。“你要怎么做？”他问。
“你敢不敢替我做？如果我的要求跟一般人不同？”我盯着这个稚气未脱的学弟，知道他同时在做室内设计的。“这个房子本身的塑造性就高。以前住的人必然不俗，很可能是艺术家。”学弟说。
“就是。”我说。
那时，我立即想到寿美，她除了教书，替人画插画之外，一向兼做着室内设计。当初爱上了她的屋子，不是她一手弄成的作品吗？
可是，我不敢扰她。如果要求寿美将她自己的家、自己孩子的卧室连墙打掉，在心理上，她必然会痛。如果我要将她心爱的磁砖打掉，钉上木板，她可能打不下手；如果我说，屋顶小楼向着后院的那面窗要封掉，她可能习惯性的不能呼吸。不能找她，只为了联想到她对这幢房子的深情。请她做，太残忍了。
“我要，这幢房子的墙，除了两三面全白之外，其他全部钉上最不修饰、没有经过处理的杉木板，也就是说，要一幢小木屋。不要怕这种处理，放胆的去做。”
“想一想。”学弟说。我猜，他的脑筋里立即有了画面。“想要孩子的这一间，连墙打掉，成为客厅曲折的另一个角落，将地板做高，上面放大的座垫、小的靠垫，成为楼下再一个谈天的地方。”
“我看见了。”
“我要，每一个房间都有书架，走到哪里手边都有书籍。”“可以，除了楼上。”
“楼上大小七个窗，我们封上两个，做书架。”“好。”
“所有的家具，除了一套沙发之外，全部木工做，包括床和饭桌，也用杉木去做。不处理过的那种，粗犷的，乡土的，可是不能刺手。”
学弟喘了一口气，说：“你不后悔哦！没有人叫我这么做过，那种木头，太粗了。”
“不悔。”我笑着说。
“那么我回去画图样，给你看？”
“好。不要担心，我们一起来。”
天气开始慢慢的热起来，我的新家也开始大兴土木，为了屋顶花园的那些花，常常跑去浇水。碰见了木工师傅，他们一脸的茫然和惧怕。学弟说，师傅讲，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木工，很不自在，他们只想拚命做细活。
“把钉痕打出来，就是这样，钉子就打在木板上，不要怕人看见钉子，要勇敢。”
我拍拍师傅的肩，鼓励他。
“小姐不要后悔哦！”“不会。放胆去做，假想，你在钉一幢森林里的小木屋，想，窗外都是杉木。你呼吸，窗外全是木头的香味。”师傅笑了，一个先笑，另外两个也笑了起来。“怪人小姐呢。”一个悄悄的说，用闽南语，我听见了。
天好热，我诚诚恳恳的对师傅说：“楼下就有间杂货店，请你们渴了就下去拿冰汽水喝，那位张太太人很好，她答应我每天晚上才结一次帐。不要客气，做工辛苦，一定要去拿水喝，不然我要难过的，好吗？好吗？让我请你们。”师傅们很久很久才肯点头，他们，很木讷的那种善良人。我喜欢木匠，耶稣基督在尘世上的父亲不就是个木匠吗？
当，学弟将我的冷气用一个活动木板包起来，在出气口打上了木头的格子架时，我知道，我们的默契越来越深，而他的太太，毓秀，正忙着我的沙发。我全然的将那份“信”完全交托给这一对夫妇。而我，也不闲着，迪化街的布行里，一次又一次的去找花布，要最乡土的。
“那种，你们老祖母时代留下来的大花棉布，越土的越好。不，这太新了，我要更老的花色。”
最后，就在八德路的一家布行里，跌在桌子底下翻，翻出了的确是他们最老最不卖，也不存希望再卖的乡土棉布。“小姐要这种布做什么？都不流行了。”
我快乐的向店员女孩挤一下眼睛，说“是个秘密，不能说的。”
这一块又一块花色不同的棉布，跑到毓秀的手中去，一次又一次。窗帘，除了百叶之外，就用米色粗胚布。毓秀要下水才肯做，我怕她累，不肯，结果是仁定，在深夜里，替我把布放在澡缸里浸水，夫妇两个三更半夜的，把个阳台晒成了林怀民的舞台一样。
我看见了，当一个人，信任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被信任的，受到了多大的鼓励。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人都如此反应，而我的学弟，他就是这样。
灯，是家里的灵魂，对于一个夜生活者来说，它绝对是的。什么心情，什么样的灯光，要求学弟在每一盏灯的开关处，一定加上调光器。
客厅顶灯，用了一把锯掉了柄的美浓雨伞，撑开来，倒挂着。请伞铺少上一道桐油，光线透得出来。客厅大，用中伞。卧室，另一把美浓纸伞灯，极大的，小房间反过来用大伞，我，就睡在它下面。
妈妈来看，吓了一跳，觉得太美了，又有些不放心。“伞，散，同音，不好吧？”
“不，你看，伞字下面都是小人躲着，百子千孙的。再说，我一个人睡，跟谁去散呢？喂，妈妈，你要不要我百子千孙呢？”
“乱讲！乱讲！出去不要乱讲，什么生小孩子什么的——”
我笑倒在妈妈的肩上。我吓她：“万一我有了小孩呢？”“神经病！”“万一去了一趟欧洲回来有了个小孩呢？”我再整她。
妈妈平静的说：“我一样欢迎你回来。”
“好，你放心，不会有。”我大喊。
这一回，妈妈在伞灯下擦起眼睛来了。
这个家，一共装了二十盏灯，全不同，可是全配得上，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楼上楼下的。
植物在夜间也得打灯，跑去电器行，请我的朋友电工替我做了好多盏小灯。那时候，寿美，最爱植物的，也送来了一盏夹灯，用来照的，当然又是盆景。可是我还没有盆景。盆景是生命，等人搬过来的时候一同请进来吧。
我正由台南的一场演讲会上夜归。开车的是林蔚颖，他叫我陈姐姐。车子过了台中，我知道再往北上就是三义，那个木材之乡。
我怯怯的问着林蔚颖：“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晚上，去三义弯一下？只要十五分钟，你肯不肯呢？”他肯了，我一直向他说谢谢、谢谢。
店都打烊了，人没睡，透着灯火的店，我们就去打门。也说不出要什么，一看看到一组二十几张树桩做成的凳子，好好看的。那位客气的老板说：“明天再上一次亮光漆，就送出去了。”我赶紧说：“不要再亮了，就这种光度，拜托分两个给我好不好？”他肯了，我们立即搬上汽车后座怕他后悔。“那个大牛车轮，你卖给我好吗？”
“这个不行，太古老了，是我的收藏。”
我不说什么，站着不肯走。
旁边一位小姐，后来知道也是姓赖的，就指着对街说：“那边有卖好多牛车轮，我带你们过去，那个人大概睡了啦！让我来叫醒他。”
我就厚着脸皮催着她带路。
在蒙蒙的雾色里，用手电简照来照去——我又多了两只牛车轮。加上自己早有的，三个了。他们真好，答应给运到台北来。
那两只随车带来的树根凳子，成了进门处，给客人坐着换鞋的东西，衬极了。眼看这个家一点一点的成长，成形，我夜间梦着都在微笑。
四十五天以后的一个夜里，仁定、毓秀，交还给我新家的钥匙。木工师傅再巡一遍就要退了。我拦住两位师傅，不给他们走，拿出一支黑色水笔来，请求他们在衣柜的门上，给我写下他们的名字，算做一场辛苦工作后的纪念。
师傅们死不肯去签名，推说字不好看。我说我要的是一份对你们的感激，字好不好看有什么重要？他们太羞了，一定不肯。不能强人所难，我有些怅然的谢了他们，道了真心诚意的再见。
家，除了沙发、桌子、椅垫、灯光之外，架上仍是空的。学弟说：“这以后，要看你的了。你搬进来，我们再来看。”
要搬家了，真的可以搬了，我在夜晚回家去的时候，才去按了“名人世界”好几家人的门铃。
“要走了，大后天搬。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一日为邻，终生为友，将来，你们来看看我？”
“怎么？那么突然？”林老师金燕叫了起来。
“不突然，只是我没说。”
“你走了我们不好玩了，一定要走吗？”
我点点头。“以后，还会回来的。”我说。
“去一个陌生的公寓多寂寞，不像我们这种大厦，开了门喊来喊去的。”林老师说。
“是会寂寞的，我先有了心理准备。”
“什嘛！三毛要走啦？！”走廊的门，一扇一扇开了起来。我点点头，有些疲倦的笑着。
“我们请你吃饭！”“我们跟你帮忙！”“再多住一阵！”“我不喜欢你走！”“怎么那么突然？”
我一直说：“会回来的，真的，会回来的。”
大家还是难过了。没有办法，连我自己。过了两个晚上，左邻、右舍、对门，全都涌到家里来。他们，一样一样的东西替我包扎，一包一包的书籍为我装箱，一次一次替我接听永远不给人安宁的电话，说——三毛不在家。
我的父母兄弟和姐姐都要来帮忙，我说不必来任何一个人，我的邻居，就是我的手足，他们——嗳——垦丁，纱灯，一棵樱花树，一幢天台的小楼，带着我的命运，离开了曾经说过但愿永远不要搬的房子。
那一天，六月一日中午，一九八五年。全家的人全部出动，包括小弟才五岁的女儿天明，一边在“名人世界”一边在育达商校的那条巷子，跟着搬家公司，一趟一趟的在烈日下穿梭。星期天，老邻居也当然过来递茶递水。我，好似置身在一个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里，在这时候，人和人的关系，显出了无比的亲密和团结。我累，我忙，可是心里被这份无言的爱，扎扎实实的充满着。
不后悔我的搬，如果不搬，永远不能体会出，有这么多人在深深的关爱着我。
新家一片大乱，爸爸做了总指挥，他太了解我，把挂衣服和放被褥的事情派给家中的女性——妈妈、姐姐、弟妹。把书籍的包裹，打开来，一堆一堆的书放在桌上、椅上、地板上，是弟弟们流着汗做的苦工。爸爸叫我，只要指点，什么书上哪一个架。什么瓶，在什么地方，我才发觉，怎么那么多东西啊，才一个人的。光是老碗和土坛子就不知有多少个，也不是装泡菜的，也不是吃饭的，都成了装饰。
腹稿事先打得好，什么东西放什么地方没有犹豫，弄到黄昏，书都上架了，这件大事一了，以后的细细碎碎，就只有自己慢慢去做了。
那一夜，印度的大块绣巾上了墙，西班牙的盘子上了墙，早已框好的书上了墙。彩色的桌布斜铺在饭桌上；拼花的床罩平平整整的点缀了卧室。苏俄木娃娃站在大书前，以色列的铜雀、埃及的银盘、沙漠的石雕、法国的宝瓶、摩洛哥的镜子、南美的大地之母、泰国的裸女，意大利的瓷做小丑、阿拉伯的神灯、中国的木鱼、瑞典的水晶、巴西的羊皮、瑞士的牛铃、奈及利亚的鼓全部各就各位——和谐的一片美丽世界，它们不争吵。
照片，只放了两张，一张跟丈夫在晨雾中搭着肩一同走的挂书桌右墙。一张丈夫穿着潜水衣的单独照放在床头。而后，拿出一大串重重的褐色橄榄木十字架，在另一面空墙上挂好，叹了一口气，看看天色，什么时候外面已经阳光普照了。
电话响了，第一次新家的电话打来的是妈妈。“妹妹，你没有睡？”她说。
“没有，现在去花市。”我说。
“要睡。”
“要去花市，要水缸里有睡莲，要小楼上全是植物。”“家，不能一天造成的，去睡”
“妈妈，人生苦短，比如朝露——。”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命令你睡觉！”
“好。”我答应了，挂掉电话，数数皮包里的钱就去拿钥匙，穿鞋子。
那个下午，我有了三缸莲花，满满一室青绿青绿的盆景。不行，我不能休息，地板得重擦一次，玻璃窗怎么不够明亮，屋顶花园还没有浇水，那盏唯一没有调光器的立灯得换成八十烛光的，书架上的书分类不够好对不起你，妈妈，如果你以为我正在睡觉，那我也就安心。
人生那么短，抢命似的活是唯一的方法，我不愿慢吞吞的老死。
“妹妹，你这次搬家，让妈妈爸爸送你一架电视机好不好？”父母同时说，我在他们家里。
“嗯——自己买，只买一架录放影机好了，从来不看电视的，不用电视机了。买录影机去租名片来看，这个我喜欢。”“那你怎么看？”大弟吓了一跳似的。
“就用录影机看呀！”我奇怪的说。
“看哪里呀！”大弟叫了起来。
“就看好片子呀！”我也大惊。
“没有电视机，你想只用录影机看片子？！”
“有什么不对？”
“你白痴啦！嗳唷——。”
我想了好久，才明白过来电视机和录影机的相联关系，这又大吃一惊。
过了三天，妈妈带了一个长得好整齐又和气的青年人来，他带来了电视机和录放影机，我只有将它们放在屋内最不显眼的角落。
那个青年人，装好天线，热心的教我怎么使用。我的问题多，他一样一样耐心给我讲解。我问他什么名字，他说叫他小张好了。
小张又来过两次，都是因为我太笨，他教过的就给忘了。那一阵睡眠不足，记忆力立即丧失一半，我知道，眼看精神崩溃就在面前了。
那个录影机，的确给了我极大的快乐。每个星期，我放自己三小时假；看影片。一周一次，其他的时间，仍然交给了要写的歌词、家事，还有三更半夜小院里的静坐。
写这一段的时候，我又想到小张，没过几个月，杉林溪那边峡谷崩石，压死了许多游客，小张的尸体，是最后给认出来的一个。
小张接的天线，成了他和我一种友谊的纪念，我永远不会把这条线拆掉。他的死，又给了我更多的启示，对于眼前的一分一秒，都更加的去热爱它。
“你呀——把那个家当成假的，有空走过去玩玩，洒洒花，就好了。晚上还是回来吃饭、睡觉。”妈妈说。“那怎么行，它明明是真的。”我说。
“夜里我想想你，怕你寂寞，那边没有熟邻居，太静了。”
“妈妈，我好早就出国的，习惯了，你何必自苦？”妈妈擦擦眼睛不再说什么。
突然发觉，寂寞的可能是她。爸爸整天上班，我不要她操心，姐弟各自成家立业——而妈妈，整天一个人，守着那几盘菜，眼巴巴等着黄昏过去，好有人回来吃饭。这就是她的一生一世。一——生——一——世——的——妈妈。“妈妈，明年夏天，我去西班牙，把那边完全结束，永远回来了好吗？”
“真的？”妈妈一楞。
我点点头，不敢看她，又点点头，我藉故走到浴室去。夜里，爸爸看完了电视新闻，我试探的说：“爸爸，空军医院对面在盖一幢大厦，明年交屋，我们散步过去看看样品屋怎么样？不买，只是参观参观。”
他们上当了，跟了我去。
“你们看，五十六坪，四房两厅，分期付，还有贷款，住高楼视线也辽阔，又凉快”我说。
“装修费，我西班牙卖了房子够了，还有一笔定期，再把你们现在太旧了的公寓卖掉。如果有必要，我的新家也可以卖，莲花也不必了，只养蚊子的。爸爸妈妈，你们苦了一生，理所当然应该在晚年住一幢过得去的房子——。”“我们两个老人，何必搬呢？将来——听说内湖的松柏山庄什么的不错，最好的养老院了。”
“什么话，你们住养老院那我靠谁？”我叫了起来。
爸爸突然很快慰，立刻拿出定金，说好第二天再开支票给出售的公司，就定了下来。
爸爸买了一幢新房子，突然而然的，只为了我说：“如果你们进养老院那我靠谁？”
再没有这句话使父母更高兴的了，就因为这样，他们的内心，不会因为儿女的各自分飞而空虚。
“那你将来、明年、房子好了，就跟我们住了？”“当然嘛，那一幢小楼，不过是我的任性而已呀——现在告诉你们真话了，我哪里在乎它呢。”我笑了起来。那是一九五年的秋天，那个夜晚的对话。
一九八六年十月我下飞机，全家人都在接，除了爸爸。
处理掉了加纳利群岛的一切，我换机、换机再换机、换机，一路不停的飞回了台湾。
坐在弟弟的车里，他递上来一个信封，是英文的，爸爸漂亮极了的书法，写着——给我的女儿。
打开来一看，又是英文信，写着：我亲爱的女儿，请你原谅我不能亲自来机场接你。过去的一切，都已过去了，切望你的心里，不要藏着太多的悲伤，相反的，应该仰望美好的未来。
这一次，你在加纳利岛上处理事情的平静和坚强，使爸爸深感骄傲。我在家中等着你的归来。
爱你的父亲
我看了，不说什么，将信放入口袋中去。
知道爸爸不肯在中文里用这些字，他用英文写出“亲爱的女儿”和“爱你的爸爸”自然而然，而这种出自内心的深情，要他用中文来表达，是很羞涩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去写英文的道理。
回家了，仍睡父母的旧家。
大睡了一天一夜，起床后正是一个星期天的黄昏。爸爸妈妈等着我醒来，迫不及待的带着我走向他们的那幢新房子。在一大堆水泥、砖块、木材的工地上，爸爸指着第十四层楼，对我说：“看见了没有？左边那一个阳台，就是我们未来的家。现在我们走上去看里面，爸爸在地上划了粉笔印子代表家具和厨柜的位置。你去看看，你的房间合不合意，我们才开始装修。明年春天，我们可以搬进去了，计划做好多好多书架给你放书——。”
我听着听着，耳边传来了一年以前自己的声音，在夜色里向爸爸说：“爸爸，你看那棵樱花，看见没有，那棵樱花？”我有一些恍惚，我的小楼、我的睡莲、我的盆景、书、娃娃、画、窗外的花帘、室内的彩布、石像、灯、铜器、土坛“我的家——我的生命”都在眼前淡去。它们渐行渐远，远到了天边，成为再也看不见的盲点。
我紧紧的拉住妈妈的手，跟她说：“当心，楼梯上有水，当心滑倒。爸爸，你慢慢走，十四楼太高。这个电梯晚上怎么不开前面有块木板，看到了？不要绊了——。”
分别二十年后的中秋节，我站在爸爸妈妈的身边，每天夜里去看一次那幢即将成为我们的家。我常常有些恍惚，觉得这一切，都在梦中进行。而另一种幸福，真真实实的幸福，却在心里滋长，那份滋味，带着一种一切已经过去了的辛酸，疲倦、安然的释放，也就那么来了。
“我们去你家玩，小姑，好不好？”
小弟的孩子天明、天白叫喊着。
“什么家？”
“那个嘛！有屋顶花园又有好多梯子的家嘛！带我们去玩好不好？”
“好呀！不过那只是个去玩玩的地方，可以去浇花。那不再是小姑的家了。”
“那你的家在哪里？”
“阿一丫、阿娘（注：阿一丫、阿娘是宁波话中祖父、祖母的意思。）住在哪里，小姑的家就在哪里。”“不可惜，明天我们就去看它——那个屋顶花园。我们一起去浇水玩好不好？不能赖喔——来，勾勾手指，明天一定去——。”